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

一

杨绛先生去世的当天，我写了一篇悼文《智者平静地上路》，登在那一周的《财新周刊》上。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

一百零五岁的杨绛先生走了，她的离去是安静的，一如她在世的时候。敬爱她的人们，也许有些悲伤，但更多的是看到一个美丽人生圆满落幕的欣慰，是对“我们仨”在天堂团聚的衷心祝福。她希望自己的离去不会成为新闻，事实上也没有成为新闻，一个生前已自觉远离新闻的人，新闻当然无法进入她最后的神秘时刻。我们只知道她走了的消息，关于她从卧病到离世的情形，未见到任何报道。这类报道原本是不需要的，即使有，也只能是表象的叙述，无甚价值。一个洞明世事的智者在心中用什么话语与世界告别，一个心灵的富者最终把什么宝藏带往彼岸，一个复归于婴儿的灵魂如何被神接引，文字怎么能叙述呢？

我是从媒体上得知杨先生离世的消息的，对她最后时日的情形确无所知，仅是直觉告诉我，她走前一定是平静的。吴学昭是我敬重的长辈，我知道她是杨先生晚年最亲近的好友，常在其左右，很想听她说说，但丧哀之时未敢打扰。后来学昭阿姨自己打来了电话，从她的零星叙述里，我对杨先生离世的平静有了一点感性的认知。

事实上，钱锺书去世之后，杨先生就已经在做她说的“打扫现场”的工作了，其中包括整理出版錢锺书留下的几麻袋手稿，也包括散去一切“身外之物”。她散得真干净：把她和钱锺书的全部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用以资助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