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轶伦

上海人的睡衣，实际上已经“异化”为一种居家休闲服，并非仅仅睡觉的时候才穿

睡衣作为流行元素被追捧，早已不是新鲜事。在京沪等城市的高档写字楼和商场里，不时可见穿着具有“睡衣”元素的衬衫或者连衣裙的摩登女郎昂首出入。

并未有人对此大惊小怪。这情形，完全不像数年前上海曾掀起的那场“睡衣战”。

舆论中的“睡衣战”

2009年，曾为《国家地理旅行者》等杂志供稿的美国摄影师贾斯汀·格里哥利亚出版了一本关于上海的书：《行星上海》。除了展现城市的摩天大楼和充满人情味的街角小巷，他提供了一个观察上海的独特视角——穿睡衣出门的上海人。

书中近50张上海人的肖像照，无一例外身着睡衣。画面中的居民着一袭睡衣或出门购买食品杂货，或在音像店挑选DVD，或者在抱猫遛狗，或者在快餐店用餐。

当时上海正在紧锣密鼓迎接世博会，这个城市正向世界展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文明形象。但骤然看到一位美国摄影师将上海人穿睡衣出门的画面记录下来并印刷成册，放到国际舞台上展示，这在某种程度上触动了上海人的神经。

穿睡衣能否出现在公共场所？这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不仅许多上海本地平面媒体加入讨论，甚至时任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马春雷也出面表示，政府从来没有禁止过市民穿睡衣上街，主要还是倡导市民着装应该得体、雅观，“这主要还是个人素养问题，可以通过培养文明习惯，逐步提高。”

贾斯汀·格里哥利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绝对支持那些拥护穿睡衣的运动。我希望这能更多地被世界所接受。你能想象公司允许在办公场所穿睡衣的场景吗？如果能这样的话，这个世界将会有更多开心幸福的员工了！”

但当时接受采访的六成市民，却持相反观点。向来以标榜精致得体为荣的上海人觉得，这些画面简直辣眼睛。很快，上海浦东地区出现了一些“文明着装劝导志愿者”，宣传口号是“睡衣睡裤不出门，争做文明世博人”，志愿服务的内容之一就是在社区门口劝导居民不要穿着睡衣睡裤出门。

外国媒体注意到了这个有趣的动向。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以《上海向‘睡衣大军宣战》为题记录下这场争议。文章援引一位上海历史学家的话，对上海人的穿睡衣传统进行了解释：“过去，许多人很穷，他们夏天为躲避酷热在街上乘凉或在街上睡觉时，穿的是破衣烂衫。因此，在那个时代，能够有睡衣穿表示你是有钱人。这变成了一种城市传统，以至于现在一些人还保持着这种思维，对睡衣情有独钟。

穿睡衣出门的缘由

2010年，邹积隆在上海《支部生活》中梳理了上海人穿睡衣习俗的由来。文章称，上海人历来对衣装还是很看重的，不光女性爱打扮、会打扮，“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条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邹积隆说，“上海人穿的‘睡衣，有着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是由于上海开埠以来最早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源于对西式生活方式推崇和模仿的产物。这在当时，兴许还是作为一种时尚，是一件‘时髦的事情，带有明显的‘十里洋场的印记。”

在他看来，上海人穿睡衣上街，有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弄堂环境。上海的弄堂相当于北方的胡同，是上海等南方城市最小的居民社区。旧上海的弄堂，除“上等人”居住的租界和中心城区的比较干净、幽静，其他社区大多不尽如人意。

魯迅在《上海的儿童》里写道：“倘若走进住家的弄堂里去，就看见便溺器，吃食担，苍蝇成群的在飞，孩子成队的在闹，有剧烈的捣乱，有发达的骂詈，真是一个乱哄哄的小世界。”

“这样的环境，下了班在家进出，还值得再换上相对体面的外出服或礼服吗？”邹积隆说。

邹积隆分析的第二个原因是弄堂经济，“弄堂里人口密集，对于生产上必需的应用物品，其消费量亦足以惊人，于是有一般投机小贩，在弄堂里叫卖日用品或食物，总名都叫做‘跑弄堂，因为他们的主顾几乎全是弄堂住户，听到了叫卖声，想买什么小吃等东西，还会等换了衣服再出去吗？”

此外，穿睡衣出门的习惯养成，和上海那时狭窄的居住空间有关，“大多居住空间狭小、局促，一些家务如洗涮、晾晒以及游乐甚至烹饪、睡眠等，就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地转移到或‘扩张到弄堂中去做了。”

邹积隆认为，上海人的睡衣，实际上已经“异化”为一种居家休闲服，并非仅仅是睡觉的时候才穿的，“有些上海人白天所穿的所谓‘睡衣在夜里睡觉时倒是脱下来的，真正睡觉所穿的却是贴身的内衣裤。”

