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健，郑 彦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福建厦门 361008）

清末民国时期的厦门茶叶老商号发展状况考证

吴小健，郑 彦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福建厦门 361008）

茶叶产业发展是近代厦门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厦门地区的茶叶商号伴随着海丝茶路的发展而逐渐兴盛，同时也经历了衰退。对清末民国时期厦门茶叶老商号的考证发现：五口通商以后茶叶贸易已成为厦门的重要支撑行业，并且带动了本地茶叶商号和消费市场的发展。民国时期的厦门茶叶老商号的经营模式仍是单店经营，当时在欧美日等国出现的茶叶店连锁经营的模式尚未被引入厦门。最后，茶叶老商号见证了近代中国茶叶贸易和流通消费的历史进程，这些茶叶老商号的故事和经营历史值得深入挖掘和梳理。

清末民国；厦门；茶叶；老商号

清末到民国时期，厦门地区的茶叶商号伴随着海丝茶路的发展而逐渐兴盛。如今，绝大多数茶叶老商号已经消失。然而，厦门的老字号茶业商铺是厦门这座城市茶业贸易和流通消费的历史见证。对于这些茶叶老商号的故事和经营历史进行梳理发掘，使得传统文化得以一代代传承，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基于此，本文拟对民国时期的厦门茶叶老商号的发展背景、地区分布及经营状况进行档案整理和内容研究，以给厦门近代茶叶老字号研究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1 清末民国时期厦门茶产业随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

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军攻占厦门，并指派一总兵率兵驻扎岛上。清康熙二十二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师东征台湾，郑克塽率部投降。随后，清政府宣布取消海禁，在厦门设立闽海关正口，厦门的海上贸易进一步发展。国内贸易方面，“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国外贸易方面，厦门与英国、日本以及东南亚的贸易频繁。清康熙五十六年，清政府下令禁止中国商船与东南亚各国通商。雍正五年（1727年）取消上述禁令，但规定轮船只能在厦门口出入，“其余各口俱不准其收泊”。厦门成为惟一合法的对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口岸，商业贸易出现“市肆日闹也，货贿财物日增而日益也，宾客商旅日集而日繁也”的繁荣景象。乾隆初（1736～1756年）厦门的海上贸易达到鼎盛，“港中舳舻罗列，多至万计”[1]。

对外贸易的繁荣促进了航运、造船等行业的发展。厦门的国内主要航线有3条：一称“横洋船”，对渡台湾鹿耳门；二称“南艚”，贩货至漳州、南澳、广东各处；三称“北艚”，往返温州、宁波、上海、天津、登州、莱州、锦州等地。国外主要航线有4条：东洋线，通今朝鲜、日本等地；东南洋线，通今菲律宾、文莱、东帝汶、印度尼西亚等地；南洋线，通今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地；西南洋线，通今荷兰、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地。航运业的发达使得一批厦门人以此为生计，“豪者挟资贩海，或者捆载而归。贫者为佣，亦博升斗自足。”而国家“饷税日见充盈”。航运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厦门造船业的发达，乾隆元年（1736年），厦门军工战船厂已具备年修造48艘战船的生产能力，民间造船亦十分普遍，“土、木、金、银、铜、铁诸工率自外来，船工大盛”，而“舵水人等藉此为活者以万计”。乾隆中叶，厦门街市已呈现“近城烟雨千家市，绕岸风樯百货居”的繁华景象。

