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生

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的经济发展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经验主要在于作为一个成熟的经济大国，还能够长期保持国家和民众的富裕，这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利用传统应对经济危机的手段已经缺乏明显的效果，忽略了全球化和网络经济时代的一些新的规律。

日本经济增长最辉煌的年代和业绩有很多书籍和论文已经有过诸多的总结，通过这些政策，日本不仅获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成就了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GDP在1968年超过西德，1988年超过苏联，成为当时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在冷战结束和进入新世纪以后，其中的一些政策仍然在延续，但再也没有见到好的效果。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网络经济迅猛发展，日本人的思维模式和经济体制，已经无法适应网络经济的发展，使其在世界经济总量当中的份额比例日益下挫。

安倍政府的经济政策

战后直到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前，日本经济政策不仅是成功的，而且取得的经济成就是十分巨大的。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是，在这之后，日本经济却一波三折。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表现出日益衰退，在世界经济总量所占的比例当中，也不断下挫。日本政府几乎用尽了浑身解数，更显得回天乏术，求出无门。到安倍执政之前，已经被悲观地判定为“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

安倍执政以后，以日本在世界上现存的十九个第一为自豪，2013年1月，安倍在日本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来鼓动日本国民的士气，希望使日本经济重振，让日本重新回到世界大国之列。并推出了所谓的“安倍经济学”，企图恢复日本经济的活力与雄风。但是，直到今天，日本仍然深陷复苏乏力，通货紧缩的危机边缘，尽管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扭转日本的经济困局。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安倍經济学”的努力和成绩，也要认识到其存在的不足。

“安倍经济学”随着安倍执政一年来的经济政策而名声大噪。日本政府先后推出大胆的货币宽松、灵活的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新战略这三支箭，力图强力推进日本经济的复苏。通过大规模发放和投入货币，实现量化宽松，促进货币贬值，推动日本经济增长，摆脱通货紧缩的困境，并实现2%的通货膨胀。同时，通过修筑道路、桥梁等公共设施，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刺激经济恢复。可以说，安倍经济学的前两支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使2013年日本经济出现了近些年来稍好一些的增长。安倍政府在2014年6月份，推出新经济增长战略，由政府重点扶持的“战略市场创造计划”、“日本产业复兴计划”及“国际化战略”构成。其中，医疗健康、环境能源、下一代基础设施、地区资源被列为四大重点领域。但是，由于日本经济内部的失衡和国内市场的持续低迷，并没有获得显著的成效。日本经济名义增长率，2013年达到1.7%。2014年为1.5%，2015年为2.3%。这是“安倍经济学”在政府大力鼓噪和人气的推动之下所取得的艰难小效。

2016年12月，日本正式引入联合国新版国民账户编制标准，将研发、专利、版权等相关支出纳入GDP统计中，致使日本近几年来的GDP增长率大幅度增加。而此前的国民账户统计中，研发、专利、版权等相关支出均被纳入投资范畴，而未计入GDP统计。这使2013年到2015年的GDP增长率分别提升到了2.6%、2.1%和2.8%。每年GDP平均被推高0.7个百分点。联合国国民经济新账户统计方法，将研发资本化，使其作为GDP统计的一部分。而日本的研发投入在世界上位列前茅，致使在统计上，日本GDP大幅度增加。2015年就达到了安倍预计争取使GDP增长率达到3%的政策目标。但实际上，这仅仅是统计计算方法的改变，日本的GDP增长并没有真正出现大幅度的跃升。2016年，日本名义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突破537万亿日元（约合6.1万亿美元），首次刷新1997年以来的历史纪录。不仅如此，其实际经济增长率实现1.0%、名义经济增长率达到1.3%，远高于此前市场预期。

2017新年度日本政府预算支出97.45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与预算支出相比，日本财政收入依然严重不足，新年度需要新增发行国债34.37万亿日元，这说明日本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要依靠贷款。安倍政府把经济的重点放在支持新技术推广、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养老育儿产业、农牧渔业发展等。说明安倍政府仍然想通过第二支箭，极灵活的财政投资政策来大幅度提升就业，增加员工收入，带动国内消费，促进企业投资。就业数字显示，2016年11月份日本就业总人数达5733万人，4年累计增加250万人。但新增就业中大部分是临时工、返聘人员等非正规就业者，他们基本上属于低收入人群。说明安倍政府的就业政策，仅仅属于摊薄了就业的大饼，增加的主要是低收入就业。而这些人缺乏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就业与生活并不安定，致使日本国民整体生活水平并没有太大的提高。“安倍经济学”实施已近4年，大企业利润增高，但日本企业中90%是中小企业，他们雇用了日本社会70%的劳动力。日本大企业对经济的前景并不看好，因此，他们把大部分利润作为储蓄留存，以防不测之需，而没有或很少分配给员工。因此，日本家庭的消费支出没有增加，拖累了内需的扩大。同时，在量化宽松的刺激下，物价的上涨，使一部分民众感到生活开支的提升与压力的增大。

