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惠

二○一三年十一月，台湾有个文教基金会邀请叶嘉莹先生回台，帮她做九十大寿。叶先生生于一九二四年，按传统算法，二○一三年确实是九十岁。做寿的场面非常浩大，很多叶先生在台湾的老学生都来了，真是盛会。前一天还是前两天，基金会安排叶先生在台湾“国家图书馆”办一个演讲，演讲厅很大，但还是座无虚席。演讲时间我在淡江大学本来是要上课的，但我一想叶先生九十岁，我也六十六了（虚岁），什么时候还有机会听叶先生演讲，所以我就向淡江大学申请调课，专程去听她演讲。叶先生演讲两小时，始终站着，从头到尾声音都没有减弱，让我们这些老学生非常佩服，又非常高兴，知道叶先生的身体还是很好的。

在叶先生回台之前，我的一位朋友就已买到叶先生的口述自传《红蕖留梦》，他要求我把这本书拿去给叶先生签名，我很高兴在生日宴会时找到机会让叶先生签了名。这本书现在还留在我手边，还没有还给我的朋友。

我有空就翻阅《红蕖留梦》。叶先生过往的事我多少知道一些，所以就采取跳读的方式，专找我不熟悉的先读。叶先生的一生有很坎坷的部分，但也很幸运，常常有师长、学生、朋友以及海外汉学家帮她的忙，让她能在困境中找到出路。这本自传是在她晚年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口述的，讲话的语气没有她中年时候那种孤愤的激情，现在的读者如果不知道叶先生以前的事迹，可能会觉得叶先生一生都是很幸福的。其实远远不是如此。叶先生是在一九七八年回国教书以后，才逐渐达到她生命的高峰的。她灿烂的晚年是她有意的选择所促成的。现在叶先生誉满全国，她所作的任何演讲都有录音，都有人帮她整理成书，都能畅销，而这些是她一生坎坷的经历的累积，再加上她为追求自己生命的安顿，在艰难的条件下，下定决心选择自己所要走的道路，所导致的结果。看到叶先生这样的生命追求，真是让我无限向往，让我对她产生深厚的感情。

关键是一九七八年。两年前叶先生的长女和女婿结婚才三年，就出了车祸同时过世，叶先生非常痛苦。叶先生说：“事后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很多天不肯见人。我不愿意让外人看见我哭哭啼啼的，听别人说一些同情的话，在接连数十天闭门不出的哀痛中，我写下了哭女诗十首。”她的长女是和她同甘苦共患难的，她的先生被关在政治牢中的时候，她必须独立抚养女儿。她在中学上课时，没有人照顾女儿，她必须把婴儿车推到教室后面，然后她才上台讲课。这个女儿从小就知道她生活的苦难以及她的寂寞，应该说，女儿的去世，把她平生最不为人知的隐痛都带走，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像女儿那样了解她的人，悼女诗的最后一首是这样写的：

从来天壤有深悲，满腹酸辛说向谁。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

叶先生坦言，她的婚姻是不幸福的，她的先生嫉妒她的才华，“我尽量希望把事情做好，可是他就是要把所有美好的东西丢掉”，对于这样的男人她可以养他一辈子，“我吃苦耐劳的什么都做，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承担着经济上的压力。当然我是为了我们的家，也为了两个孩子”。她的先生被关了将近四年，她带着长女相依为命地度过那几年。现在她的长女突然过世，让她悲从中来。家已破碎，这就是她一辈子辛劳的成果吗？女儿的猝然离世，引发她对婚姻失败的悲苦，让叶先生有“生何以堪”的感慨，这可以说是她一生最大的精神危机。

