张焕玲

(1.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 贵州遵义 563002；2.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四川成都 610064)

■文学·艺术研究

宋代蒙学文化视野下的咏经史诗创作

张焕玲1，2

(1.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 贵州遵义 563002；2.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四川成都 610064)

自唐代李翰《蒙求》、胡曾《咏史诗》等作为诗体训蒙读物而流行于世后，咏经史之作就以其文史兼备、韵律优美、德识并重、便于讽诵的特点颇受学者、蒙师、童蒙的青睐。宋人在继承唐人的基础上，也创作了一系列的咏经史蒙求读物，泽被后世，影响甚巨。

宋代蒙学文化；咏史蒙求；咏经蒙求

一、宋代蒙学教材的繁荣

两宋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高度发展时期，官学、私学及家庭教育都堪称教育史上的典范模式，不仅在文学艺术诸方面都给予了学子丰富的精神滋养，而且对于宋代文化的整体发展都有着深刻影响。私学包括以识字、习字为主要目标的蒙学教育和以专门研究学问或为科举做准备的书院教育。二者传授儒学，且重视历史知识的培养，步入空前繁荣的境地。“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1]再加上印刷术的飞跃发展，使得《千字文》《蒙求》《咏史诗》等一类识字课本在社会上广为流行，宋人的学前教育普及率也大为提高，城乡均出现了许多专职的教书先生，乡村多利用农闲举办冬学。两宋文教盛行，童蒙读物的编写也异彩纷呈，在继承前代编写经验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新的时代特点。不仅种类齐全，内容丰富，体式多样，而且量多质优。从教材编纂者的身份言，蒙学教材虽粗浅通俗，但却多由宋代著名的学者宗师如司马光、吕本中、张九成、朱熹、赵鼎、真德秀、吕祖谦等人亲自执笔编写。他们或尊为一朝宰辅，或贵为当世硕儒，并不因训蒙之书粗浅而不屑为之，反映出中国古代良好的人文教育传统。如枢密院编修官吕本中撰《童蒙训》，制定详尽的授课计划：“早晨经书，每授五百遍，饭后史书，可诵者百遍，夜读子书，每授三百遍”，[2]并强调经史不可偏废，博学才能返约。

中国传统蒙求以历史类为大宗，多通过传授知识向儿童灌输孝悌仁义、忠君爱国思想。两宋历史蒙求数量繁富，体裁多样，对于普及儿童的历史知识，培养其史学爱好，促进传统史学的繁荣及民族历史感的形成曾起重大作用。按体裁来划分有蒙求体、咏史诗体、千字文体和歌诀体。据《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通志·艺文略》《国史经籍志》等公私书目著录，蒙求体人文历史综合读物有20多种，王令《十七史蒙求》、黄继善《史学提要》则为翘楚，前者取材于十七部正史，以丰富的史籍为依托，搜罗宋前丰富的历史人物和故事，涉及政治、军事、外交、文学、艺术等方面。正文上下两句对偶，每句讲一个人物或故事，不拘事件发生的次序，在内容上或连类而及，或连类相比，如开篇云：“燕许手笔，李杜文章。通有一心，绾无他肠。鸟鹊识李，草木知张”，[3]正文之下，详加注释，涉及《左传》《战国策》《国语》《说苑》《风俗通义》《东观汉纪》《汉武故事》《华阳国志》等二十多种典籍，丰富了教材的内容，增强了历史趣味性；后者以时间为线索，以朝代为小标题，以四言韵语编贯诸史，系统概说各朝发展演变，是同类读物中出现较早、篇幅较长、介绍历史比较详细、知识涵盖面广的一种。或说一些传说人物故事。有的记其可取的言行，有的带有激励劝勉之意味。文字浅显，便于记诵，有利于儿童对历史知识的学习。既有宣扬儒家道德的训诫伦理读本，如俞观能《孝梯类鉴》、邵笥《孝梯蒙求》等；又有博物类启蒙教材，如胡谦《庐陵蒙求》等；还有像僧灵操《释氏蒙求》、释道诚《尼蒙求》等。本朝史蒙求也随之勃兴，如佚名《国朝撮要》、范镇《本朝蒙求》、《国史对韵》、徐子复《圣宋蒙求》等，摭取事实，博闻广见，鉴戒规劝，经世致用。

