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 虹

(黄淮学院经济管理系，河南 驻马店 463000)

我国各省份PPP模式推进效率测度研究
——基于AHP分析法

乔 虹

(黄淮学院经济管理系，河南 驻马店 463000)

为促进我国地方PPP模式更高效推进，本文从经济效率、政策效率和社会效率三个维度构建了PPP模式推进效率测度指标体系并对各省份进行测度，结果发现，东部、中部和西部PPP模式推进效率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经济效率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而政策效率和社会效率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鉴于经济效率是PPP模式推进效率高低的决定因素，故东部地区在推进效率总分值上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从经济环境、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三个方面提出提高地方政府PPP模式推进效率的有效建议。

PPP模式；效率；测度

一、引 言

2015年9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区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后文简称：PPP)模式，并要求地方政府转变职能、激发市场活力、打造经济新增长点(国务院，2015)[1]。其实，早在2014年9月，财政部就发布了《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在全国范围开展PPP模式项目示范，并迅速得到各地区的积极响应(财政部，2014)[2]。所以，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中国各地区PPP模式推进效率问题备受关注(唐祥来等，2016)[3]。本文从经济效率、政策效率和社会效率三个维度构建了PPP模式推进效率测度指标体系，然后利用层次分析法(后文简称：AHP)确定准则层、指标层和分指标层各要素权重，得出分指标层各要素的最终权重，用现实数据代入指标体系进行测度以获取我国各省份的PPP模式推进效率的实证结果并提出建议。

二、PPP模式推进环境效应指标体系理论构建

(一)经济效率因素指标选择

市场化程度与经济效率呈正相关关系。市场化程度用市场化指数和金融化指数两个指标测度。高市场化指数省份更倾向以市场化手段调配财政资源，故PPP模式推进时政策适应性更强。高金融化指数的省份金融业在其GDP增长中所占份额更高，PPP模式推进时资金调配可得性更强(李勇等，2015)[4]。

市场规模与经济效率呈正相关关系。市场规模用GDP总额和人均GDP两个指标测度。GDP总额和人均GDP越高的省份经济总体规模越大，其经济项目总量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整体水平要求更高，存在更多PPP模式需求。

市场需求和市场稳定性与经济效率呈正相关。市场需求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额测度。市场稳定性用1-CPI增长率测度。1-CPI增长率越高的省份物价波动越小，参与PPP模式的私营企业方未来收益现金流的风险越低，更能吸引私营方积极参与PPP模式。

(二)政策效率因素指标选择

中央政府支持力度与政策效率因素呈正相关关系。中央政府支持力度用该省PPP推介项目数量、PPP推介项目金额、PPP示范项目数量、PPP示范项目金额四个指标测度。

地方政府支持力度与政策效率因素呈正相关关系。地方政府支持力度用地方政府专门性文件支持、制度质量和PPP发展基金设立三个指标测度。而制度质量越高的省份，其企业环境经营指数越高，说明该省政府构建了更好的政企合作制度环境以支持PPP模式展开(王丛虎等，2016)[5]。

(三)社会环境因素指标选择

经验值与社会环境呈正相关关系。经验值用2012～2014年度PPP签约金额测度。2012～2014三年度PPP签约额高的省份，在本轮国家大力推进PPP模式中将充分利用过去积累的固有资源，以更低的交易成本进行前期“招商引资”建设，有利于该省PPP模式推进。

社会需求与社会环境呈正相关关系。社会需求用常住人口数、常住人口增长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进行测度。常住人口数越多的省份，对其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总规模有更高需求。而常住人口增长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则对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及多样化需求的满足提出更高标准，需要PPP模式对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民间融资渠道(贾康等，2014)[6]。

三、PPP推进效率指标体系的指标权重计算

(一)AHP指标权重计算

为了研究PPP模式推进环境效应的因素权重，基于表1设计的理论指标框架构造判断矩阵并邀请若干该领域的研究专家进行1-9重要性标度并以算术平均计最后得分，具体以准则层指标为例进行说明(如表2)。在评价PPP模式推进环境效应时，地区经济环境因素比该地区政治环境因素明显重要；地区经济环境因素比社会环境因素比较重要，说明经济环境因素是影响地区PPP模式推进环境效应的主导因素。同时，政治环境因素比该地区社会环境因素略微重要，这说明社会环境因素对PPP模式推进环境效应的影响最小。

再根据判断矩阵的标度值，利用和积法算出各指标权重(表3)。在准则层指标中，经济效率因素指标体系的权重最高，政策效率因素指标体系的权重次之，社会效率因素指标体系的权重最低，该结果说明PPP模式的推进需要良好的经济政策及市场环境与之匹配。具体到指标层，市场环境(0.5910)、中央政府支持力度(0.8333)、社会需求(0.7152)都是各自体系所占权重最大，这说明大多数专家认为影响PPP模式推进效率各方面主要影响因素分别是市场环境、中央政府支持力度和社会需求，即PPP模式推进效率的提升需要地方政府构建良好的市场化环境、中央政府对PPP模式给予实质性政策支持、地区人口迁移及城镇化率等从社会公共资源需求方进行压力促进。