但这种繁华对百姓而言是有限的，“骤富骤贫，容易起落”，大部分居民依然“近山者率种蕃薯，近海者耕而兼渔”。且厦门城囿于厦门岛西南一隅，“街市窄狭，民居稠密”，“而又堆积粪土，薰蒸潮湿”，居住和交通条件十分恶劣。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之后，政府陆续增开了福建——台湾的对渡港口，厦门作为对台通航惟一港口的优势大为削弱，海上贸易日趋衰退，航运业也一蹶不振。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清政府禁止内地茶叶从厦门出口，“洋船贩夷止有碗、伞粗货，口务遂绌”。“迨至道光十二三年，每岁令地方官招徕劝谕，始有洋驳一二号贩夷”。当时，“厦门商行仅存五六家，关课亏缺”。对台贸易也日渐式微，“厦门商船对渡台湾鹿耳门，向来千余号……至迩年渡台商船，仅四五十余号矣”。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年8月），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厦门被列为5处通商口岸之一，北上茶叶之路为海上茶路代替。自开海禁且五口通商后，福州和厦门逐渐成为福建的茶市中枢[2]。厦门茶叶所经营的茶叶主要产自武夷山和安溪地区[3]，从清代以来，安溪一直是闽南乌龙茶的主产地，通过厦门港销往东南亚。清咸丰四年(1854)，福建茶叶出口量由650万公斤增加了一倍多至1350万公斤。武夷茶因其质优而“价格独翔”，当时的美国旗昌洋行派人沿闽江到武夷采购茶叶获利颇丰。光绪年间，福建口岸出口的福建茶叶增加到4000万公斤，相当于当时全国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清光绪六年，武夷山输出青茶20万公斤，输出红茶15万公斤，价值总计50万元，茶叶出口值位居福建省第一。此时，由厦门出口海外的武夷茶数量渐多，质量突出，被称为“夷茶”。清末民国时期茶叶逐渐成为厦门最大宗出口产品。由于厦门是茶叶远销海外的集散地，因此，茶的英文“tea”或“tee”就是源自厦门话对“茶”的译音。清末民国时期由厦门外销海外的武夷茶以其质优，所以价格昂贵。精选自珠帘洞的大红袍，每小两可售银元4元，相当于每斤价值为银元70元，其他如铁罗汉每斤银元48元。天心提丛正名色种每斤银元16元，价值相当于白米千斤。而同时期在福州市出售的雪花香片茶每斤为银元8角，杭州龙井的旗枪每斤售价银元4元，相比之下，足见“夷茶”之名贵，而转口厦门外销海外也成为大势所趋了[4]。

2 对清末民国时期厦门茶叶老商号发展状况之考证

2.1 茶叶贸易是厦门一直以来的重要行业

拉动福建茶叶贸易的，一方面是世界各国对福建茶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是当时从事茶叶贸易的利润实在诱人。在清代赵翼所著的《蕶曝杂记》中就这样说：“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其番舶来，所需中国之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

清末民国时期，厦门、泉州地区因为茶叶贸易而商埠兴旺，海运发达。闽南地区素负盛名的张泉苑茶店，自清中叶以来，即经营武夷岩茶。1930年，张泉苑茶店以3万余银元高价购买武夷山慧苑岩茶园，并逐渐取得武夷山碧石岩、幔云岩、弥陀岩、竹窠岩等处的岩茶包销权，从而控制了“夷茶”货源。在张泉苑的全盛时期，由武夷山运来的武夷岩茶，每年平均400箱（每3箱约1担，即0.67万公斤）。清末民国时期通过厦门外销世界的茶叶规模之巨可由此窥见一斑[5]。

2.2 茶叶贸易带动了清末民国时期厦门本地茶叶商号的繁荣

受鸦片战争的影响，厦门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及工商业亦发生改变，从厦门出口的商品主要是茶叶。这些茶叶，主要来自闽中茶区永春、安溪等县，闽北的武夷茶也有小部分由此出口。除了茶叶以外，从厦门出口的货物还有粗瓷器、糖、白矾、纸伞、大米、药材、烟草、瓦和铁器。茶叶贸易带动了清末、民国时期厦门本地茶叶商号和流通消费市场的繁荣。

根据笔者对20世纪三十年代厦门本地茶叶老商号的考证，当时厦门有71家茶叶老商号，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出版的《厦门工商业大观》一书中还能清楚地看到这些茶叶商号的座落、门牌号、商号负责人等信息[6]。表1为20世纪三十年代厦门茶叶老商号的一览表。开元路是厦门第一条马路，也是民国时期厦门茶叶商号最为集中的街区。根据笔者对当时茶叶老商号的梳理：位于开元路的有5座茶楼、4家茶叶门市，还有联成、可成、芳茂、辉记4家茶叶出口商，其中可成、芳茂、辉记除了出口还兼营门市。除了开元路，厦门的茶叶老商号还集中分布在思明南路、厦禾路、洪本部等地。

