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芦春艳

叶嘉莹是如何传承一代之学的？

文｜芦春艳

王国维曾引用焦循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来概括文学变迁的大体规律和特征。记得当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读书时，一位老师曾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代有一代之学问”。可能是受到这些话的影响，每当读到一些关于近代文学和学术的人和事时，我总是想，民国时期的那些学者，如果活到现在会如何治学，如何传承中国文化呢？

这其实是一个不可假设的问题，即便假设成立，可能也找不出一致的答案：陈寅恪有陈寅恪的回答，钱锺书有钱锺书的回答，胡适之有胡适之的回答。但一切的好奇，都因为斯人已逝，终究成为永远的谜题。

最近又想起这个问题，是因为偶尔找出了一本叶嘉莹先生的《我的诗词道路》。重温书中的自述，忽然感到，作为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学者，叶先生以自己的方式，提供了学问在这近百年间的一种发展可能。

从一本大家选编的小书说起

2016年9月，中信出版社推出了一本叫做《给孩子的古诗词》的文学类基础读本，这是由叶嘉莹先生选编，用古音吟诵、讲解的书。书中是这样介绍她的：

南开大学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加拿大籍古典文学专家，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

曾任台湾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荣誉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2016年3月21日，获得2015-2016年度“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终身成就奖。

即便是对文学及学术研究比较陌生的人，看了这几条简介，应该也能感觉到叶先生在古典文学领域的地位。而这样一位重量级的学者，在耄耋之年却选编了一本给孩子的读物，并亲自以古音吟诵，真是让人既感动，又多少有些意外。

而事实上，叶先生早在几十年前便开始主张诗词修养的获得应以“熟读吟诵”为基础了。20世纪70年代初，她就曾撰写过《漫谈中国旧诗的传统》一文，其中提出了“熟读吟诵”的重要性。到90年代，她又在《谈古典诗歌中兴发感动之特质与吟诵之传统》中对吟诵的历史传统、吟诵在教学中的重要性、吟诵教学所应采取的培养和训练方式等问题进行了说明和探讨。而为选编古诗录制吟诵音频的工作也已经在9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叶先生与友人合作编印了一本名为《与古诗交朋友》的幼学古诗读本，并为这本书做了诵读和吟唱的录音带。后来，她还曾在天津电视台做过一次教小朋友吟诵古诗的实践。

叶嘉莹选编《给孩子的古诗词》书影

因此，2016年出版的《给孩子的古诗词》，其实是叶先生多年倡导古典诗词“熟读吟诵”教育方式对网络时代文化传播模式的一种适应。民国时期能独树一帜的学者大多具备两个特质：一是学有所长，二是能适应时代新风。而无论是70年代的撰文、90年代的录音，还是这本以全媒体形式展开古诗词教育的读物，叶先生始终都在运用当时最为先进的方式来传播古典文化，这应该是那个时代学者风范的表现之一吧。

那么，回到开始的问题，为什么叶先生会在童幼古诗词修养方面倾注这么多的心血呢？这与她儿时的读书、青年时期的学习经历，以及在海内外教学中积累的经验有关。

注重字音和诵习的幼学基础

叶嘉莹1924年出生在北京，其父幼承家学，熟读古籍，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母亲曾在女子职业学校任教，婚后辞去工作相夫理家。生长在书香之家的叶嘉莹三四岁起便开始在父母的教授下学认方块字。据她回忆，工于书法的父亲将方块字以毛笔正楷，写于裁成一寸见方的黄表纸上，遇到多音字，则用朱笔按平上去入四声，分别在字的上下左右画上小圈进行标注，父亲教授读音的同时，还将某字不同读音的出处进行讲解。从这些启蒙的细节中能看出，叶嘉莹所受到的文字教育不只是对字形的识别和字义的认知，还强调读音的准确，以及音形义之间的关联。

叶嘉莹认为，对字音的准确把握不仅是学好中国语言文化的基础，对学习外语同样有启发。她当年开始学英语时，英文专业毕业的父亲曾给她进行过一番汉英之间的比较：“中国字的多音读法，与英文动词可以加ing或ed而作为动名词或形容词来使用的情况是一致的。只不过因为英文是拼音字，所以当一个字的词性有了变化时，就在语尾的拼音字母方面有所变化，而中国字是独体单音，因此当词性变化时就只能在读音方面有所变化。”多年以后，叶嘉莹仍能清晰地回忆起父亲所进行的这番比较，可见这种注重把握字音的识字教育，对她日后的为学是产生了深远影响的。