胡寅《叙古千文》是千字文体蒙求的代表作，以简洁凝练的四言韵语概括远古至宋的历史轮廓。秦统一以前的历史写得非常详细，此后则甚为简略。该书秉承春秋笔法，“叙古字凡千不重，虽饮席间谈笑成之，而上下数千载，关系大处包撮略尽。兴君昏主之理乱，哲佐悖臣之功罪，吾道异端之正偏，一字森严，百世确论，不但可以习童稚而已。”[4]编者在叙史时以君君臣臣的儒家伦理道德口诛笔伐，寓褒贬于字里行间，措辞深奥，有很浓的理学色彩，故得到朱熹的大力揄扬，赞“其叙事立言，昭示法戒，实有《春秋》经世之志。至于发明大统，开示正途，则又于卒章深致意焉。新学小童，朝夕讽之而问其义，亦足以养正于蒙矣”，[5]朱门高弟黄灏为之作注，使得此篇在宋朝多次刊印，甚为流行。

歌诀体以王应麟《三字经》最为成功，三字一句，通俗浅显，一气呵成，自然流畅，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囊括传统的人文地理、历史思想、道德伦理及趣闻轶事，具有识字、博识、德教等多重功能，故流播广泛，家喻户晓。它与《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并称为“三、百、千、千”，成为享誉中外的优秀蒙学读物。[6]还有涉及历代纪元知识的读物，如杨备《历代纪元赋》将汉至五代正统年号，为赋一首。又佚名《宝历歌》“以开辟太古，讫于周世宗，正统帝王世次谥号，成七言韵语一通。”[7]

二、宋代咏经体蒙学读物大兴

两宋时期，作为雅文学的宋诗也堪与唐诗比肩，咏经、咏史诗亦在宋人的手中大放异彩，众体兼备。这与宋帝爱好文艺、躬亲示范关系密切。如宋真宗在饱读经史之余，写了读十一经诗、读十七史诗，同时他还命馆阁大臣奉和，当时直集贤院、国史编修官夏竦就写有《奉和御制看<毛诗诗>三章》《奉和御制读史诗》。上至天子，下及庶民，读经，疑经，咏经，教经，颂经，乐此不疲。“宋代乡校盛行咏史，风气所被遂有咏经、咏子之作。”[8]宋代咏经诗数量丰富，据《全宋诗》《全宋诗订补》及补遗论文统计有660馀首。学者在研读、讲授经书时也创作了不少组诗如张载《解诗十三章》、宇文虚中、洪皓《春秋纪咏》、张九成《论语绝句》、朱熹《训蒙绝句》、陈淳《小学诗礼》、黄次伋《评孟诗》、林同《孝诗》、林子允《论语诗》、陈普《四书》咏、《毛诗》咏、方回《先天易吟》《后天易吟》《大衍易吟》等，其中洪皓、宇文虚中《春秋纪咏》各三十卷，数量最为可观。

咏经诗作为以教书为业的学者自编经学韵语教材，得以广泛流播，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清人认为此乃“偶然之翰墨也。……其于经术无甚发挥，虽弗录可也。”[9]则轻视其启蒙生徒，开启后学之蒙学文化价值，苛求其学术价值，有失公允。咏经诗既便于童蒙诵读学习，又普及了经学思想。如张载《卷耳解》云：“闺阃诚难与国防，默嗟徒御困高冈。觥罍欲解痡瘏恨，采耳元因备酒浆。”[10]则以七言绝句演绎了《卷耳》一诗的旨意，与原诗相比，更直白浅显，主题鲜明，易于理解。又《题解诗后》云：“置心平易始通诗，逆志从容自解颐。文害可嗟高叟固，十年聊用勉经师。”[10]则说明了《解诗》的创作意图旨在发明诗教，启迪后学。又洪皓孜孜讲学之余，贯穿三《传》，删去繁说，褒善贬恶，如《石碏大义灭亲》一诗云：“恶吁及厚笃忠纯，大义无私遂灭亲。后代奸邪残骨肉，屡援斯语陷良臣。”[10]春秋时卫国大夫石碏之子厚与公子州吁密谋杀桓公自立。石碏诱杀二人，大义灭亲，迎立公子晋为卫君。诗人赞美了石碏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徇私情，秉公办事的高尚品格。童蒙讽咏之余，不仅了解了《春秋》史事，而且受到道德熏陶。

