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茜荑

两位旧日同事分别发我微信告知，鲁秀珍老师去世了。

当时我正在松原和扎兰屯，悲伤之余，我只能默默地说一声，鲁老师，您一路走好。

上世纪八十年代伊始，按照落实政策，我调转至《北方文学》杂志社工作，当时采用的编制是以工代干，而于此之前，我是一家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大集体编制工人。这样说，我的同龄人大概都听得懂，可现在年轻人恐怕就很难明白了。

1980年1月3日，我到《北方文学》杂志社正式报到上班，被分配到编务组工作。《北方文学》杂志社是个不大的单位，即使是在百废待兴改革开放的鼎盛时期，所有在职员工也就二十五六人，所以很快我便和大家都认识了。鲁秀珍老师给我的感觉热情亲切和蔼，有时像长辈，有时又像大姐，这种感觉我始终未变。其实，鲁秀珍老师的丈夫王观泉先生我早就熟识。他是一位学者，主要从事美术史和文学研究。王观泉先生也是家父的朋友，我平时都喊他叔叔。不知道是否因为有这层关系，鲁秀珍老师建议我不再做编务，希望我成为一名文学编辑，并在她的力主之下我被调到小说组当见习编辑。

最初，我的工作很简单，负责分配稿件。就是将作者寄来的稿件拆封分类。那时《北方文学》杂志社编辑业务分为四组：小说组、评论组、诗歌散文组和编务组。我的任务就是将分类好的稿件依次分发给具体责任编辑。那时来稿量非常大，每位编辑桌上都堆放着高高一摞待处理的稿件，差不多一两天就能装满一麻袋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