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静［苏州市职业大学， 江苏 苏州 215104］

诗文品鉴

高启枫桥诗品读

⊙徐 静［苏州市职业大学， 江苏 苏州 215104］

高启是元末明初“吴中诗派”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其诗主要抒发个人情怀，追求精神自由。枫桥位于姑苏城外寒山寺旁，是一座闻名遐迩的古桥。品读高启的枫桥诗，管中窥豹，可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浪漫诗人高启的个性和命运。

高启 枫桥诗 品读

明初洪武七年，在阴云笼罩的南京，当时最有声望的诗人高启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残忍地腰斩于市。苏州震惊，举国震惊！这是一个政治事件，由此，最高统治者朱元璋向不愿顺从的吴中士人发出了明确而严酷的警告。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长洲（今苏州）人，与杨基、张羽、徐贲被誉为明初“吴中四杰”。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赞誉高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高启是元末明初“吴中诗派”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其诗较为鲜明地表现出吴地文学的传统特点，主要抒发个人情怀，追求个性自由。如其表现自我人格的《青丘子歌》，强烈而鲜明地表现出要求脱离伦理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发展的个性特征。高启在诗中这样描写自己：“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兔忙奔倾。向水际独坐、林中独行。”这首诗写于高启隐居青丘之后，此时，他早年怀抱的理想已经破灭，深刻觉悟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诗中“不问龙虎苦战斗”，意思是他对张士诚、朱元璋等群雄纷争已经厌倦。他对人生目标的选择，不是传统的功名富贵，他只愿做一个诗人，一个自由自在的诗人。而诗歌对于他来说，既不是闲适的消遣，也不是实现社会道德目标的工具；诗歌，只是诗人自身内在精神追求的需要，不服从任何外在的目的。如此强调诗人的价值和诗歌的非功利性，是过去极少见的。

高启有一首《泊枫桥》，诗曰：“画桥三百映江城，诗里枫桥独有名。几度经过忆张继，乌啼月落又钟声。”

枫桥，位于苏州阊门外九里道旁，始建于唐代，距今约有一千两百年的历史，明崇祯末年、清乾隆三十五年都曾修缮过。现存的枫桥为清同治六年（1867）重建，是一座单孔石拱桥，形如月牙，长39.6米，高7米，宽4.2米，跨径10米。自隋朝大运河开通，枫桥地跨江南运河，成为苏州西北部的一个门户，凡行舟坐船往北去或由北往南来者，都得经过枫桥，这是一个交通要道。中唐诗人张继曾坐船夜泊枫桥。江南水乡秋夜幽美的景色，吸引着这位怀着旅愁的游子。他听到了枫桥边上寒山寺的夜半钟声后，独有感怀，诗兴大发，就把这平常的景色和游子的思绪融为一体，写下一首意境隽永的小诗《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七绝使得姑苏城外原本普通的枫桥声名鹊起，成为蜚声中外的名胜。高启的《泊枫桥》，感慨苏州水城三百多座古桥中，枫桥名气最大，就是因为自张继的《枫桥夜泊》之后，历代文人雅士都喜以枫桥作为歌咏对象。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凡到苏州，都要去枫桥寒山寺观赏。站在枫桥上，望着大运河远去的流水，看一下寒山古刹的霜天钟楼，听一下寒山寺古老的钟声，领略一下《枫桥夜泊》的诗情画意，然后步张继后尘写诗题咏，留下许多名篇佳作。自唐朝以来，诗里枫桥达百余首。颇有意思的是，高启本人也常咏枫桥。本文透过高启的几首枫桥诗，管中窥豹，可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诗人的个性和命运。

一、送别枫桥

枫桥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南宋范成大《吴郡志》记载：“枕漕河，俯官道，南北舟车所从出。”枫桥控扼傍河而贯的驿道，大运河在此通过，这里又是官道所在，南北舟车在此交会，水陆便利，行旅休憩，商贾聚集，成为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也是送别之地。诗人高启也经常在枫桥送别亲朋好友。这里选录几首他的枫桥送别诗如下：