此外，叶嘉莹小时候还曾随伯父诵习诗歌，遇到古诗中与北京话发音不同的仄声字，伯父会教她读成短促的近于去声字的读音，目的是让她在诵习中感受到声律的美感。这种声律的基础训练，也为叶嘉莹日后进行诗歌创作、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而这种幼时家学教育中对字音、诵习的注重，应该是叶嘉莹注重“熟读吟诵”从儿童抓起的原因之一。

顾随致叶嘉莹信，信中说到：“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有所法，足下已尽得之。”

兴发感动、无所依傍的解诗、治学方法

叶嘉莹于1941年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大二时顾随讲授的“唐宋诗”课使她大开眼界。顾随字羡季，号苦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他旧诗词素养深厚，并且能在讲授中融贯中西，对诗歌的感受更是有一种天赋的敏锐，“全以其诗人之锐感独运神行，一空依傍，直探诗歌之本质”。叶嘉莹当时对顾随的课极为推崇，不仅在辅仁大学的课堂上心追手写，还经常骑车赶到中国大学，旁听顾老师在那里开设的词选和曲选课。多年后，当叶嘉莹初涉研究领域，发表了《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和《从义山〈嫦娥〉诗谈起》两篇文章后，台湾大学中文系的郑骞教授便评价说：“你所走的是顾羡季先生的路子”，“传了顾先生的衣钵，得其神髓了”。

事实上，能得顾随衣钵是十分不容易的，因为他对古诗词的解读，与现在普遍采用的以文论为依据的阐释方法不同，他完全是在正确、深刻理解诗意的基础上，“透过自己的感受，传达和表明一种属于诗歌的既普遍又真实的感发之本质”。这样无可依傍的解读方式，要求研究者要有足够的诗词素养，否则就会失之肤浅或谬妄。而叶嘉莹幼时扎实的国学基础以及通过诗歌创作、经历人生漂泊等所获得的感悟，则正与这样的治学方法相契合，因而也就能够得其神髓。

也就是说，兴发感动、无所依傍的解诗、治学方法，要求学诗者有扎实的古诗词素养，而儿童时期对古诗词的“熟读吟诵”正是叶嘉莹亲身体验过的，扎实国学基础的有效方式，因此这应该也是她几十年来不遗余力地推广和实践吟诵教育的又一个原因。

融贯中西后的回归

叶嘉莹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赴海外讲学。70年代，她在加拿大撰写了那篇名为《漫谈中国旧诗的传统》的长文。当时在西方文论冲击下，台湾及海外的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用新理论和新方法来诠释和评说中国旧体诗词，而在这个过程中不免产生了一些谬误。叶嘉莹的文章正是针对这些谬误，以对诗词及相关评说的讲解为基础展开说明和辨正。随着海外教学工作的深入，她又涉猎了一些西方批评理论的著作，从中发现了中西文论中的不少暗合之处，于是她开始探索如何能够借用西方理论，使中国传统中的心通妙悟，得到思辨式的分析和说明。同时，她还“想把中国诗词之美感特质以及传统的诗学与词学，都能放在现代时空之世界文化的大坐标中，为之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并对之做出更具逻辑思辨性的理论之说明”。这种宏大的视野，不禁使我们看到她学贯中西的学术气魄。

而叶嘉莹同时也意识到这样的构想，并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因此她寄希望于青年。她认为，后来者必须先具有对传统诗词的深厚修养，否则也不过是在西方理论中追新求异，最终则难免归于谬误。而要想具备深厚的国学修养，则要从一个人的童幼时期开始培养，“熟读吟诵”便是行之有效的培养和训练方式。

因此，注重童幼时期的诵习，也是叶嘉莹融贯中西后，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找到的将中国诗词文化发扬光大的有效方法。

如果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视为民国学者的黄金时期，那么叶嘉莹先生当时还处于儿童时代，是晚于陈寅恪、钱锺书、胡适之等的又一代学者，但同时她生长、受教于民国，历经时代变迁，以及海外教学的经历，又与民国时期学者的人生轨迹有着极大的相似。因此我想，她对中国诗词，乃至中国文化传承的构想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了民国时期学者的风范和格局，提供了传统文化自民国而至今日的一种发展可能。

1997年，叶嘉莹在温哥华为幼儿讲古诗

责任编辑/崔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