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欧悦

摘要：明代晚期，商品经济发展繁荣，奢侈消费渐渐兴盛，在文人的引导下，书画的价值为人们所认识，书画交易也随之兴盛。书画市场中存在的交易形式相当丰富，书画商人、游商以及牙人在书画收藏家间活动频繁于北京、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出现了许多书画市场。文人在书画市场中扮演的角色，也不是简单的购买者，而是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书画市场中，他们出售书画藏品、在书画交易中担任掮客，甚至制造书画伪作。这种种现象，都显示了明代晚期文人与市民阶层的矛盾与融合。

关键词：明代晚期书画市场 雅俗观 士商关系

中图分类号：J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7）15-0045-03

明代晚期，商品经济发展繁荣，许多过去人们无法消费的奢侈品，成为了庶民日常使用的物品，频繁地出现在市场中。消费行为的变化，使得晚明世风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富商与文人进行着激烈的力量较量，随之而来的是流行时尚快速更迭，服饰、器用、出行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样的流行风潮，也逐渐蔓延到书画领域。

随着文人的引导，明代晚期书画的价值逐渐为大众所认可，不管是富有的商人还是一般的市民阶层，都希望通过购藏书画来提高自己的阶级地位，书画的需求量随之增加。明代晚期书画市场发展兴盛，获得书画作品的方式有许多种，润例及提供食宿作为两种传统的方式仍被沿用。除此之外，书画商铺、游商、牙人等交易方式，也渐渐兴盛，成为书画交易的重要方式。

一、文人对书画消费的引导

明代晚期，相当一部分文人生活闲适，他们将金钱与时间花费在营造雅致的生活空间上。“三月茶笋初肥，梅花未困，九月蒪鲈正美，秫酒新香。胜客晴窗，出古人法书名画，焚香评赏。”[1]对饮食、器用的讲究，归结到对生活情调的精细化布置上。季节性的赏玩、书画古玩的摆设，都显示了文人的生活品味。

文徵明在《真赏斋图》上的题跋，为我们描绘了一个雅致的文人空间：“余雅同所好，岁辙过之室庐靓深庋阁，精好？谈之余，焚香设茗，手发所藏玉轴锦幖，烂然溢目，卷舒品隲，喜见眉睫。”[2]与二三同好密友，草庐闲坐，熏香、品茶、玩古，这些都是文人高雅生活的必备之事。张凤翼也曾说：“暇则屏居一室，左图右史，时出所藏玩好，古帖名画、商彝周鼎，与二三相知品评之，其赏鉴家耶？抑好事家耶？殆苏轼所谓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余物者已。”[3]书籍、古玩、绘画，几乎是文人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文人在营造书斋空间时，必然会提及这些物品。

在文人的理想中，书籍、古玩、绘画、香、茶等物品所代表的不仅是物品本身的形态，而且还有物品背后隐藏的文化意涵与阶级表征。在选择书斋中摆设物品的同时，也是文人对自我形象的塑造，他们通过对器物的精挑细选，塑造出自己富有文化修养的形象。这样的选择，也是对雅俗的定义，“雅”与“俗”的区别，就在这看似随意的选择中被显示出来。

文人著书立说，宣扬自己的雅俗观，晚明出现了《长物志》《遵生八笺》《妮古录》等书籍，从文人的角度，对书画的鉴赏、把玩、收藏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论述，将文人的价值观传递给普罗大众。如高濂在《遵生八笺》中对书斋悬挂的书画做了排序：“书室中画惟二品，山水为上，花木次之，禽鸟人物不与也。或奉名画山水云霞中神佛像亦可。名贤字幅，以诗句清雅者可共事。”[4]山水画优于花木，禽鸟、人物又更次，书法应选择文辞清雅者，这些选择标准，传递出了文人对物品的品赏趣味。

这些出版物，极大地宣扬了文人的言论，使他们的观点不再是“一家之辞”，而变得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对于那些对艺术收藏一知半解的市民阶层而言，这些书籍可以帮助他们快速地了解文人生活，为他们效仿文人生活提供了直接的依据。这些书籍将文人对雅俗的标准传递给大众，塑造了晚明社会的雅俗观。

在众多的“玩器”中，书画尤为文人所重。文震亨即言“金生于山，珠产于渊，取之不穷，尤为天下所珍惜，况书画在宇宙岁月既久，名人艺士不能复生，可不珍秘宝爱？”[5]书画由于其特殊的文化属性，成为了文人标榜自我修养的绝佳工具。在文人的不断引导下，书画具有了特殊的阶级寓意，喜好、收藏书画，就意味着“雅”。由于文人的喜爱与市民阶层的追捧，书画成为了社会上下喜闻乐见的商品，书画市场也随之发展繁荣起来。

二、书画市场中的上层消费

中国的书画市场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就已经初现端倪，如《晋书》中记载：“（羲之）又尝在戢山，见一老姥持六角竹扇卖之。羲之书其扇，各为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谓姥曰：‘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邪。姥如其言，人竞买之。”[6]可见王羲之的书法在当时是大家争相购买的。宋元时，文人士大夫对于书画作品的金钱价值有所避讳，似乎与金钱有所牵涉就自降品格。到了明代晚期，书画市场又逐步兴盛起来了。