表1 20世纪三十年代厦门茶叶老商号一览

2.3 民国时期的厦门茶叶老商号仍以传统经营为主

按照国内连锁经营理论的一般看法，茶叶产业非常适合应用连锁经营模式，连锁经营模式正起源于茶叶产业。1859年，世界上第一家连锁店是吉尔曼和哈特福特在纽约创办的大美国茶叶公司。该公司到1865年已经营了25家分店，全部在百老汇大街和华尔街一带，且只经销茶叶。今天，在厦门的大街小巷存在的众多茶叶企业都是采取连锁经营模式的，如海堤茶叶、天福茗茶等，也说明连锁经营在茶叶经销领域是具有显著优势的。

但查看民国时期的本地茶叶商号，在1932年登记在册的全部71家茶叶商号中没有任何2家商号名称是统一的，说明这种统一商号、统一采购、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的现代化经营模式尚未被引入当时的厦门茶业。有趣的是，笔者在厦门的茶叶商号中找到许多和省内茶叶产地相同的茶叶商号。例如，武夷山旧称崇安县，据《崇安县文史资料》记载：清末，赤石茶市老店还留六十余家，其中出名的老字号有集泉、奇苑、泉苑、芳茂、元美、泰丰、文圃、泉顺、泉发、福美等茶庄[7]。在这些茶商商号中就存在不少与厦门商号重名的现象，类似情形在泉州、漳州地区亦有发现，这就说明在清末和民国时期福建的茶叶商号统一名称主要是在不同城市间协调茶叶生产和分销的关系，现代化的连锁经营思想在当时还未被引入当时厦门的茶叶流通环节或者至少可以说现代化的茶叶流通经营模式的优势在当时仍未被茶叶经营者意识到。

国内学者对民国时期浙江茶叶贸易与经营的研究也间接应证了这一观点，当时上海的汪裕泰、程裕新，苏州的汪瑞裕，北京的鸿记，天津的正兴德、泉祥，济南的鸿祥，哈尔滨的东发合，大连的阮顺德等大茶商均在杭州设庄，通过杭州茶行收购，抢先运往各地报新[8]。可见，民国时期茶叶商铺开设分号的主要目的在于其供销协调功能，并不是现代意义上所讲的连锁经营。

2.4 茶叶老字号商铺见证了厦门茶业的发展历史

不论繁荣或是衰退，茶叶老商铺们都是历史的见证者和变革的推动者。根据《厦门工商业大观》记载，“东邻之日本，苦心研究，对茶之生产与制造均有良好之效果。我茶叶在欧美之原有市场，竟被后起之秀所掠夺。茶市日见衰退。……又南洋各岛数年来不堪锡兰红茶之竞争，良好市场逐渐丧失。”[6]不难看出，在20世纪三十年代，由于邻国日本、斯里兰卡等茶叶出口后起之秀的竞争，厦门的茶叶贸易呈现衰落的势头。在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厦门的40家茶叶出口商中已经有21家兼营门市业务，单纯从事茶叶出口业务的商铺仅有19家，这大概就是厦门茶叶贸易转向内需的一个过渡。大约在这一时期，厦门茶叶商号抱团取暖成立茶商同业会，会址在水仙宫。1936年，厦门茶商同业会有从业者125人，代表人数8人，当时的茶商同业会代表情况见表2。

表2 1936年厦门茶商同业会代表名录[3]

在清末、民国时期，茶叶贸易的发展也带动了茶叶老商号的创设、产品、包装等的发展与创新。根据《厦门对外经济贸易志》的记载，芳茂是福建省最早的合资企业[9]。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菲律宾廖芬记与国内同行在厦门合资开设“芳茂茶叶商”，资本总额41355银元，其中侨资20834银元。它是股权式企业，股东按照投资比例分享企业的红利、分担企业的风险。在《厦门工商业大观》（1932）关于芳茂的记载为，“芳茂，门牌位于开元路245号，经理廖清源。”在众多的茶叶店中，涌现出颇具规模与名气的近十家，如金泰、和泰、奇苑、尧阳、文圃、锦祥等，这些茶店除销售本市外，还兼及厦门周边的数县，如同安、海澄、金门、云霄、东山、诏安、漳浦等；与此同时，他们还将高档的茶叶进行高档的礼品式包装，专销出国人员及华侨返回南洋的馈赠佳品，并且基本上有自己产品的品牌特色，如文圃茶庄的产品中，高档的品种有“茗色种”，中档的产品中有“文圃小种”；由安溪人张氏兄弟（彩山、彩凤、彩南、彩云）创办的“张源美”茶行，茶品的商标为“白毛猴”，经过近二十年的奋斗，拥有自己的茶山、茶厂、店铺、国外销售注册商标、代理商等，使产、运、销形成配套[3]。

