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文

摘 要：在我国刑法传统理论中，对于犯罪客体尤其是复杂客体的叙述往往形成了“制度+权利”的模式。通过论证，指出了这种模式的既有缺陷，并且通过更深层次的思考，从其本质上对于运用这种模式来叙述复杂客体的正当性提出质疑。以三个部分来阐述，第一部分通过论证指出了复杂客体泛化的含义。第二部分分析了区分复杂客体与简单客体的主观标准。第三部分通过分析与举例，从“制度+权利”模式内在逻辑关系出发，指出了“制度+权利”模式评价犯罪客体时的取舍问题，并通过举例论证“制度+权利”模式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关键词：犯罪客体；复杂客体；价值评价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21.065

1 复杂客体泛化的含义

在对于犯罪客体进行单复性分类时，许多学者都认为我国绝大多数犯罪所侵害的客体是简单客体。但是，我们可以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这一章中，从很多罪名中找到复杂客体。如生产、销售假药罪，“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药品的管理制度和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再例如集资诈骗罪，“本罪的客体是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从以上例子不难看出，在分则中出现的大量罪名具有复杂客体，而且这些复杂客体在定义或者说明的时候遵循着这样一个方式，即“一种社会秩序和一种权利或权益”。

但是，如果我们将“一种社会秩序和一种权利或权益”这种定义或者说明模式套用到简单客体的罪名中去，貌似也可以说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