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超+李资源

随着西方敌对势力对亚太地区和平演变压力的不断加强，尤其是近来美越关系进入“蜜月期”的情况下，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在东南亚地区包括越南，都出现了一些影响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声音，中越边境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的压力陡然增加。意识形态工作在党的工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要维护中越边境民族地区意识形态的安全，就必须以越南为突破口，扩大先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东南亚各个邻国间的影响。

一、从地缘文化出发构筑具有一致性的中越边境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堡垒

意识形态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意识形态中的文化性与文化中的意识形态性是交叉并包、互相渗透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相比，边缘更宽泛、外延更开阔，文化包含了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形成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阶级社会中，文化主要通过意识形态的途径进行发展，人们接受文化的过程也就是接受意识形态的过程。因此可以说，意识形态的发展有赖于文化的承载与滋润，文化的发展也有赖于意识形态的指导与评价。中越两国一衣带水、唇齿相济，在地缘文化上有着极为明显的一致性。因此，从地缘文化入手构建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的意识形态堡垒，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重大的现实意义。

1.以跨界民族的文化同根性为基础强化中越边境意识形态的一元性

中越两国一衣带水、唇齿相济，在地缘文化上有着极为明显的一致性。首先，越南民族的起源与中国有着极大的关联。越南的主体民族是由当地的旧苗裔与古迁华夏族群融合而成的京族，越南人称自己为“龙子仙孙”，与中国人“龙的传人”的主张不谋而合。其次，越南是“汉字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汉语与汉字长期以来都是越南官方的正式语言，在当前的越语词汇当中，依旧留存有半数以上的汉语或源于汉语的词。最后，越南也是儒家文化圈中的重要一员。越南人讲究仁爱礼让，崇尚道德，是东南亚国家中唯一接受和践行东方价值观的国家。

中越两国边境线上的跨界民族，也是中越两国地缘文化相亲的重要体现。中越两国有着绵延1353千米的边界线，边界线的两边分布着14个跨居中越两国的少数民族。虽然这些民族在两国的称呼略有差异，如在中国被称为傣族的少数民族，在越南则被称为泰族，在中国被称为彝族的少数民族，在越南则被称为倮倮族等，但实际上他们民族同源，有着共同的语言、信仰和文化风俗，并经常性地进行跨境社会互动，在中越两国的边境线上形成了一个跨界民族文化带。

当前，纵观中国960万平方千米的陆地面积，2.2万千米的边境线，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民族文化的差异、境外敌对势力的干扰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再加上各邻国之间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相互竞争、相互冲击，导致边疆民族地区的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前所述，文化既产生意识形态，又受到意识形态的指导与评价，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是精神文化产生的原因，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占有足够多物质生产资料的人便不用再进行体力劳动，而开始了对精神产品的生产，这些人为生产的精神文化产品必然不可能具有完全的客观性，它总是围绕着精神生产者所属的阶级利益，以特定的意识形态色彩出现。因此可以说，文化上的多元是造成了意识形态的对抗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中越边境民族地区因其独特的历史沿革与地理位置，形成了具有一致性的地缘文化和具有同根性的跨境民族文化。文化上的同根性为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的健康发展构造了良好的交流与沟通环境。正是基于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模式上的相似性，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的跨境民族人民群众可以更好地理解对方，处理好双方之间的关系。这种民族文化上的相亲性如果加以良性引导，就能够扩大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相互了解，强化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认同，为更好地开展中越关系夯实意识形态基础。中越边境民族地区意识形态的一元性结构一旦建立，就可以更好地增进跨界民族的文化交流与经济交流，也就可以更好地维护两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共同抗击外部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

2.以越南为突破口扩大中国意识形态在东南亚的影响

我国长期以来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以大国为关键，周边为首要，发展中国家为基础，多边为舞台作为我国外交工作的布局。东南亚作为中国周边地区与发展中地区，始终是中国周边外交和整个外交棋盘的重中之重。东南亚地区安全环境的维持，是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中国“和谐世界”的理念能否推行的重要影响因素。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然而中国的和平崛起，却让大部分东南亚国家感到疑虑与担忧，部分敌对势力兜售的“中国威胁论”由此找到了潜在的买家。同时，中国的和平崛起也让部分大国感到不安，他们力图在东南亚这块具有独特战略位置的区域发展自己的势力，以制衡中国和阻止中国继续发展。由于东南亚地区长期生存在大国冲突和竞争的阴影之下，导致东南亚诸国长期推行大国平衡战略，使得如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的“自由与繁荣之弧”以及印度的“东进政策”等在广泛意义上被认为是针对中国崛起而制定的战略，在东南亚地区获得了很大的市场。另外，东南亚各国不仅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差异巨大，而且在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也有着明显差异。有天主教国家如菲律宾，也有伊斯兰国家，如马来西亚、文莱等，更多的则是佛教国家，如泰国、老挝、柬埔寨等。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了东南亚地区的意识形态构成非常复杂，意识形态斗争异常激烈，也最终影响到了中国与东南亚的正常外交关系，使得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利益和地位受损，突出体现在南海主权争端上。