表1 PPP推进效率测度指标定义表

注：上述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省财政部网站和《中国市场化指数》(樊纲等，2011)[7]。

表2 准则层指标判断矩阵

表3 PPP推进效率因素指标权重表

(二)一致性检验

为验证专家矩阵标度的内在逻辑及权重运算的科学性，我们对判断矩阵采用基本一致性检验。我们以C.R.值是否小于0.1为标准对下属指标n≧2的判断矩阵进行检验，由表4可知，矩阵1-9的C.R.值均显著小于0.1，说明判断矩阵的专家标度符合一致性要求，上文基于标度得出的各指标权重完全符合客观思维判断逻辑。下文利用表1所示的指标体系结合表2所示权重，运用现实数据进行各省PPP模式推进效率的测度值也将客观有效。

表4 PPP推进效率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表

四、AHP实证结果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计算过程

本文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省财政部网站和《中国市场化指数》(樊纲等，2011)[7]。并按照表1的方法计算经济环境因素指标体系、政治环境因素指标体系和社会环境因素指标体系的分数，并依次计算指标层和分指标层要素分数，最后计算出各省的最终得分。此外，为了确保数据公开性和完整性，我们删除了西藏、天津和青海等缺失省份，并将新疆建设兵团数据合并入新疆自治区数据中以形成28个省份样本集进行分析。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对现实验证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其结果如表5所示。在经济效率因素指标体系中，市场化程度(E1)由大至小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且中部与西部之间差距较小，但东部与中部和西部两区域间差距明显；同时各区域内部极差较小，这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地区水平团块化的现状相一致。市场规模(E2)同样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次递减，这与三个地区相对应的人口规模及市场结构相关。市场需求(E3)从均值来看，东部地区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近8倍，这充分反映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优势带动整个地区更高的生活水平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供应诉求。市场稳定性(E4)从均值上看，东部、中部、西部水平一致，这是因为我国的市场在政府强势宏观调控背景下保持了一贯的稳定性；但中部和西部极差更小，说明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更高带来市场规律性波动更强，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市场发展的政府依赖性更强。

在政策效率因素指标体系中，中央政府支持度(P1)由高至低依次是西部、中部和东部，这说明国家在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较高的情况下，力推PPP模式以弥补该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地方政府支持度(P2)由高至低依次是东部、中部和西部，这说明东部地区发达的金融环境及更有效的政府财政收入能力使其PPP模式获得私营部门更积极加入；而西部地区由于地方政府本身“财政造血”能力较低使私营部门加入PPP模式更局限于形式，故东部地区政府对推进PPP模式更积极支持。

在社会效率因素指标体系中，经验值方面，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次递减，尤其西部地区显著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说明在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PPP模式推进政策性倾斜的背景下，西部地区获批的PPP推介及示范项目显著多于中部和东部地区，所以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也积累了更丰富的经验。而社会需求方面，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次递减，说明东部地区吸引更多的城市人口及更高的城镇化率带来了更多的PPP模式的融资需求，提高了城市整体建设水平。

表5 描述性统计表

(三)实证结果分析

各省PPP模式推进效率分值如表6所示，PPP推进效率存在地区间差异。东部地区鉴于经济水平及市场效率优势，其11个测度省份中包括了效率值最高的全部6个省份，分别是江苏(5.912)、广东(5.865)、山东(5.844)、北京(5.817)和上海(5.803)。西部地区鉴于经济发展及城市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其8个测度省份中包括了效率值最低的6个省份中的5个，分别是陕西(4.324)、宁夏(4.486)、甘肃(4.661)、新疆(4.920)和云南(4.925)。这是因为PPP模式一般用于投资回收周期较长的公共建设项目，而经济较发达省份具有更高的财政收入创造能力以对该地区PPP模式融资进行有效担保。同时，经济发达地区更高的市场化环境为PPP模式下的资本化运作提供有利市场环境。而且，经济发达地区多为常住人口集中省份，更大的常住人口规模对政府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更多数量上需求，即需要政府筹措更多可支配资金以进一步过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

西部地区政治效率显著高于东部地区。政治效率最高的5个省份有3个属于西部地区，分别是甘肃(1.045)、四川(1.038)和重庆(1.036)；而政治效率最低的5个省份都在东部地区，分别是江苏(1.010)、北京(1.014)、浙江(1.014)、广西(1.015)和海南(1.015)。从排名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受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及承接2015年3月开始的国家PPP推介及示范项目的影响，在国家层面获得了更多中央政府的支持。而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相对规模(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额/地区GDP总额)更高，说明该地区地方政府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更大，故对PPP模式推进给予更多地方政策支持以缓解财政资金困局。

