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凡+吴泽扬

摘 要：近些年，随着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兴起和不断发展，中医药学中的基本术语的英译过程已成为中医文化对外传播的焦点问题。本文旨在阐明中医药术语的标准化研究所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指出中医药术语翻译的难点和问题，并对中医药术语翻译的研究提出一些思考。

关键词：中医 术语 英译 标准化

将中医药翻译成英语并传播出去，就是把中医药独特的医学理念通过英语介绍到国外，造福全世界的民众。中医药起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医学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所使用的语言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对医学在实践中的总结和表达，这种蕴含了文化和哲学在内的医学理念，不仅内涵丰富而且表达精炼。比如中医的“五行学说”，不仅将“木、火、土、金、水”与“肝、心、脾、肺、肾”做类比，还阐述了其中蕴含的“土生金”“水克火”等“相生相克”关系。中医药的理论著作皆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同时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语言特点，这对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而言，属于异质文化，有着相当的学习、理解难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许多专家、学者在中医药的英译与传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许多中医药术语言简意丰，经历了历史文化的沉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涵义，往往难以在英语中找到对等的表达。如何采取有效的方式将中医药学的理论知识和科研成果介绍到国外，让国外学者能够准确地理解和接受，是中医药文化“走出去”所面临的困境。

一、中医药术语标准化的发展背景与意义

（一）中医药术语标准化的发展背景

在对中医药名词术语进行英译时，国内外专家对此持有不同的意见。其中一方在术语英译上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即以科技翻译为主、文化翻译为辅的“以目标受众导向的”翻译，其核心理念是中医英译最根本的目的是传播中医知识，让西方读者读懂中医，而不是了解中医药的文化内涵。在翻译方法上，该指导思想下的术语英译多采取借用法、意译、意译加注和词素造词法[1]。

另一方是以英国学者魏迺杰为代表的以文化翻译为主、科技翻译为辅的“以源语言为导向”翻译，即中医药所蕴含的文化观、哲学观是中医的独特内涵，译者应当把中医药作为一部既涵盖医学又涵盖哲学的著作来翻译，以便能更好地保留东方哲学和文化的内涵。这一方在中医药英译上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其具体翻译方法为：一般语言名词翻译成一般语言现有对应词、专门语言名词采用直译、无合理对应词的术语采用定义创造对应词或音译[2]。比如魏迺杰在其编著的汉英中医辞典中将气逆的“逆”翻译为counterflow，对于母语为英语的读者来说，不易将这个词当作的新造词，既直观又言简意赅。

正是因为在中医药术语英译时需要协调诸多难点，各方力求取得较为一致的表达方法，在此背景下，中医药术语英译的标准化应运而生。

在中医药学界及有关专家的共同努力下，近年来，我国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令人瞩目，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见表一）。这为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学术进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为中医药走向世界迈开了坚实的一步。

（二）中医药术语标准化的意义

随着中医药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如何科学、规范、有效地使用中医药已日益引起全球业内专家的关注。随着中医药国际化战略的推进，缺乏中医药国际标准已成为各国政府相关部门的一个管理焦点。国际标准是一种世界的共同语言，它对于提高质量和安全、提高科学管理、促进生产推动贸易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3]

1.跨文化传播传承的需要

中医术语是中医文化的精髓，中医术语的使用不当会导致医疗、科研工作中的理解混乱，会对中医药的传播和继承产生严重的影响。标准化的术语可以使术语信息在复制传播过程中尽可能减少信息流失，保证信息传递的忠实性。

2.国际学术交流的需要

近年来，针灸火罐等传统疗法在国外逐渐流行起来，这说明了中医逐渐走出了国门，得到了国际的认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为了更好地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让中医药“走出去”，为世界人民服务，就必须提高中医药术语的翻译的标准化进程。也就是说要用标准化、规范化的语言来诠释中医药，让中医药获得全球统一的“通行证”。

3.外译的需要

2015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医药法（草案）》，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为中医药事業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法制保障。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作为今后15年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提出了一系列振兴中医药发展、服务健康中国建设的任务和举措。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把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对新时期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做出系统部署。这些决策部署，描绘了全面振兴中医药、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构建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体系、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不过我们也应该深刻意识到，中医术语多、繁、杂，使得外译过程遇到很多困难，中医药术语的标准化是外译工作简明准确的基础，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前提。[4]

4.文化强国的需要

包含中医药术语英译在内的中医药国际标准的研究和制订将提升中医药在国际上的地位，有助于国际范围内的中医药界新秩序的制定，促进中医药在国际上健康有序地发展，有利于中医药进入各国的医药保健体系，增强中华文化的软实力。