与茶叶老商号的发展相匹配，厦门的饮茶之风盛行。据老厦门人回忆，在厦门被称之为“泡茶”，老街深巷中的厦门人更习惯叫做“呷茶”，这含有“品尝”的诗意。老厦门人都会记得过去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收费低廉的茶肆，俗称“茶桌仔”。一张低矮的小桌子，一只小盘子上放着掌心大小的紫砂茶壶，几只小杯，一碟花生贡糖之类的茶点，外加一壶开心，一桌一天地，一杯一乾坤。一壶海堤铁观音，几张磨得发亮的竹椅，巷弄里坐着几个老人一边喝茶一边“话仙”，这些茶馆老字号记录着厦门人曾经的生活方式。

2.5 国内外时局对厦门茶业发展影响巨大

民国时期是中华民族的多事之秋，动荡多变的国内外时局对厦门茶产业的发展影响极其巨大。例如，民国初期民族产业发展时期，在南洋生根或发达的众多华侨往返于厦门与南洋之间，厦门茶叶通过不同的方式源源不断地流向南洋，例如厦门茗茶作为馈赠海外亲朋好友的佳品被回家省亲的华侨带回南洋诸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出海口被日本军舰封锁，厦门至内地与海外的海上航线基本停开，茶叶外销大受影响，厦门茶叶外销业务一蹶不振。1938年5月厦门岛沦陷，所有在厦门岛的茶店关门收市，经营者多是逃到“万国租界”——鼓浪屿，一些茶叶店被洗劫一空[3]。抗日战争胜利后，外销茶仍不景气，业务清淡，获利甚微。一直至建国才慢慢开始恢复起来。

3 结论

茶叶在厦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茶叶产业在清末、民国时期已经成为厦门的一个重要行业。茶叶老商号经营的业态包括出口、门市、茶楼等。在茶叶贸易衰退之时，厦门本地茶叶商号除了出口也转营本地销售。厦门的茶叶受到国内外形势的影响，茶叶贸易出口的消费者从早期的欧美、亚洲各国，逐渐萎缩到只有东南亚一隅的华人消费群体为主。如今，曾经在厦门颇具名气的大部分茶叶老字号已经消失。然而，厦门老字号茶叶商铺是近代我国茶叶产业兴衰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他们的存在和传承推动着中国茶叶产业的发展振兴。茶叶老商号的变迁是地方茶叶行业的晴雨表，他们的发展为中国茶叶行业的繁荣发展开拓新路，记录着中国茶叶产业发展的一个个崭新的起点和里程碑。对于这些茶叶老商号的故事和经营历史进行梳理发掘，使得传统文化得以一代代传承，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1]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清道光年间厦门志（第三册第二十八卷）[M].鹭江出版社，1996：35-78.

[2]赵磊，郭义红.民国时期福建茶业政治经济和教育科研状况[J].农业考古，2016(2)：240-243.

[3]彭景元.1895-1945年厦门茶业研究[J].古今农业，2008(1)：87-95.

[4]亚太茶业内参.“夷茶”的出口历史[EB/OL]http://www.xincha.com/p/605870

[5]泉州市政协委员会.泉州文史资料（第12辑）[M].泉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82:33-79

[6]作者不详.厦门工商业大观[M].厦门工商广告社，民国二十一年（1932）:44-56.

[7]福建省崇安县委员会.崇安县文史资料（第9辑）[M]福建省崇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编，1989:121-132.

[8]陶德臣.清代及民国时期浙江茶叶初级市场与出口茶埠变迁[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79-84.

[9]厦门对外经济贸易志编委员编.厦门对外经济贸易志[M]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56-57.

福建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课题“‘一带一路’机遇下两岸老字号发展与传承的合作研究”。

吴小健（1967-），男，福建建瓯市人，教育学学士，副教授，科研处处长，老字号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郑 彦（1980-），男，浙江衢州人，管理学硕士，副教授，老字号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