中国要崛起为世界性的大国，就必须从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出发，努力改变目前在东南亚地区面临的种种不利局面和处境，为构筑良好的周边环境找好意识形态的突破口。越南这个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国家，就成了扩大我国意识形态在东南亚影响的最主要突破口和最关键环节。首先，越南在历史上长期与中国保持意识形态上的一致。越南是唯一属于儒家文化圈的东南亚国家，在封建社会时期，越南曾长期受到中国封建王朝的直接统治，之后又作为藩属国向中国纳贡，深受中華儒家文化的影响，是中华文化的主要接受者和积极学习者。儒家文化是封建社会的文化，是在阶级社会中具有意识形态的文化。因此可以说，越南在过去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里，一直与中国保持着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其次，中越两国社会形态具有一致性。近代以来，中国与越南先后成功建立了自己的共产主义政权，并且实现了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中越两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理论，都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两国在反对西方意识形态入侵、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带领人民走向繁荣富强以及探讨社会主义前进方向等方面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共同语言。社会形态上的一致性为中越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交流互通、趋于一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越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依托。最后，越南作为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依凭着自身的能量与实力在东盟组织有着重要的地位，并在东南亚政治中展现出特殊的影响力。尤其是目前越南人（黎良明）担任东盟秘书长一职，让越南在东盟框架内表现得更为积极活跃。endprint

综上所述，由于越南在历史文化与意识形态方面与我国高度一致，我国应以越南为突破口，通过加强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意识形态交流，消除分歧，增进理解，廓清意识形态领域的乱局，为东南亚其余诸国树立良好的邻国外交典型；同时，借助越南在东南亚地区的重要地位，将我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扩展到东南亚各个国家当中，积极掌握东南亚地区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保障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与周边环境安全，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与可操作性。

二、深入加强中越边境民族地区党的建设与党际交流

任何政党都天然带有自身特定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纲领，这也就决定了任何政党都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一般而言，在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相同或接近的政党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和更为强烈的认同感，也因此有着更为频繁的国际交往和更为有效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作为为数不多的无产阶级执政党，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一致的行动指南。一直以来，两党关系都始终成为推动中越两国关系平稳发展的基石，并在促进和维护两国关系中发挥了积极而正面的作用。因此，深入加强中越边境民族地区党的建设与党际交流，就成为保障中越边境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依托。

1.继续坚持完善长效的中越边境民族地区党际交流机制

對任何一个政党来说，意识形态工作都在其全局工作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部分。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先进性是党的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样的，党也必须始终是意识形态先进性的主导者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最主要维护者。因此，要保障中越边境民族地区意识形态的安全，中越边境民族地区间的两党交流必不可少。

中共与越共之间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两党早在二战时期就展开了密切的交流，中国更是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尽管冷战后期，中越关系一直处在不正常的状态，但1991年11月，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的访华，使中越“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可以说，正是中越的政党外交为中越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铺平了道路。在新时期，中越两党领导人充分互信，合作共赢，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人互访几乎每年都有，频繁的交流促进了中越两国双边关系的稳固有序发展。2008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访问中国，促成了《中越联合声明》的发布，两国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越关系步入新的台阶。正是中越密切的党际高层往来为两国关系的和睦友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导向，为两国间持续深入的沟通建立了深度的互信平台。

因此，在中越边境民族地区意识形态领域加强两党合作，既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也有着广泛的现实基础。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的两党，只有在立足过去交流经验的基础上，扩大接触、增强共识、加深互信，并建立相关的互动与学习机制，深入交流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先进理论与最新成果，以及双方在边疆地区的执政与经济建设的经验，才能够达到共同发展与进步的目标，才能够实现中越边境民族地区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治久安。“以政党外交推动国家整体外交的发展，以党际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顺畅，是中越关系的特色，更是中越关系的优势。”这是两国两党历史关系发展的经验之果，是两国两党当前关系的主要基础，也必然是今后中越总体关系发展的动力之源。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的党际交流，应始终秉承立足当前、放眼长远的理念，着力打造长效便捷的党际沟通渠道，为构造具有一致性的中越边境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领域打牢坚实的共产党基础。

2.加强和改进中越边境民族地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意识形态的安全需要坚实的阶级基础作为支撑，在我国，意识形态的阶级基础表现为广大的工人阶级与人民群众。党作为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必须首先信仰和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进而将其转化为推动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物质力量。党的建设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保证。

中越边境民族地区因受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交通条件等的限制，经济社会发展相对仍然比较落后，这就导致党的建设工作中也出现了组织松散、党员流动性大、党的方针政策不能及时贯彻落实等问题。中越边境民族地区是跨越了几个社会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地区，社会发育程度较低，因此仍然持有很多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包括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也不能摆脱这种影响和束缚。

