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豪

在海边一块巨大的礁石上，她朗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

在外旅行，我有个恶习，看到有人在看书，就喜欢像小狗一样凑过去，和人聊天，给人拍照，一点尊严都没有，也不怕搅了陌生人的清静，知书却不达礼。

我甚至会在漫长的飞行途中从座位上站起来，专门绕着廊道走一圈，仅仅是为了看看，在闪烁夺目的电子屏幕间，还有多少幸存的阅读者被天花板上的阅读灯照耀。

“能够和你谈论Karl Schorske，真是一件开心的事。要知道，本来我们一早上很郁闷。我们不喜欢魁北克，我们的房间漏雨了，弄得心情很不好。”这是前几天我收到的一封邮件，来自我在加拿大东部旅行时，在酒店早餐厅邂逅的一位法国女士。

这位女士在巴黎一所学校教授艺术。从她放在餐桌上的那本书开始，我们谈论了茨威格、博伊斯等，彼此交换了对魁北克的看法。我的书单上，也多了一本了解现代性前夜的欧洲思想最重要的一本书：《世纪末的维也纳》。

很有意思的是，你总能从被读的书那里，和主人的某些地方找到某种关联，可能是他们的职业、衣着打扮、性别年龄、宗教信仰，甚至是他们看书时的周遭环境、采取的姿态，以及看到高潮时脸上流露出的表情。

我知道，很多时候，这种联想只不过是臆想，是给自己找乐罢了。

在从杭州飞往南宁的航班上，一个从事互联网房地产行业的小伙子在我身边看《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问他这书好不好看，他皱着眉头说：这是一本特别深刻的爱情小说，很难读懂。联想到无法预测、高企不下的房地产价格，我有些忍俊不禁。

从伊斯坦布尔飞往南部城市博德罗姆的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女法官花了差不多一个航程的时间，给我列了一个书单，里面没有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默克的作品。我的脑海里，立即虚构了帕默克先生因为说错了话在土耳其被审判的情景。

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一个餐厅，一个门口的女服务员斜倚在高高的吧台椅上看书入了迷，忘了接待饥肠辘辘的我们。后来得知，她正在津津有味地看一本新出版的描写意大利黑手党的小说。而当时的保加利亚，正接待大批涌入的土耳其赌徒，餐厅旁边的一家赌场，就非常著名。

在伦敦靠近“低端人口”居住的上金斯顿区（没错，就是刚刚伦敦大火的事发地），在一个青年客栈里，一个坐在我对面的学生系着领带，在早餐的时候拿出一本厚厚的乔纳森·弗兰岑的《纠正》。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这本书，对他具有绝对性的人生意义。

2015年的柏林，遇上了罕见的高温天气。当我满头大汗，拖着行李箱疲惫地跳入一列城市地铁时，看到一只吐着舌头的牧羊犬旁边，有个老太太正气定神闲地看刚刚出版的畅销书，瑞典作家克瑙斯高写的《我的奋斗》。当然，我想到了另一本曾在德国被禁的同名书。

在缅甸，我认识的一个华人导游，他和妻子都是虔誠的佛教徒。他跟我说，他的目标是等到把孩子抚养成人，他和妻子会选择出家。在我们分开的那天，他送给我一本美国佛教学者写的《启蒙之树》，一本他刚看完的书。同一天，我的这位朋友被电话告知，他的叔叔，一个在军队服役的军官，被部族武装暗杀。

在贝鲁特的海滩上，我遇到一个女孩，手里拿着一本阿拉伯诗人海菲兹的诗集，说海滩是读诗最好的地点。我们邀请她朗诵一首她喜欢的诗歌，于是，在海边一块巨大的礁石上，她朗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

有些书，失去了主人，我永远无法知道谁曾经打开了它。它们被遗忘在蒙尘的角落里。几年前，我在东南亚旅行时，经常在酒店里看到的一本书是《消失的地平线》，它具备了类似沙发一样的功能，老得掉牙。

旅途中，气馁的是只看到书的主人，看不见他们读的什么书。在日本，经常能“捕获”读书的日本人，但对他们所读之书一头雾水，因为都被深深地包裹在书皮里了。这挡住了我的好奇心。不过我安慰自己，人家看的大都是日文书，我也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