红叶寺前桥，停君晚去桡。醉应忘世难，归不计程遥。山隐初沉日，风催欲上潮。离魂来此处，还似灞陵销。（《枫桥送丁凤》）

枫桥西望碧山微，寺对寒江独掩扉。船里钟催行客起，塔中灯照远僧归。渔村寂寂孤烟近，官路萧萧众叶稀。须记姑苏城外泊，乌啼时节送君违。 （《赋得寒山寺送别》）

君来欢不足，君去忧何遽。共听枫桥钟，留连恐将曙。蛩鸣故苑草，鸟起高城树。明日独登楼，归帆渺何处？（《会宿城西客楼送王太史》）

高启是一位性情中人，在枫桥送别亲朋好友时难免产生离愁别绪。《枫桥送丁凤》明确指出枫桥犹如长安伤别的“灞陵”一样，是一个黯然销魂的离别之地。长安东南有灞陵亭，唐代人们出长安东门相送亲友，常常在这里分手。因此，灞陵在唐诗里经常是和离别联系在一起的。李白有词云：“年年柳色，灞陵伤别。”《枫桥送丁凤》最后二句“离魂来此处，还似灞陵销”充分表达了诗人在枫桥送别时的离情别绪。《赋得寒山寺送别》格调清冷，思绪缠绵，舒缓有致，将枫桥送别的伤感渲染得十分浓郁。《会宿城西客楼送王太史》中的王太史指王彝。洪武六年（1373）秋，王彝自海上入苏州城郭，与高启共叙离别之情。王彝停留数日又离去，高启赋此诗以赠别。诗人在枫桥送别友人归海上，将离别之情写得淋漓尽致。

最真挚的话语往往都是平实而简朴的，高启的几首枫桥送别诗感情真挚，毫不矫饰，出乎其心而融于其景，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动人至深。

二、告别枫桥

高启年少时有志于功名，但正逢元末战乱纷起，加之性格孤高耿直，不拘于礼法，对官场生活比较反感。张士诚占据苏州时，赏识他的才华，但高启始终不肯出来做官，隐居于吴淞江畔的青丘，做一个自由的文人。

入明以后，高启也曾对新王朝抱有期待。明洪武二年（1369），高启在亲友劝说下应诏赴南京参与修撰《元史》，后任翰林院编修。在去南京途中所作的《赴京道中逢还乡友》写道“欲寄故乡言，先询上京事”，从中可见高启内心的疑虑不安。对于新朝，他虽然了解很少，却早已留下阴影。比如苏州被明军攻破后，朱元璋流放大批吴中士人，其中就有高启的兄长高咨，还有他的许多文友，或被流放，或被处决，曾激起高启的强烈不满。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诏修元史，高启因为学问太好、名气太大而被征召。对于被召，高启本来就是犹豫不决的，经不住亲友的劝说，诗人怀着忧惧的心情踏上行程。其《将赴金陵始出阊门夜泊》（二首）表达了当时的心情。诗曰：

乌啼霜月夜寥寥，回首离城尚未遥。正是思家起头夜，远钟孤棹宿枫桥。

烟月笼沙客未眠，歌声灯火酒家前。如何才出阊门宿，已似秦淮夜泊船。

高启在亲友的反复劝说下，应召去南京修史，始出苏州阊门夜泊枫桥，写下以上两首七言绝句。第一首化用张继《枫桥夜泊》诗句，表达诗人的一种直觉，这就是离愁最恨在咫尺间，将思家情感渲染得十分浓郁。第二首写才出阊门，就感觉好像已经飘摇在南京的秦淮河上了。离别的思绪如梦如幻，一直相伴到丹阳驿，诗人才在恍然中发现乡关已远，字里行间充溢着乡思之情。

三、重归枫桥

高启虽有济世之志，但在明初严峻的政治环境下，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理想很难实现。在南京任职期间，他对官场生活的不自由也感到难以忍受。因此，洪武三年（1370）当朱元璋提拔高启任户部侍郎的高位时，他坚辞不受，辞官归隐。在朱元璋新朝仕子中，高启实属“异类”，在南京几年，始终以“京华客子”自居，体现了他对入仕角色的认知。他鄙薄功名利禄，追求个体独立和精神自由，对仕宦充满厌倦之情。在获准归里、归梦成真时，高启写了以下两首诗：