要应对当前中越边境民族地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的严峻挑战，维护党在中越边境民族地区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导地位，就必须重视培养和选拔一批高素质的共产党员，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基层党员干部队伍，夯实党在中越边境民族地区意识形态领域的执政基础。同时，中越边境民族地区党的建设，也必须注重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学习，不仅在党员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中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培育，在普通群众中也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宣传，从实际出发强化党的理论武装，坚定党员领导干部、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另外，党在进行中越边境民族地区意识形态管理的过程中，要始终坚定自己的主体地位，坚持党管意识形态的方针不动摇，时刻警惕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一些新闻出版单位的渗透，决不允许“去意识形态化”“去政治化”等错误思潮以“文化体制改革”“市场化”等形态出现，切实保证党对中越边境民族地区意识形态的绝对掌控。

三、以开放发展的经济建设为抓手打牢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

从根本上说，我国意识形态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仍然来源于党能够领导人民不断取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就，来源于国家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活的满意度。如果国家的各项工作真正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执政业绩就能够不断得到广大群众认可。那么，党所坚持和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就会从根本上有说服力和吸引力，就易于内化为群众的政治信仰。中越边境民族地区作为我国面向东南亚地区的开放口岸，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方针的总体布局中占据重要位置。抓住战略机遇期，继续坚持开放发展的边贸经济建设，将有助于为中越边境民族地区打牢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endprint

1.深入把握共同繁荣的中心地位，更加坚定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信念

我国少数民族大多聚居在边疆地区，地理位置特殊，使得民族问题不仅事关社会的稳定、国家经济的发展，更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近年来，国内外分裂势力利用出版非法读物、组织非法活动等手段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思想渗透，煽动反动舆论，对我国稳定的民族团结局面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

在我国，处理一切民族问题的基础就是要始终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从思想领域来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实现民族平等团结的根本保障。只有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加强人民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巩固和加深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的理解，才能凝心聚力，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同时，要从源头上解决民族问题，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各民族共同繁榮在我国的民族政策中，处于第一重要的位置。经济基础始终是任何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基础。任何民族问题、民族矛盾、民族间意识形态的对立，其根本原因都在于经济利益，即物质生产资料分配的不均等。民族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使全国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最终实现“没有剥削，没有两极分化，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进程中逐步得到解决。

中越边境民族地区既是典型的边疆民族地区，又是我国对外开放，尤其是对东南亚地区开放的桥头堡，在我国当前的一带一路战略中起到重要的门户、枢纽作用。因此，要维护中越边境民族地区意识形态的安全，就必须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基本原则不动摇，并以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出发点，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宝贵时间窗口和重要战略机遇，立足独特区位优势，以东盟国家为重点，在“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等方面下功夫，加快构建自由度更高、经济沟通渠道更便捷的边境自由贸易合作试验区，促进口岸经济跨越式发展，为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的意识形态的安全构筑更为坚实的经济基础。

2.充分发挥跨界民族的优势特点，建立更具开放性的边贸合作关系

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越边境民族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尤其是面向东南亚地区开放的重要经济口岸，具有边境民族文化语言相通、边民贸易交流长期持续等特点，为新阶段下我国更均衡、更合理地融入全球经济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会带来意识形态的挑战，但也可以扩大我国对外的意识形态输出。同时，高速发展的经济水平和不断提高的社会生活水平，也会为意识形态在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奠定深厚的现实基础。因此，加强和改进中越边境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水平与多边合作方式，有利于保障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的意识形态安全。

中越两国的现代民族国家边界，是随着1885年中法战争后，清政府与法国签署的包括《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在内的一系列条约勘定的。在此之前的两千多年历史里，中越边境的界限并不清晰，中越边境的少数民族人民也只有民族观念，而并没有建立起明确的国家观念。可以说，在中越两国绵延1353千米的陆地边界线两侧居住着的14个少数民族，只是在近一个世纪里才因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而被划分为两个部分。因此可以说，中越边境民族地区既有着不可逾越的国家边界线，但同时又有着由跨境性、历史性的多元文化内容构筑起来的社会互动空间。跨境性的社会互动是中越边民的传统交往方式，也是中越边民社会生活行为的常态表达。

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的跨境族群互动既具有开放性又具有相互渗透性，开放性与渗透性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科学地对待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的跨境族群互动。首先，我们要充分发挥它的优势，保持跨境族群传统的互助交往和文化沟通，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激发边境贸易的活力，让中越边民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边民互市当中，并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全面提高中越边境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加强两国边民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感，使国家意识形态的向心力作用得到有力体现，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的意识形态安全也将由此得到充分稳固。同时，我们也要警惕这样的交流可能会造成的意识形态问题，时刻注意市场经济的发展对边境地区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带来的挑战，不断加强对边境贸易制度的规范化管理，从而突出体现我国意识形态力量在边境管理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韩 娜.中越边境社会变迁与跨境民族国家认同——基于边民跨境交易的分析[J].人民论坛，2013（20）.

[2]夏光明.党在意识形态领域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J].学习导报，2006（7）.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