润笔是一种传统的书画交易方式，通过支付相应的报酬，获得书画家作品，明代晚期书画市场依旧沿用。如张凤翼曾为自己制定润例，楷书一张扇面一钱银子，行书八句三分银子。[7]除了金钱之外，还有用实物作为润笔的例子，如李日华曾记载书画商人夏贾以洮河卵石砚作为润笔向他求画的经过：“（万历三十九年六月）五日。夏贾持示洮河卵石砚，……夏索余画，因许余留砚斋头，不遽取也。”[8]

还有一些富有的购买者为书画家提供食宿，以期获得书画家的优秀作品。如文彭在仇英《职贡图》的题跋中提到仇英在为长洲收藏家陈官画此画时，寄宿在陈官家中，“（陈官）馆之山亭，屡易寒暑不相促迫。”[9]项元汴也曾记录过他为仇英提供食宿，吴升《大观录》著录仇英的《沧溪图卷》时称：“檇李项子京收藏甲天下，馆饩项氏十余年，历代名迹资其浸灌”[10]。仇英在项家长期居住，并为项元汴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在仇英的存世作品中，至今还保留着为数不少的项氏收藏印。

当时有一些专业书画商，他们有固定的店铺，出售质量较高的书画作品。苏州的阊门等地分布着许多书画商铺，李日华记载了许多他于阊门购置书画作品的例子。如：“（万历四十年四月）二十一日。至阊门，购得王右軍《实际寺碑》一本、米元章擘窠书《天马赋》一本。”[11] “（万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泊阊门，购得米元章《得真楼帖》，苏子瞻《扬州西园诗》。”[12]endprint

还有一些没有固定店铺的书画商，他们常常游走于各地书画市场，购买其中佳作，再带至老主顾家中，以期出售。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中记录了夏贾、胡敬竹等多位书画游商，他们往来于杭州、南京、苏州等地，收集各处书画，携至李日华等收藏家处，如：“（万历四十年二月）十九日。风雨，杭客潘琴台、吴卿云来。袖示赵子昂临张长史《秋深帖》，……余以四金购之。”[13]这类书画游商常常有熟悉的顾客，出售的书画作品也经过一定程度地鉴别，故质量较高。

这一时期，以中介为生的“牙人”广泛存在于社会各个行业，他们并无经商资本，全靠言说周旋，促成交易，从中获利。牙人在书画市场中也很常见，如李日华家中常有牙人来往，“（万历四十三年八月）四日。方樵逸冒雨来求附载往杭，不知余之不果行也。樵逸云：西湖隐者秦冰玉蓄元人画十余幅，又有虞世南真迹一卷，访之。”[14]方樵逸欲携李日华至杭州，言之“可以通博易”，实则意欲促成书画买卖。

润笔、馆饩、专业书画商、牙人等书画交易方式，主要针对社会上层的文人，这些书画出售者，往往具有一定的书画鉴别能力，顾客群体也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经手的书画作品一般质量都较高。

三、大规模的书画集市

明代晚期，由于经济贸易的发展，苏州、南京等城市发展壮大，随之出现了居住在城市内的市民阶层。随着市民阶层财富日益增多，他们广泛地涉足文化产业，最显著的莫过于书画市场。市民阶级将在工商业中聚集的财富投入到书画市场中，希望通过文化消费，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润笔、馆饩等方式，对交易双方的文化素养都有一定的要求，其交易渠道过于狭窄，对于大多数普通购买者来说，大规模的书画集市才是他们获得书画家作品的主要途径。集市的繁荣，大大地增加了一般大众获取书画作品的渠道，使得文化消费变成了社会上下都能享用的商品。

《帝京景物略》中记载了明代晚期北京的书画集市：“城隍庙市，月朔望，念五日，东弼教坊，西逮庙墀庑，列肆三里。图籍之曰古今，彝鼎之曰商周，匜镜之曰秦汉，书画之曰唐宋，珠宝、象珍错、绫锦之曰滇、粤、闽、楚、吴、越者集。”[15]

每月初一、十五以及二十五日，城隍庙都会有市集，书画古玩、珍宝绫罗，无奇不有，云南、广州、福建、苏州、杭州等地的商人均聚于此。这样的书画集市鱼龙混杂，大部分为伪作，质量不高，没有鉴赏能力的购买者，往往容易上当受骗。

除了城隍庙外，香市、旅游景点等地，也会出现书画集市。西湖香市是杭州的书画市场， “西湖香市，……而独凑集于昭庆寺。……三代八朝之骨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有篷，篷外又有摊，节节寸寸。”[16]集市有固定的摊位及厂、篷、摊等临时搭建的摊位，林林总总，十分兴盛。

杭州还有一些短期的书画市场，“武林书肆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达衢也。省试则问徙于贡院前。花朝后数日，则徙于天竺，大士诞辰也。上巳后月余，则徙于岳坟，游人渐众也，梵书多鬻于昭庆寺，书贾皆僧也。”[17]这些书画摊位范围广阔、四通八达，以节日、庆典为契机，以贡院、佛寺、景点等地为摆摊地点，顾客群多为临时性游客，出售商品质量难以保证。