张九成、朱熹、陈淳、林同、林子允、陈普、方回等人也在多年教学读经基础上，通过自编韵语经学教材，将深邃冗长的经书深入浅出吟诵出来，成功地实现了经学的歌诀化，韵语化，通俗化，以诗的形式向童蒙传经布史，较系统的反映了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是理学与经学融合的产物。张九成《论语绝句》、朱熹《训蒙绝句》、陈普四书咏均是在每首诗前摘引经书词句以命题，更具有通俗性与趣味性，极便于初学诵记。如《论语绝句》其十八题解云：“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诗云：“文子平生不妄为，仲尼想亦喜闻之。或能再矣斯犹可，何况加之以三思。”[10]在概括三思而后行的文意中加以合理的联想，肯定季文子三思而后行之美德。又朱熹在病中默诵《四书》，并结合理学思想以所思所忆赋为诗歌，用以体道训蒙，如《致知》一诗云：“此心原自有知存，气蔽其明物有昏。渐渐剔开昏与蔽，一时通透理穷源。”[10]就是联系日常生活现象对理学的根本命题“格物”与“致知”关系的形象生动的阐释。后学赞此作“上至天命心性之原，下至洒扫步趋之末，帝王传心之妙，圣贤讲学之方，体用兼该，显微无间。”[11]朱熹高足陈淳则从《礼记·曲礼》等篇中择其要者以五言绝句赋诗，《事亲》篇述子女侍奉父母之准则；《事长》篇规范晚辈敬奉长辈之言行；《男女》篇区分男女相处礼仪、职责；《杂仪》篇教导童蒙洒扫进退之礼，如《事长》其五云：“见父之执者。不问不敢对。不谓进不进。不谓退不退。”[12]以韵语形式概括阐释《礼记》的内容，明白如话，质朴自然，易为童蒙所领悟并践履。石堂先生陈普仿效前贤，在设帐授徒时将《四书》及《毛诗》咏为组诗，歌诱童蒙，可谓有韵之讲义。空斋林同赋《孝诗》一卷，分类吟咏圣人、贤者、仙佛、妇女、夷狄、禽兽昆虫之孝，语句浅白，不加雕饰，有益于童蒙学习践履孝悌之道。

三、宋代咏史体蒙学读物的激增

北宋在庆历、熙宁、崇宁年间曾三次大规模兴学，学校之设遍天下。两宋多博学好文之君，在科举考试中尤重经史考核。宋人在蒙求编写中继往开来，创作了大量的咏经史诗，众体兼备，既有五、七言古体，又有五、七言律绝；覆盖全史，既有通史长篇类，又有断代组诗类。或从大处着笔，概述历代王朝世系传授过程，或以道德评价切入，遍咏历代名贤英才。整体与个案相结合，在历史教学中可起到较为显著的辅助作用。两宋咏史体的蒙求有史浩《童丱须知》、王十朋《咏史诗》、刘克庄《杂咏》、杨简《历代诗》、陈普《咏史》《历代传授歌》、徐钧《史咏集》等。散佚不传的有谢君《咏史诗》、胡舜陟《咏史诗》黄秀才《咏史诗》、谢安国《咏史诗》、王伯刍《五代咏史诗》、吴晦之《咏史诗》、龚端《咏古诗》、方至《史咏》、方寔孙《咏史诗》、柯提干《咏史诗》、林希逸《咏史》、汪圣传《读史杂咏》、何侑《览古诗断》、柴望《咏史诗》、余尹甫《咏史诗》、李椿《咏古诗》、方通《咏史诗》、刘元辅《咏史诗》、陈魁祥《咏史诗》等，多仿唐人胡曾《咏史诗》，以五七言绝句吟咏历代史事，语言浅显优美，音节明快动人，感染力强，适合儿童阅读心理，能启发和培养儿童的美感，陶冶儿童的性情。故张政烺先生云：“咏史就教育儿童论亦有其优点，易解易习，词句简短而不迫促，可以学史事诗笔议论，故数百年间沿袭不替。”[8]至此，宋代咏史诗成功地实现了对史官文化的超越和创新，其功能也从资鉴劝诫转向了蒙学教育。

