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众议

杨绛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一些日子。读者的叹惋和追思仍在继续，媒体的惊爆和喧哗渐趋平静，而我也从悲痛和忙乱中缓过神来。自先生病重住院到弥留之际再到起灵往八宝山浴火重生，我见证了几乎每一个细节。这是我幼年送别祖母以来第一次全程参与，甚至可以说是受命主持的一桩后事。可它是怎样的一桩后事啊！它是我国现代文坛最后一位女先生的后事。它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代大师的远去。

老实说，我度过了最为艰难的一周。遵先生之嘱，我当先料理后事再发讣告，但媒体的嗅觉太过灵敏，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改变初衷。在经历了一系列纠结和协商之后，并征得吴学昭老师的首肯，我通过中新社发布了先生逝世的消息，继后是领导和少数亲属的简单、肃穆、哀痛的告别礼和起灵式。虽说杨先生已是高寿，但生命的消逝永远令人悲怆，何况是这样一位厚德者的仙逝。不少领导和亲友潸然泪下，泣不成声。没有闪光灯，更无媒体见证，唯有人们自然流露的感情。

如今，有关先生的报道已经很多，我似乎再也说不出什么“新鲜”的话来。但近二十年因工作关系与先生接触的点点滴滴却不断浮出脑海，挥之不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并没有离开我们。

我们知道，先生是在痛失爱女和丈夫之后的近二十年间再度为社会所广泛关注的。在此期间，她排除所能排除的一切干扰，信守诺言。那是她作为一位贤妻对丈夫的最后承诺：“你放心，有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