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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进“HPV疫苗前时代”
——专访北大人民医院著名妇科专家 魏丽惠

2017-09-21

中国生殖健康 2017年7期
关键词:四价二价临床试验

2016年7月18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批准了我国首个预防宫颈癌的人类乳头瘤病毒(HPV)二价疫苗;2017年5月19日,又批准了宫颈癌四价疫苗。

关于HPV病毒、宫颈癌、疫苗的科普文章如泄洪之水,秒淹手机屏,各种答疑、20问、30问,各种媒体、自媒体,学医的、非医的,原创的、拼凑的、抄袭的文章铺天盖地。

但说到底,都是想找到关于HPV疫苗“安不安全”和“要不要打”的答案,希望此文能提供一种新的思考姿势。

我采访的北大人民医院著名妇科专家魏丽惠教授,她曾担任北京医科大学(现北大)副校长、北大医学部副主任、妇产科主任,是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国内做得较早的4个宫颈癌疫苗项目中,魏教授是默沙东佳达修四价疫苗临床试验全国的PI(总负责人),还参与了一款国产二价疫苗的临床试验。

在美国,上市的宫颈癌疫苗一共有3种,即二价、四价和九价,简言之,每种数字即代表该疫苗能预防的HPV病毒种数,HPV病毒有上百种亚型,“价”越高的疫苗,代表能预防的HPV病毒亚型越多。

与媒体把疫苗炒得热火朝天相比,处于热点中心的魏丽惠教授却很平静。年过七旬的她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7年,对于医生、科研人员来说,这个过程漫长、艰苦而沉寂。

7年来,HPV疫苗的受试者,从不接受到主动成为志愿者,再到坚持这么长时间的随访,都非常不容易。临床试验项目组中,有专人与受试者保持联络,手机24小时开机,随时回答各种问题,并对随访过程中出现的身体问题,无论与疫苗是否相关,项目组都给她们安排治疗。

此次做疫苗的临床试验,魏丽惠教授感触最深的就是,这次中国是完全按照国际的标准走了一条很严谨的道路,从执行手册,到每次的筛查、随访,操作过程都一板一眼做得非常严谨,对中国医生和疾控中心研究员都是一次非常好的训练。

“疫苗是一个很慎重的事,需要很小心。”她说。

所以几年来,中国的专家们天天呼吁上市,可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他们顿感肩上的压力陡然增加。毕竟疫苗作为疾病的一级预防措施,面对的是大规模的健康人群,一旦批准上市,大规模推广使用时,安全性就是这些专家们无可推卸的责任。

魏教授说,以前有些人自己去香港地区打疫苗,那只是个人行为,自己承担后果就行,如今一旦国家层面批准上市,与之相关的政府部门和专家就要承担责任了。所以,这两天疫苗专家群里热烈讨论的是:接种地点,如何观察,观察指标,如何注意其安全性,疫苗的管理、保存、运输等一系列配套的执行问题。

目前,二价疫苗和四价疫苗都已获批上市,但具体执行层面的方案并没有出台,疫苗也还没运到中国。因此,从获准上市到真正给人接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全球1亿多人在使用宫颈癌疫苗,在日本、欧洲和美洲一些国家也发现了不良反应的问题引起大家注意,主要表现为疼痛综合征,日本还因此将它从强制免疫改为自由免疫。但目前整体来说,国际依然推荐并把该疫苗放入全民免疫接种计划中。

魏教授说,宫颈癌疫苗在全球做了大量临床试验,安全性、有效性得到验证后,才会全面用于健康人群的接种。对于疫苗的认识,要看整体,看对全人类的益处;而不能看个体,即某一个人是否适应。

任何一个科研成果能否造福人类,都需要用时间来验证,疫苗发挥作用的显现更是滞后。人类历史上发明的疫苗消灭了一个个烈性传染病都是如此,一般需要20年才得以验证,这是历史必然。2006年在国外上市的宫颈癌疫苗,专家们把时间表设在了2020年,也就是说那时才能真正看出相关癌症患病率下降的效果。

人们对疫苗的接受也需要时间。就像乙肝疫苗如今已是所有新生儿的常规强制疫苗,但它被人们所接受也经历了很长时间。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研究人员开始尝试为母亲澳抗阳性的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用主动免疫的方法实施母婴阻断。但家长们根本不接受,产科医生们只好一个个去动员,甚至医护人员自己也打。那时候魏丽惠教授还是北大人民医院妇产科一名年轻的住院总医师,经历了那个时代和整个过程,她说,乙肝疫苗在我国普及20多年,使得乙肝发病率下降的影响直到2000年之后才真正显现出来。

如今我国刚刚批准HPV疫苗上市,走进“疫苗前时代”,而国际上已经走进了“疫苗后时代”。也就是说,我国还仅仅在关注疫苗对宫颈癌的预防作用,而他们已扩大到对外阴、阴道、肛周、口腔等与HPV病毒感染相关的疾病群,并在总结疫苗使用10年后的效果。目前效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高危型HPV感染下降,高危型宫颈癌癌前病变下降和尖锐湿疣患病率下降。

对于科研人员来说,总结的是整体和全局,但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还是“能不能打,何时打”这样的实际问题。这个问题,同样也摆在魏丽惠教授面前,因为她是一名10岁小女孩的外婆。

魏教授说:“给外孙女打疫苗对她是很有益处的,但什么时候打,现在10岁,我认为有点早,希望等她再长大一些,十几岁再打对她会更好。”

作为医生和科学家,她观察和跟踪了成千上万人注射疫苗后的反应,她知道这个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符合科学标准的。但作为一个小女孩的外婆,她依然会很慎重地为外孙女做决策,因为对于个体来说,每次注射后的反应都是未知。所以“疫苗是一个很慎重的事,从国家出台政策,到个人做决定,都需要谨慎”,她再次强调。

疫苗在很多国家被称为Population Health(人口健康),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人的问题。没有100%安全有效的疫苗,哪怕是经历60多年的预防脊髓灰质炎的糖丸,依然可能会出现不良反应而导致个别孩子患上小儿麻痹症。

我个人以为,当一种疫苗经过严谨的科学试验来验证安全,被正式批准上市,允许大规模用于健康人群时,对于普通人来说,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安全性的验证交给科学家,自己只做选择题:不打,就承受可能患严重疾病的风险;打,就承受疫苗不良反应或无效的风险。

总之,在选择面前,永远没有100%的安全,只有利弊的权衡和对风险的承受力。

“安不安全,打还是不打”,对每个人都没有标准答案。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由于HPV病毒的亚型极多,目前的疫苗仅能预防有限的几种病毒类型,还有很多其他型别也可以导致宫颈癌的发生,所以世界卫生组织(WHO)明确规定,即使接种了疫苗,仍然要进行常规的宫颈癌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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