宋代的历史教育直接推动了咏史蒙求创作的发展，而浅显易懂、便于讽咏记诵的咏史蒙求传播过程中也有效地普及和提升了宋人的诗学和史学素养，为咏史诗创作队伍的壮大提供了文化资源储备。咏史蒙求的繁荣也与童蒙朝夕讽咏，深受影响并仿作有关。与唐代相比，宋代训蒙咏史诗则编写更为专业，内容形式更为丰富，文史教育之目的更为明确。如史浩归老家居时，作《童丱须知》“以训儿孙，使知事君、事亲、修身、行己之要。……欲其易晓，故鄙俚不文。”[13]以训儿孙。《君臣篇》《父子篇》《夫妇篇》等详述忠君、孝悌、齐家等人伦规范；《敬天篇》《传道篇》《修德篇》等提出修身、蓄德、为政等准则；《宫室篇》《舆马篇》《张设篇》等规劝日常起居应俭省有度。如《衾褥篇》其二云：“晋帝当时自不君，却将步障助骄臣。石崇不为绿珠死，天谴穷奢故殡身。”[10]批评了晋朝君臣竞相掀起奢靡之风，自取灭亡的可悲下场。又《稻梁篇》其四云：“文帝年年下玺书，唯忧农亩不丰余。匈奴嫚侮吾甘忍，所喜千仓饱贮储。”[10]则对汉文帝大力发展农业，使人民安居乐业、国家仓廪富足大加赞扬。诗人借咏史以警戒教育子孙的良苦用心显露无疑。

曾任国史编修官的王十朋在浩繁的史籍中，娴熟地剪裁史事，创为《咏史诗》，将自三皇以下至周世宗、许由至徐有功等帝王将相搜罗完备，通过这些活跃在舞台上历史人物，传达兴衰治乱的历史经验。从所咏人物看，详于帝王君主，略于古今名贤，如《二世》一诗云：“始皇一怒逐扶苏，天欲亡秦果在胡。翻被四方黔首笑，不分鹿马是谁愚。”[10]用简短的四句就把秦亡的历史教训淋漓尽致的揭示出来。秦始皇焚书坑儒，击胡筑城，本欲皇帝的宝座传于千千万万世。但由于统治残暴，仅二世而亡。语言精练，概括力极强。又如《简文帝》一诗云：“青丝白马渡江来，宫殿酣酣尽委灰。不解开门纳桃棒，空悲明镜不安台。”[10]用一种看似平淡的语气，把梁武帝之暗昧愚蠢，引狼入室的短视行为嘲讽一番。而简文帝的掌权乏术苦无回天之力，在让人同情之余，又觉得可悲可叹。艺术表现上，高度凝炼，浑厚质朴，语言平易畅达，显然为儿童训蒙所作。

精通史学的刘克庄将历史人物归为十臣、十子、十节、十妇、十妾、十女、十卜、十医、十儒、十隐、十稚、十仙、十释、十勇、十豪等二十类，精选同类人物萃于一炉，采用对比、衬托手法，阐幽发微，主旨鲜明，如《宁王》一诗云：“智出建成上，贤于子纠多。至今称让帝，当日唤宁哥。”[10]最是无情帝王家，唐高祖时，秦王李世民发动兵变，杀死太子李建成，胁父逊位。至唐睿宗时，宁王李宪坚决将太子之位让于弟弟李隆基，皇室和睦，成就一段孝悌让贤的佳话。此类史事在学者眼里值得大力表彰，其教化人伦的意义重大，感发童蒙的作用甚巨。陈普先《历代传授歌》，自“伏羲神农黄帝氏，名曰三皇居上世”咏至“建隆德祐十六传，大元一统兴燕蓟”，[10]详历代承嗣之次序、世系及时间，次以《咏史》二卷赋咏虞舜至朱熹等人，上至帝王将相，下及逸民婢妇，一唱三叹，点面结合，并以理学精神贯穿始终，宣扬明心见性。诗的自注每见新颖议论，发人未发，既有助于理解诗歌的思想内容，又显示出精辟睿智的史识。这是诗人站在蒙师的立场精心为童蒙准备的诗史盛宴。

