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方方

摘 要：孙频是八零后作家的后起之秀。她以沉郁而犀利的笔触叙写了都市疏离者的情感生活和心理世界，塑造了一个个颇具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孙频在书写都市人的生活困境时，精力于探索他们的精神世界，相比生活的苦难，精神上的疏离和无所寄托更是他们无法磨灭的精神隐痛。

关键词：孙频 都市疏离者 苍凉 独孤 精神隐痛

孙频在新近出版的中篇小说集《疼》的卷首语中这样写道：“这是个人人心里带伤生活的时代，带着疼痛，也带着救赎。”[1]孙频是80后山西女作家，或许是由于她的底层出身，她的作品与盛行一时的明丽忧伤的青春写作截然不同，带有阴郁灰暗的色调。孙频向都市中卑微的“平凡的弱者”投以关切的目光，在人物的情感和精神抒写中透视人性、质询生命的意义。孙频笔下的人物多带漂泊感和疏离感，与都市的繁华喧嚣格格不入却又无法逃离，最终被时代的列车和拥挤的人群抛却，流落在城市的边缘。她的小说没有宏阔的时代背景，没有日常生活意象的堆积，而是深入生活内部，以细腻之笔描写生活的细流和情感的涓流。她善于拨开生活的表象，在极端戏剧化的生存场景中摹绘苍凉的世态和人性的幽暗，表现冷酷的都市生存法则下人际关系的疏远和情感的畸形。孙频把真挚浓郁的感情藏在轻纱帷幕之后，将自己的生活体悟和灵魂挣扎投射到小说中，以独到的笔力勾沉了都市疏离者的精神肖像。

都市疏离者是孙频小说中独特的一类人，他们似乎与郁达夫笔下的忧郁苦闷的“零余者”一样，是一些没有投身时代洪流、被社会抛弃同时也主动疏离社会的多余的人，卑微、孤寂、离群索居，在灵与肉的挣扎中苦苦寻找精神出口。不同的是，郁达夫生活在中国最为动荡的年代，“零余者”的困境是浪漫忧郁的气质与时代革命精神的不相容造成的。孙频笔下的疏离者则在精神上与时代的主流话语和有着深深的隔膜和断裂，无法释怀的苦闷让他们离城市的主流人群越来越远。孙频在她的小说中深入地体验着疏离者的内心世界，把他们孤独境遇中内心的卑微和失落，对爱的极致渴望和绝望，那种矛盾着、撕裂着、挣扎着的感受写了出来。在《假面》中，李正仪是城市的异乡人，卑微的出身和自命不凡的孤傲心态让他承受着城乡差距带来的压抑和屈辱。他明白对于农村出来的苦孩子来说，城市只是他们暂时寄居之所。“这终究不是他的城市，准确地说，所有的城市都不是他的城市。” [2] 37因此，他必须以极端的方式反抗社会阶级的重压。正如某部电影里讲的那样，“如果文明让人卑躬屈膝，那我会让你们看到野蛮的骄傲。” [2] 2为了留在城市，他跟一个被包养过的女人结婚，用她的钱过上了令人艳羡的生活。在他终于戴上了城市人的“假面”混迹人群后，却难掩内心的脆弱和病态，只能以互相虐待的方式过着夫妻生活。在《凌波渡》中，刘立林和陈芬园是校园里的“异类”。他们饱经十年复读而获得的大学生活在年轻人眼里是那么无足轻重且理所当然。一边是沉重的过往，一边是轻逸的现实，内心的极度失衡、理想与现实的错位使他们承受着孤独和难以自我确认的痛苦。在理想和信仰崩塌之后，他们倔强地以另类的方式抵抗平庸的生活，却在不被理解的孤独中体验生活的无奈辛酸和存在的虚无落寞。

在一些作家普遍关注底层人的物质生存悲剧时，孙频则考察都市人艰辛生活背后的精神状况。在现代性构筑的铜墙铁壁里，在琐碎平庸的都市生活中，人的主体性何以体现？人的精神何以寄托？如果说生存权利的丧失所带来的疼痛为人们物质生活层面的悲剧，那么个体生命的荒诞、诗情理想的幻灭、爱情真空所导致的精神虚无与孤独则是精神层面的悲剧。孙频的小说有着与她的年龄不相符合的苍凉和空幻感，苍凉不仅是小说的基调，也是孙频对生活奥秘的特殊洞察。她在《我就这样开始写作》中坦然说道，“生活千疮百孔的本质我很早就看得明白了，漫长崎岖的童年，后来成长中的种种错位、煎熬、渴望、虚荣、疼痛，这一切的一切烘烤和煎熬着我。亲人之间没有物资去维持的恐惧感，一个没有经济来源的老人会对儿女产生的那种谄媚，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相互依附、相互戒备，以生存为需要支撑起来搭伙过日子的婚姻，这一切使我有一种很深的苍凉和绝望感，与此同时又逼着我不停地思考，人活着究竟需要什么，人生中一些真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人性究竟是怎样的。那种孤独的思考让我疼痛却给我力量，让我觉得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才能够克服那种对生活巨大的虚妄感，才觉得这一切对我是有意义的。” [3]孙频和张爱玲一样，有着思想的执着追求和感情的独异体验。在张爱玲那里，苍凉是她在乱世中体悟到的生命意识；在孙频这里，苍凉是她在世俗生活中寻求精神依托而不得的情感体验。