明代晚期，由于科举考试的发展，江南地区的考生数量众多，而每年赶考期间，苏州、杭州、南京等商业都会聚集了不少参加考试的读书人。在试院附近出现了一批集市，出售质量较低的书画作品，以供前来会考的读书人购买。如李日华记载：“（万历40年3月）十六日，与虚缘步至试院前阅市。甚少珍异，止见扇三柄。”[18]

明代晚期，书画集市出售的书画，制作拙劣，艺术性低，且伪作泛滥，它们与版画一样，成为了一种专供下层阶级消費的商品画。这些商品画的出现，使文化消费从不食人间烟火的上层阶级转移到社会下层，原本无力消费书画的市民阶级，也得以拥有只楮片字。

四、士商交融

明代晚期，市民阶级壮大，僭越盛行。面对阶级界限的日益模糊，文人阶级一方面著书立说，通过设立新的雅俗观，来重申自己的阶级属性，达到阶级区隔的目的；另一方面，在金钱利益的催化下，他们也涉足书画市场，通过贩卖书画获利。

书画收藏家除了从商贩处购买书画作品外，也常常在书画收藏家处购买，收藏家们将自己的收藏出售，以求得藏品的翻新更换。如李公麟《蜀川图》后陈所蕴跋：“《蜀川图》不知始落谁手，辗转相贸，亦归用卿，用卿今年持至海上，予以八十金得之。”[19]李公麟《蜀川图》为徽州收藏家吴廷所藏，后出售给陈所蕴，完成了一次书画交易。

在书画收藏界，收藏家出售书画的情形并不罕见。詹景凤记载了文彭将购得的索靖书法售于项元汴的记载：“王太常（王世懋）藏索靖书《史孝山出师颂》，……其一本则文寿承于都下买得，数年后以七十金售于项元汴。”[20]这样的转手常常伴随着经济利益，文人雅士们则对此三缄其口或稍加粉饰，如王穉登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时写道：“此帖卖画者卢生携来吴中，余倾槖购得之，新都吴用卿（吴廷）以三百锾售去，今复为延伯所有。”[21]王穉登欲出售《快雪时晴帖》，借口“欲为幼儿营负郭”。

除了专业牙人，文人雅士也常常充当书画交易中的中间人。如卞永誉记载了文彭的一通信札：“四十之数，亦非少初本意，缘本主不定耳。今以物往可有成云之理，亦少初要成交故也。五月亦无不可。谨此奉复，彭顿首，墨林尊兄。”[22]文彭充当牙人，在卖家与“少初”之间周旋，以期获得书画成功出售。牙人经手的书画作品价值可能上千，获得的报酬也不低。据詹景凤记载：“怀素自叙旧在文待诏家。吾歙罗舍人龙文幸于严相国，欲买献相国，托黄淳父、许元复二人先商定所值。二人主为千金，罗遂至千金，文得千金，分百金为二人寿。”[23]

在江南地区，为数不少的文人，从事书画作伪，如沈德符记载：“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谷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24]文人虽然对那些难以辨别书画伪作的“好事者”颇为不齿，但另一方面，却公然以出售赝品为生，这样的矛盾，在晚明文人中尤其明显。endprint

五、结语

书画所具有的社会价值，使它作为商品而进入市场时，满足了人们对奢侈消费的需求。在社会各方面都面临巨大转折的明代晚期，书画市场所经历的变化，远远超过了之前的各个时期。明代晚期，书画市场中存在的交易形式相当丰富，除了传统的支付润笔与提供食宿等直接与书画家接触的交易方式外，北京、南京、苏州、杭州等地还出现了许多繁荣的书画市场、书画店铺，游商以及牙人在书画收藏家间活动频繁。这种种的交易方式，由点及面，服务周全，无疑为书画购藏者提供了便利，促进了书画市场的繁荣。

面对社会上下愈演愈烈的阶级僭越，文人一方面努力区隔，通过著书立说，建立雅俗观，将自己与一般大众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他们也涉足书画交易，通過与新兴市民阶级的书画交易，获取利益。明代晚期士商关系，在不断的力量较量中逐渐融合。

参考文献：

[1][明]陈继儒.岩栖幽事[M].台南：庄严文化出版社，1995.

[2][明]文徵明.真赏斋铭（补辑卷二十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明]张凤翼.处实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4][明]高濂.雅尚遵生八笺（卷七）[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5][明]文震亨.长物志（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八傅.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明]沈瓒.近事丛残[M].北京：广业书局，1928.

[8][11][12][13][14][18][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

[9][清]张丑.清河书画舫[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

[10][清]吴升.大观录[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

[15][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四）[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16][明]张岱.西湖梦寻（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7][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9][清]张照.石渠宝笈（卷四十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

[20][明]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卷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

[21][清]张照.石渠宝笈（卷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

[22][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卷之二十四）[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

[23][明]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卷一）[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

[24][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59.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