宋人在编写咏史蒙求在逻辑性、连贯性、密集性方面独具慧眼，如杨简《历代诗》十九首，自夏、商、西周、东周迄于宋，计有十九题二十首，诗体各异，既有五七言古诗、又有五七言律绝，各代篇幅不一，如《秦》一诗云：“始皇继周称皇帝，传子胡亥为二世。子婴灞上降汉王，四十余年非久计。”[10]语言简洁，点评也能突出重点。又《五代》一诗云：“梁主是朱温，篡唐都汴宋。友珪及末帝，灭于李克用。……世宗及恭帝，仅能十载期。共五十三年，天命遂有归。”[10]将争战纷乱的五代兴替一一阐明，不啻为简明扼要之史纲要目，又琅琅上口，便于初学讽咏。

历代史籍为蒙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史料来源，使得蒙学读物的编纂者在研究一系列复杂的史料过程时就开始观察其可能构成的故事类型，尔后再以特定的模式重构整合、排比类纂。这些史料是基于其在某一叙事链条中的地位而被定位和理解的，大可不必用历史著作的标准去要求它们，完全可以看作是官修史书的一种普及化、世俗化。“唯施之赋物、咏史，举古人征之事例，迁就傅会，或当听其然，是则韵语、次韵为有据矣。”[14]以历史类蒙学读本为载体的历史教育，在普及历史知识的同时，也在儿童心灵深处埋下了从不同角度叩问历史的种子。

两宋蒙学读物的编纂充分考虑到了儿童教育的特点，运用偶句连缀便于记忆背诵；铺陈故事便于提高兴趣；采辑人物事迹利于启动儿童思维，辞约而事备，笔直而义婉，一目成诵，则数千百年之世代盛衰、历数修短粲然在胸中。在传授知识、巩固识字效果的同时，大多是宣扬封建正统思想，忠君、孝亲、爱国是其主导。另外，科举考试要试诗赋，应试生员必须从童蒙时期就开始学习读诗和作诗，为科举考试做准备。故而，以蒙学教材为核心的历史教育是传统士人精英教育之前的一环，或者是精英教育之外必要的铺垫。

四、宋代咏经史体训蒙教材的特点及影响

宋前的启蒙教育处于起步阶段，故受正统思想的影响较少，教学以识字、习字为主，《急就篇》《千字文》《蒙求》《咏史诗》等成为儿童最为实用的读物。宋代理学的勃兴，性理之学、道统之呼的异军突起，故蒙学教材也深受浸染，经学史学的理学化也在童蒙读物中得以体现。张九成《论语绝句》、朱熹《训蒙绝句》、陈普四书咏等就理学家训蒙的代表作。两宋咏经、咏史蒙求的编者结合自身教学实践活动，继承唐代的优良传统，充分考虑到童蒙年龄、生理、心理特征和兴趣爱好等，认识到在启蒙教育中要采取顺应儿童天性、鼓舞儿童志趣的办法，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结合日常应用及践履，以儿童所能接受为宜，以浅易而富有情趣的诗歌体贯穿经史，成就辉煌。

从教育内容来看，宋代诗体训蒙教材功能多样，德识兼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惠及后世。不仅实现了教儿童识字、习字的基本要求，而且在诵读中让受教者掌握日常生活礼仪知识，了解最基本的历史知识，懂得并遵守儒家传统伦理道德。学前教育期的儿童就像一张白纸，对事物的接受能力最快最强，可塑性最大最持久，故宋代咏经蒙求注重以伦理道德的熏陶来规范童蒙日常生活行为，促其养成良好习惯。陈淳《小学诗礼》所涉及到的内容就是幼童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琐事，切于实用，蒙童通过这一番系统的诵读学习，了解事亲敬长、孝悌忠信、洒扫应对、待人接物等礼仪知识，体悟到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朋友之交、长幼之序等方面的规范礼节、道德伦理，然后就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终生受益。