故人当日送登畿，此地停舟醉落晖。惭愧临河旧攀柳，尚留青眼看人归。（《东归至枫桥》）

《东归至枫桥》回忆当年告别枫桥入朝去南京的情景，仿佛醉梦一场如今又重归枫桥。“惭愧临河旧攀柳，尚留青眼看人归”用拟人手法写家乡的人情美，也预示着归隐生活的闲适美好。高启曾在诗中写自己“江湖兴未忘”，辞返故里后，虽说近乡情怯，但诗中洋溢着一股抑制不住的欣喜之情，传递了诗人内心深处对重获自由自在的生活的那份向往。

然而，归隐的自由快乐只能是诗人一厢情愿的梦想。在明初的政治背景下，诗人的生存环境与他们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因此，在表现个性自由的同时，仍往往掩饰不住地透露出对当时政治气候的惴惴不安。高启在写景状物时，常常烘托出一种凄清的气氛，表达诗人深刻感受到的孤寂，以及与孤寂相伴随的惊恐。如《虎丘》一诗写道：“望月登楼海气昏，剑池无底镇云根。老僧只恐山移去，日暮先教锁寺门。”诗中真切地描写出一种荒凉的境界，还有一种莫名的恐惧，这其实是诗人主观心境的反映，表现了诗人对自身生存处境的敏感。他在游苏州名胜天平山时所作的《卓笔峰》中写道：“云来初似墨，雁过还成字。千载只书空，山灵恨何事？”“书空”的典故见《世说新语》，说晋代殷浩被废黜后，每天用手空画着写字，别人暗中观察，发现他一直在写的字是“咄咄怪事”四个字。诗中引用这一典故，加上“恨”字的运用，更增加了由幻灭感带来的悲愤怨恨。

高启虽然隐居吴中，仍旧未得解脱。《明史·高启传》记载：“洪武初，被荐，偕同县谢徽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复命教授诸王。三年秋，帝御阙楼，启、徽俱入对，擢启户部右侍郎，徽吏部郎中。启自陈年少不敢当重任，徽亦固辞，乃见许。已，并赐白金放还。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之未发也。及归，居青丘，授书自给。知府魏观为移其家郡中，旦夕延见，甚欢。观以改修府治，获谴。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年三十有九。”如前所述，高启为人孤高耿介，不羡功名利禄。当朱元璋提拔他担任户部右侍郎时，他固辞不受，归隐故里。这种不顺从、不合作的态度，其实已经惹恼了专制皇帝朱元璋；更何况，他还写诗歌讥讽朝廷。高启曾作《题宫女图》一诗，讽刺了明初宫廷中混乱的私生活，愈发引起朱元璋的忌恨，据说这是高启最终被杀的重要原因。总之，入明以后，高启的自由个性与正在形成的高压环境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严重的冲突，以至于辞官回乡以后，诗人仍然感受到沉重的精神压抑和痛苦。如《步至东皋》写道：“鸟啄枯杨碎，虫悬落叶轻。”枯杨被鸟啄碎了，落叶飘零，一根细丝悬荡在半空，这似乎是生命遭受摧残的象征。果然，洪武七年（1374）恼怒的朱元璋就借苏州知府魏观改修府治案，将高启牵连进去。魏观因改修府衙而获罪，朱元璋见到高启为府衙所作的上梁文，大怒，将高启腰斩于南京，死时年仅三十九岁。

据高启学生吕勉说，高启等人被押解往南京时，“众汹惧丧魄，先生独不乱，临行在途，吟哦不绝，有‘枫桥北望草斑斑，十去行人九不还’‘自知清彻原无愧，盍请长江鉴此心’之句”。

高启这位执着地追求精神自由、张扬个性价值的浪漫诗人，在明初那种严酷的政治环境中，不屈不挠，向现实抗争，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编 辑：

赵 斌 E-mail:948746558@qq.com

作 者：

徐 静，苏州市职业大学吴文化研究院院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