就在这个精神危机的时刻，刚好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已经逐渐改善，她就想到要回国教书。一九七八年春天，她给国家教委写了申请书。“当时我写好了信就要到邮筒投寄。我在温哥华的家门前，是一大片茂密的树林。那一天我是傍晚黄昏的时候出去的，我要走过这一片树林，才能够到马路边的邮筒去投信。当时落日的余晖正在树梢上闪动着金黄色亮丽的光影，春天的温哥华到处都是花，马路两边的樱花树下飘浮着缤纷的落英，这些景色唤起了我对自己年华老去的警惕，也更使我感到了要想回国教书，就应争取早日实现的重要性……当时满林的归鸟更增加了我的思乡之情，于是我就随口吟写了两首绝句。”其中第一首说：

向晚幽林独自寻，枝头落日隐余金。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

这里不说“独自行”而说“独自寻”，是因为你在行走之中有一种寻思，一种思索。“枝头落日隐余金”，是说树枝被落日染上了金色已经渐渐褪去，太阳就要落下去了。这是写实的，同时里边也有象征生命的意思。一九七八年，叶先生已经五十四岁了。所以说“渐看”，是说慢慢地看着归鸟回巢，看着它们都有归宿，再想到自己，“我”要怎么办？这样才能转入下一句“谁与安排去住心”，“我”在海外漂泊数十年，谁能够让“我”的“去住心”有最后的归宿，不是应该回祖国教书吗？因为这样的思索、这样的选择，叶先生终于能够得到最光辉灿烂的晚年。

在写了前面所提到的《向晚二首》之后不久，叶先生又写了《再吟二绝》，其中第二首说：

海外空能怀故国，人间何处有知音。他年若遂还乡愿，骥老犹存万里心。

第一句的“空能怀故国”，是说在海外只能怀念祖国，而不能实际报效祖国。第二句的“人间何处有知音”，是说不能畅所欲言地给学生们讲我所热爱的古典诗词。这是叶先生自己的解释，实际上我对这二句，还有另外一层的解释。你在海外，如果过度表达中国情怀，人家甚至会不高兴，你的感情甚至会遭到嘲讽，有时还会遭到辱骂。第三、四句当然不需解释，大家都能理解。我读这首诗时，已经年满六十五岁，按规定是可以退休了，虽然我可以再延长五年，但我不想延了。我不想再在台湾教书了，我决定接受重庆大学的聘书，到大陆客座半年。叶先生说，“骥老犹存万里心”，她写诗时五十四岁，而我读诗时已六十五岁。我深受感动，觉得六十五岁再到大陆教书，未为晚也。后来，我在重庆的客座又延了一年，要不是我母亲年纪已大，我还想继续教下去。

上面这两首诗，我一读再读，决心背下来。如果我还是二十岁，这一点都不难。但是现在年龄老大，刚背下来，过两天就忘了，在两个月内我隔几天就复诵一次，现在我大概可以随口背出来了。读叶先生的《红蕖留梦》，这两首诗最让我感动。

最后，我讲一件至今难以忘记的事。一九九九年庆祝新中国五十周年，并举行阅兵，我们“中国统一联盟”有十多人受邀参加庆典，住在北京饭店。“十一”前一晚，接待人员告诉我们，明天早上一大早就要出发，绕小巷子步行至少四十分钟，才能走到指定要我们坐的位置。接待人员希望我们早一点睡觉，以免第二天体力无法应付。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走出饭店，其中有年过七十的陈明忠和林书扬，还有跟他们年龄相仿的一些台湾老政治犯，还有六十二岁的陈映真，以及五十一岁的我（我算是较年轻的）。我们都精神奕奕的，非常兴奋，准备迎接马上到来的庆典。走着走着，从一条小巷子绕到另一条小巷子时，从第三条小巷子也走出一群人，我跟陈映真马上看到叶先生。陈映真虽然大我十一岁，但也是叶先生的学生，他在淡江大学读书时，上过叶先生的“大一”国文。他交给叶先生的第一篇作文，后来发表后就成为他的第一篇小说。我们两人急着跟叶先生打招呼，叶先生很高兴，一面走一面聊天，一直走向天安门，走到阅兵台才分手。这是我们三人在京的一次奇遇，我一直没有忘记。

（《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叶嘉莹口述，张候萍撰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