最后，经济效率对PPP推进效率起决定因素。本文研究的28个省份的经济效率指标名次与最终的PPP推行效率名次基本一致。在三个准则层指标体系中，经济效率指标体系所占权重(0.6685)是居其次的政治效率指标体系所占权重(0.2432)的2.8倍；在指标层中占总体系权重最大的是市场环境(0.3951)，而分指标层中占总体系权重最大的是市场化水平(0.3292)。这说明市场化程度是地区市场环境的最重要体现要素，而市场环境则对整个的PPP推行效率高低起到39.51%的影响作用。而现实情况与之相符，即只有保证地区较高程度的市场化水平，才能为其PPP模式推进奠定良好的政策背景及市场基础。

表6 各省PPP推行效率分值表

五、研究总结及启示

为促进我国地方PPP模式更高效推进，本文从经济效率、政策效率和社会效率三个方面构建了PPP模式推进效率测度指标体系并对各省份进行测度，结果发现，东部、中部和西部PPP模式推进效率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经济效率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而政策效率和社会效率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鉴于经济效率是PPP模式推进效率高低的决定因素，故东部地区在推进效率总分值上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提高地方政府PPP模式推进效率的建议。

1.着力提高适应PPP模式推进的经济环境

地方政府应着力打造适应于PPP模式推进的经济环境以促进政企合作的经济效率。具体而言，政府应该在地区市场化建设，即在PPP模式私营合作方选择时，严格落实“招标-竞标-公示”制度，依赖市场竞争手段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合作方。在金融要素深化方面，政府在有效担保前提下，保证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参与PPP模式企业以适度信贷支持并以项目基础资产池为本进行适度结构化金融产品的开发与销售。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地方政府继续着力于地区经济增长及居民收入提高，以“促进地区经济水平”上升作为PPP模式推进的首要依据和最终目的，而不是盲目追求PPP形式而进行行政摊派。在财政收入方面，地方政府要提高财政收入创造能力以有效规避PPP模式推进带来的地区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

2.着力提高适应PPP模式推进的政策环境

地方政府应贯彻落实中央有关PPP模式推进的相关文件精神并辅之地区政策支持。具体而言，地方政府首先需要构建地区良好的制度环境，即完善PPP模式有关的地方性行政法规，简化PPP模式的行政审批程序，在具体PPP模式合作中严格按照签约合同行使服务保障性职能。其次出台地方支持性文件，从项目设立、私营部门参与、外包建设、实际运营及所用权转移等各环节对私营企业的利益做到有效保障。此外，加快地方PPP模式专项基金建设以给予PPP模式有力的启动资金支持，并且做到该基金的严格监管及政策跟踪审计，以保障专款专用和高效使用。

3.着力提高适应PPP模式推进的社会环境

地方政府应结合往年PPP模式推进经验和区域城市化水平合理选择PPP模式类型及融资方式。具体而言，PPP经验值较高省份可充分总结过去项目成功经验，在融资手段上进行有效突破，如采用市政理财产品、信托等“影子银行”渠道融资，并有效控制风险。成立一支经验丰富的PPP政府工作团队专门进行地区PPP模式选择和政企谈判，并在项目执行中承担有效监管和内部审计职责。此外，结合地区常住人口规模及城市化水平，利用PPP模式促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升级，保证PPP模式资金有效用于金融、民生及公益性的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上，避免进行大规模政绩工程建设。

[1]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通知[EB/OL]. 国办发[2015]42号,中国政府网: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xczb/xgzc/Document/1448388/1448388.html.

[2] 财政部. 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EB/OL]. 财金[2014]76号, 财政部网站: http://www.mof.gov.cn/pub/jinrongsi/zhengwuxinxi/zhe ngcefabu/201409/t20140924_1143760.html.

[3] 唐祥来, 刘晓慧. 供给侧改革下中国PPP模式供给效率的DEA检验[J].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2016，(4): 20-27.

[4] 李勇, 梁琳. PPP模式、政府投资效率与金融集聚区建设研究[J]. 理论与改革, 2015，(4): 85-88.

[5] 王丛虎, 徐琳. PPP与政府特许经营的关系及立法策略[J]. 财政研究, 2016，(6): 78-85.

[6] 贾康, 孙洁. 公私合作伙伴机制: 新型城镇化投融资的模式创新[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4，(1): 64-71.

[7] 樊纲等.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

(责任编辑:风云)

StudyontheEfficiencyofPPPModelPropulsioninDifferentProvincesofChina——BasedonAnalyticHierarchyProcess

QIAO H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nghuai University, Zhumadian 463000,China)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romotion of local PPP model in our count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PPP model to promote the efficiency measure system from the aspects of economic efficiency, policy efficiency and social efficiency, and measures the provin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PP model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Efficiency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articular,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of the eastern region is higher tha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the policy efficiency and social efficiency of the western region is higher than the eastern region, in view of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is the PPP model to promote the efficiency of the decision factors, so the eastern region in promoting efficiency The total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effectiv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ocal government PPP model from three aspects: economic environment, policy environment and social environment.

PPP model; Efficiency; Measure

2017-02-28

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资助项目(2016BC325)

乔虹(1975-)，女，河南泌阳人，黄淮学院经济管理系副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生。

F812.2

:A

:1004-4892(2017)09-003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