二、中医药术语英译当前存在的问题

ISO/TC249“中医药技术委员会”（Technical Committee of TraditionalChinese Medicine）正式定名之前有6年是作为暂定名使用的，迟迟不能“转正”的原因主要是遭到韩国、日本的反对，他们主张命名为“传统医药”，理由之一是中国中医药自身的名词术语都不统一。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医、中医药的英译名过于杂乱，比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CM）、上海中医药大学（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北京中医药大学（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中国中医科学院（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5]endprint

又如，“中药”一词到底该如何英译？在不同翻译版本中，对“中药”一词的翻译一直比较混乱。在诸多词典和出版物中，“中药”可能被译成“Chinese herbs” 或“Chinese herbal medicine”等。众所周知，中药包括植物类、动物类和矿物类三大类。以上两个译本使用“herb”和“herbal medicine”来翻译“中药”，只体现了中药大范畴内的植物类中药，过于片面。也有人将中药英译成“traditional Chinese drug”，但“drug”一词，含有毒品的意义（如“drug addict”吸毒者），容易使人产生歧义，也不宜采用。世中联使用拉丁语词，把“中药”译成“Chinese materia medica”。其中的拉丁词“materia medica”虽然语义准确，但由于拉丁语使用范围的局限性，世界大部分地区人们不会读、写拉丁语，因此使用拉丁语“materia medica”翻译也不是最佳的选择。WHO 西太区方案将“中药”英译成“Chinese medicinal”。查阅《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medicinal”一词的解释为： “a medical substance”[6]。用该词翻译“中药”避免了译名引起的以上争议，不仅译名简洁而且对应性强。

可见，在进行中医药术语英译时，能否准确理解中医药术语自身的内涵并选择合适的“对等词”是当前中医药术语英译所面临的困难之一。

三、关于中医药术语标准化的思考

作为两种文字，中文与英文有较大差异，有些术语在中文层面上或许不是问题，但在翻译时，则会成为问题。中医是融合医学、文学、哲学、天文、地理的人文医学。西医是物质性医学（material），侧重试验、数据等。医学英语语意明确清晰，所表达的理论具有可证伪性，属于科技英语，是科学语体。西医学英文文章在行文、措词、语篇等方面与人文性文章有较大区别。[7]

有些译者出于“简便”考虑，将一些中医药术语英译成在字面上与西医相对应的“对等语”，但这种简便的处理办法不仅极有可能导致中医药术语文化异质性的丢失，更有甚者会产生错译等情况。比如术语“郁证”从字面上看好像与西医术语“抑郁症”相同。其实，在中医药语义语境下，“郁证”是指“因情志不畅、气机淤滞所致的征候”，译者只有准确把握这层核心意义，才有可能重新构建较为合适的对等语——stagnant syndrome或depressive syndrome。在“一带一路”的大环境下，中西方在中医药领域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不断深入。要想把中医药术语翻得到位，译者需要发挥主体性，在翻译实践中不断探索有效的翻译策略。译者需要把握中医药术语字面含义与学术含义的不同，也就是说译者对源语，即中文的研究是不可缺少的。只有对源语的理解足够透彻，才能在将源语翻成目标语（英语）时把握好分寸。为此，译者需要精通英语与医古文、熟悉中医基本理论知识、通晓传统与现代翻译理论。

中医药术语标准化是中医药对外传播的基石，中医药术语的统一是中医药全球交流的基础。除文化差异及译者主体差异等因素外，导致中医药英译不统一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医药名词术语本身定义的不确定性。以四字格术语“活血化瘀”为例，在英译时，译者需要考虑的是这四个字是并列关系还是因果关系，这也导致了同一个术语由于没有权威、统一的中文定义作为参照，而产生出对同一个中医药术语的不同英译诠释。目前中医药术语国际标準的制定所依据的中文标准各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药术语英译的标准化。

中医药标准化工作是潮流所向、大势所趋，促进中医药的标准化工作将进一步扩大中医药在世界的影响力，不仅会向全球人民展示中医药文化几千年来打下的坚实理论基础，也将展示中医药服务世界人民健康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周义斌，王银泉.1981—2012年中医英译理论的依据及策略选择研究[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3，28（4）：1016-1019.

[2] 陈晓华，施蕴中.从翻译目的论看Nigel Wiseman的中医英译翻译思想[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10（5）：182-184.

[3] 徐晓婷，沈远东.打造中医药国际化高地，创建世界一流传统医科大学[J].中医药管理杂志，2017，25（5）：4-6.

[4] 李灵巧，包素珍.论中医术语标准化[J].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15，38（4）：15-16.

[5] 朱建平.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现状问题与对策[J].中华中医药志.2017，32（4）：1633-1637.

[6] 英国DK公司.DKo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插图版[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617.

[7] 兰凤利.论中西医学语言文化差异与中医英译[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7，27（4）：368-37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