从教育方法看，这些编写童蒙诗体读物的学者多从教多年，经验丰富，深谙儿童学习接受心理，并愿意屈身俯就，以通俗浅显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将经史典籍韵语化、节奏化、故事化、儿歌化，内容具体形象，趣味性较强，读起来琅琅上口，富有韵律，听起来和谐悦耳，富有乐感，儿童乐于记诵。他们在优美韵律的熏陶中，在手舞足蹈的诵读中，在具体形象、生动有趣的故事演绎中，促进了语言发展，陶冶了道德情操，启迪了心智，鼓舞了远大志向。故宋代包括咏史诗在内的历史类蒙学教材，都是用韵语和对偶的诗歌形式编成的，读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人们喜闻乐道。既方便诵读和记忆，又能提高儿童的兴趣。

两宋蒙求的繁荣丰富可窥一斑，编纂之流变亦隐隐可现：由单纯的识字教材到自然社会、历史知识读物的辅助，再到传统伦理道德的灌输及科举制艺技巧和能力的训练，最终通向的是科举考试与仕途经济的独木桥。宋代蒙学读物多为儒学大师和文化名人所作，既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又是必不可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从中不仅可以从中获得教材编写的启迪和借鉴，而且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和把握宋代的博大精深的文化特征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宋贤的终极关怀、担当精神、政治理想、远见卓识不仅体现在代表着儒家精英伦理价值体系的高深著述中，而且更表现在他们乐于编写的适用于百姓日用行为、代表着世俗儒家伦理价值取向的童蒙读物。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学前教材编写方面最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综上所述，宋代咏经史诗盛极一时，是理学人士积极向青少年学子灌输道德践履和历史知识的重要载体。宋代文人作为一名文史教育的受教者，童蒙期间良好的文史教育机制及其环境促进着他们的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的提高，为其文史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些博通经史的文人在若干年后转变为一名施教者时，其文史教育思想与实践又与自身所亲历的培育一致，并不断改进完善着训蒙教材，影响着一代代的童蒙成长，推动着宋代文学、史学创作的发展，对宋代及此后咏经、咏史诗的繁荣现象的形成演变有积极促进作用。据历代史籍所载，宋后诗人所咏《春秋左传》之诗集就多达22种，咏《论语》专集则有10种，咏《诗经》《周易》《孟子》《大学》《中庸》等经书的诗集则多达25种。宋后咏史集则多达863种，纵贯古今，网罗全史，其中有一半以上的咏史集的创作是为训蒙所作。这些咏经史诗集体裁多样，文史兼备，德识并重，数量可观，遍及经史，可见咏经史一体在宋人创作的影响发展壮大，蔚为壮观，可谓融合经学与诗学之长的奇葩，成为我国古代蒙学文化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耐得翁.都城纪胜[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12.

[2] 吕本中.童蒙训[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520.

[3] 王令.十七史蒙求[M].长沙：岳麓书社，19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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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全祖望.全祖望集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外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452.

[10] 傅璇琮.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383：6382：19188：20018：27637：22181：22185：22681：22683：30324：43724：30098：3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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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陈宏谋.养正遗规译注[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12.

[13] 史浩.鄮峰真隐漫录[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22172.

[14] 元好问.遗山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234.

[责任编辑李兆平]

OnthePoeticCreationofthePoemsoftheSongDynastyfromthePerspectiveofPreschoolEducation

ZHANGHuan-ling1，2

(1.schoolofHumanityandCommunications,ZunyiNormalCollege,Zunyi563002,China; 2.SchoolofLiteratureandJournalism,SichuanUniversity，Chengdu610064,China)

Since the Tang Dynasty Li Han Meng school such as poetry books and popular in the world, the history of poems on its history and beautiful rhythm, moralit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so popular with scholars, teachers, children of all ages. The Song Dynasty based on inheriting Tang, also created a series of chant the history of children's books, the impact is very huge. Growing in the esteem of future generations.

Preschool education in Song Dynasty；The children's books; poems by children's books

2017-03-21;

：2017-05-31

张焕玲，女，河南南阳人，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科研流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及中国古典文献学。

I207.2

： A

： 2095-770X(2017)09-0100-05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7.09.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