苍凉与孤独是不可分割的两面。刘震云曾在千奇百态的乡野故事中摹写了百年来人们共同的孤独体验。为了摆脱孤独，沉溺在世俗境遇里的人们苦苦寻找着那个说得着话、说一句顶一万句的人。与邻里乡人有着密切纠缠的乡村人如此，感情淡漠相互隔膜的都市人又何嘗不是如此呢？生命的回环兜转、生活的悲喜交加无不是因着寻找那个说一句顶一万句的人，可那个人果就是人们摆脱孤独寄托精神的良药么？安波舜在对《一句顶一万句》的评析中道出了中国人悲喜生活的本质：“与神对话的西方文化和人类生态，因为神的无处不在而愉悦自在。人与人之间虽说来往不多，但并不孤独；与人对话的中国文化和浮生百姓，却因为极端注重现实和儒家传统，由于其社群、地位和利益的不同，由于其人心难测和诚信缺失，能够说贴心话、温暖灵魂的朋友并不多，反倒生活在千年的孤独当中。” [4]刘震云曲尽苦心抒写乡村人的精神状况，孙频的小说延续了这条精神叙写的暗线，孜孜探求都市人的生存孤独和精神问题。《三人成宴》的邓亚西在遭受恋人的背叛后，躲在画室中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意图用艺术填补生活的空虚，向内寻找生命的意义。可悲的是，她并没有得到解脱，远离人群之后反而“像个关在囚笼里的犯人一样” [5] 8，体会到更深切的孤独和迷失。“她坐在画板前面画画的时候会有一种在时光中走失的感觉。那些白天很静很长，像一条深不见底却波澜不惊的大河，她一个人坐在河面上看不到来路也看不到对岸，她只觉得自己正向一个更深的地方走去，为了达到那个幽深的地方，她必须得一点一点把自己淹没，一点一点向最深的水中沉去。” [5] 16生命的孤独和虚空攫取了她的灵魂，她深深明白人群中的孤单才是最大的孤单，而又惧怕被人群抛下。当她一个人待在画室时，像是“走在一片空旷荒凉的原野上，前面没有人，后面更没有人。到后来这种孤独越长越密，简直像参天大树一样笼罩着这屋子。” [5] 8为了拯救自己，她找来了一个浑身散发着温暖和安全感的房客李塘。无奈他们共居一室却始终无法打开彼此的心门，难以逾越的隔阂让邓亚西的内心分外荒凉。为解脱寂寞她开始沉浸在幻想中，日复一日地画自己和昔日的恋人及他的妻子一起聚餐的画面，最终导致了精神分裂。她再也不用惧怕孤独，因为每天都能“看”到很多人围绕在她身边。

孙频的小说结构奇巧，针线缜密，故事的走向总是出人意外，又复在情理之中。人物的希望与绝望也往往跟随着情节的起伏反转，最终归于更大的虚无。《一万种黎明》中，隐居在葡萄山庄的张银枝在与作家桑立明的邂逅中突然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童年的不幸使她彻底对亲情绝望，在体验了人性的脆弱与自私，卑琐与虚伪后，她仍抓住了这棵寄托精神依靠的稻草。她知道桑立明有家室，并把跟她的这次相遇仅当作一次成功的猎艳，但她仍顽固地与桑立明约定，每个季节到来时就乘坐火车去他所在的城市探望他。于是，在火车中等待着黎明就成为了张银枝生活下去的全部意义。甚至在桑立明杀人之后，她依旧每月乘火车去监狱里探监。去远方探望是她生活中的一种仪式，能使她短暂逃离无望的生活，可当探望和回归成为轮回不息的运动时，一股更大的虚无感便弥漫开来。《同体》中，流水线工人冯一灯听从工友的劝说准备去做桃色生意，希望求得在这个城市的容身之地。在罪恶的边缘几经徘徊，她还是选择了道德的一方，在最后一刻落荒而逃。不料她却受到了生活更惨烈的打击，在回去的途中遭遇一伙匪徒抢劫轮奸。在她落难时，温有亮慷慨相救给了一席容身之地，并给予了她久违的温情，甚至像父亲一样开解她、关爱她。为抓住这城市生活中仅有的一丝温暖，即便得知温有亮救她的真实目的是利用她作诱奸的工具，她依然愿意牺牲自己的肉体和尊严作为报答。在这一厢情愿的精神救赎中，冯一灯把自己逼入了道德绝境。

孙频擅长探索人物的心灵和精神世界，她有着敏锐纤细的艺术感觉，以感性的方式表达着对疏离者精神之痛的思索。她笔下的这些疏离者有着共同的性格特质：孤独、敏感、卑微、脆弱、忧郁。甚至这些人物或多或少都有些病态人格，他们在现代化创造的城市文明中捕捉到了颓废的气息，在这个传统价值和道德准则失效的水泥森林里感到生活的压抑和无望，人生的荒诞和生命的渺小。可以说，孙频笔下的精神疏离者是城市造就的特殊环境中人性异化的结果，但是这些人物身上也贯注着作者自身的生命感悟和感情投射。孙频在回顾写作历程时吐露过自己的困惑：“在我的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在苦逼地探讨，怎么活下去，靠什么活下去，究竟什么才能支撑一个人活下去，究竟什么样的爱才是真正的爱，是对苦难的爱还是对上帝的爱还是对人类的爱？究竟什么是人類真正的苦难，真正的疾病，真正的拯救，什么才是存在。” 孙频对生活意义的不竭追问触及了都市人的精神隐痛。在喧闹的都市情味里，疏离者体会的却是都市生存的无力感，和目睹信仰、真情、诗意、情怀等精神需求在世俗法则中消失殆尽的的失落感。继邱华栋、卫慧等作家之后，孙频对都市疏离者的精神刻写给都市文学注入了新的气息。

参考文献

[1] 孙频. 疼[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

[2] 孙频.假面[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

[3] 孙频.我就这样开始写作[J].十月，2011（1）.

[4] 安波舜.一句胜过千年——读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J].出版广角，2009（4）.

[5] 孙频.三人成宴[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