城市文明的产物

上海著名时装品牌“鸿翔”时装创始人的公子金泰钧先生，一直在沪从事服装研究。

关于上海的睡衣，金泰钧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中上阶层都有穿睡衣的习惯。睡衣一般由棉纱布等透气材质制成，较为富裕的人家会穿丝绸质地睡衣。更为考究的人士，不仅在夜里入睡前要换睡衣（供卧室内活动）、早上起床后还要穿晨袍（供离开卧室后到客厅等区域活动）、直到洗漱出门前才更换正式服装。

穿上或者脱掉睡衣，是一个人社交环境与私人领域的分水岭。

上世纪50年代，著名戏曲评论家许姬传长时间跟随梅兰芳先生，为后者记录整理《舞台生活四十年》。在文中，多次可以看到梅兰芳一回家就换上睡衣的细节：

“1950年，十月廿三日的夜间，梅先生演完西施回来，换了睡衣，喝了杯开水，点着烟卷，歪在枕头上闭目养神。”

“梅兰芳换上了紫色的睡衣。这件衣服，跟他走过的地方可真多了。他拿了一把小茶壶，喝着北京带来的香片茶，又继续述说他在上海演戏的情形了。”

睡衣是一种标志，标志着进入了室内的、隐私的区域。而“室内”和“隐私”这两个概念，正是城市文明的产物。逐渐地，不仅权贵人家、名流演员穿上了睡衣，普通人也将睡衣纳入日常用品。甚至在当时的外来赈灾物资中，也出现了睡衣。

据《新民报》报道，1946年6月，美国红十字会捐助中国慈善团体的一批衣服抵达上海，“计有儿童毯五万条，儿童裤一万七千五百十五条，其中儿童睡衣一万二千八百八十件，女孩及妇女衣服七万九千件，已分送中美救济机关。”

同样是该报的消息称，这一年的圣诞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技术工程师朱庆恒，独身住巨鹿路五四六弄（益明里）二号与友人在舞场渡圣诞节前夜，归来甚迟，蒙被而卧。“翌日醒来，见室内零乱不堪，心知有异，急想披衣而起，则昨夜所穿大衣西服均不冀而飞。朱起检点衣橱，橱内另有大衣一件及西装四套均被窃一空，衣箱一只本置床下，亦不知去向。乃急就羊毛睡衣，外披單衫一件，至静安寺分局报告，状殊狼狈。”

当时的报纸还时不时就睡衣进行调侃，比如，“经理：你介绍来的那个店员，常常打瞌睡怎样办？股东：把他调到睡衣部去，在他胸前挂着这样的广告：‘穿着这种睡衣，包你入睡。”

老少咸宜的休闲服

1978年，上海市手工业局开始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设备扩大生产。东昌服装厂与外商签订补偿贸易合同，由客户提供一条生产流水线，装备了一个针织睡衣套车间。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睡衣成为上海市民老少咸宜的休闲服。

1985年，上海出口服装已在国际市场上树立了一定的信誉，和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五百余家客户保持着常年业务，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海外销售网点。“出口服装从低档向中高档发展，由原来的单纯棉服装转变为棉、毛、麻、化纤服装和各种混纺织品服装，品种有西装、茄克衫、睡衣、童装、风衣、衬衫、西短裤、工作服、阿拉伯袍等数十种。”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便是蜗居在弄堂里的中低收入人群，也能够担负起几套睡衣。事实上，正如邹积隆所说，许多上海弄堂里的市民穿睡衣，是将之作为休闲服，而非作为寝衣来对待的。虽然看上去市民是穿着睡衣出门的，但实际上，市民穿睡衣不会离开社区的范围，所去的菜场、饮食店、超市等也都是在社区的范围之内。

邹积隆说，“不认为穿‘睡衣裤上街是有伤大雅、有碍观瞻。我倒认为，虽不如‘野老念牧童，倚仗候荆扉‘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的田园风光那般恬静，那种男女穿着条纹或花格‘睡衣裤，或是摇着蒲扇下楼买一份《晚报》，或是顶着满头发卷在街边遛狗，却也熙攘得可爱，颇具亲和力，不失为一幅安宁祥和、其乐融融的市井生活画卷，已经成为了上海的一个独特景观。反之，如果说在社会生活中，大家任何时候都是衣冠楚楚、西装笔挺，那倒有些滑稽和不正常了！”

7年过去了，如今穿睡衣上街或去社交场所成了时尚。其中的风向转变，真是令人莞尔。7年过去了，上海人的确变得更自信包容了——这体现在，对与自己观念不同的事物少一些口诛笔伐，对一些既有的习惯不轻易贴上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