然而，“安倍经济学”第二支箭的成果不仅不稳定，而且，还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后果。2013年日本政府债务已经突破1000万亿日元，日本的公共债务负担已经上升到了占全国GDP的250%左右。到2016年，甚至有的日本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的公共债务已经超过了GDP的380%。使日本成为在世界上公共债务最高的国家，远远超过了欧债危机最严重的国家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高居不下的债务比例。致使日本国家的财政安全、财政负担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危险程度。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日本债务的绝大部分是由日本国民自己购买的，他们对国家还有充分的信心，属于比较任劳任怨的人民。在这一点上，和希腊等欧洲国家的债务性质不同，欧洲国家的债务主要是借贷于外国的大银行，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外国大银行将大规模抛售其债务，会造成严重的债务危机。而日本国民，一般对自己的国家和政府比较放心，他们不太可能轻易抛售自己手中持有的国债或者地方债。但这么高的债务负担比例，也意味着一种巨大的风险。

因此，日本的经济运行已经进入了高危运行和发展阶段。幸好，日本国民对于日本国家债务的持有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否则，如果像欧洲的债务结构那样，日本国家将随时面临破产的危险。但即使是日本社会这样稳定的债务结构，也使日本的经济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头顶，经不起危机和动荡的打击。

另外，“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经济结构改革，也被称为经济增长新战略这支箭迟迟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安倍的经济增长战略本来期待通过加入TPP、减税等方式来扩大企业投资，促进日本经济的长远增长。但是，TPP因为美国政府的退出，日本孤掌难鸣，这一政策却很难推动，也难以发挥效果。日本政府至今还在谋求没有美国的TPP政策，估计也难以发挥好的效果。由于日本国内的投资空间非常有限，并且为了避免美国的关税制裁，日本汽车等制造业的生产能力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大量转移到美国和亚洲国家。日本的汽车制造工厂一半建在北美和亚洲地区。此前，宣布退出TPP谈判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点名警告丰田汽车公司，“要么将墨西哥工厂搬到美国，要么承担高额进口关税”。

第一，TPP的政策。日本通过与美国主导的TPP进行艰难的谈判，尽管在短时间内取得谈判成果，但TPP对日本的利益也十分有限，而且，不仅将使日本的农林渔业等部门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害，甚至，由于美国保险等服务行业的强大，日本的服务行业也将出现部分失守的局面，不可能产生安倍政府期待的经济效果。因此，日本加入TPP对日本经济的增长没有太大的利益。但安倍政府之所以铁心地要持续推动TPP政策，主要还是出于政治上对中国对抗的考量，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经济组织，脱离中国市场，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在亚太地区对抗中国的经济集团，进而发挥政治和安全上的作用。美國退出TPP，对日本的政治与安全战略，的确构成了不小的打击。安倍政府也只好自认倒霉，打掉牙齿和血吞。并不能够公开承认自身战略的失败。

第二，减税政策。安倍政府犹豫于对企业减税多大幅度之间。尽管安倍想发挥日本私人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但日本私人企业对经营前途没有信心。他们不敢将盈利用于大规模的投资，还处于观望状态。安倍政府也面临两难选择，如果对企业大幅度降低法人税，势必损害政府财政收入，使财政更加捉襟见肘，但对投资会发挥促进作用；而只是小幅度减税，由当时的38%，2013年降至36%左右，这样小幅度的减税政策，对于企业投资促进的作用将十分有限，未必能够带动企业的投资积极性。时至今日，安倍晋三执政以来的企业税逐步降到了29.97%，但比起美国来，税率依然很高。这是由日本经济的两难处境所决定的。大幅度减税对于企业、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固然是好事，但必然损害国家财政税收，在日本国家财政已经债台高筑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没有能力对企业进行更多的税收减免，而只能走一条相对折中的路线。

第三，消费税的政策。2014年4月1日启动征收8%的消费税，致使刚刚有些好转的内需遭受沉重打击，日本经济将再次陷入内需不足的窘境。日本内需在半年以后才有所好转。再加上企业不肯增加员工的工资，公务员大规模减薪，日本内需不足，国内市场需求不旺，将成为“安倍经济学”难以解决的问题。由于日本经济一直在下滑，且国内消费遭受重创，后续日本政府提升消费税的计划一再被延迟。2016年6月1日，安倍曾宣布将第二轮消费税提升计划推迟两年半，至2019年10月起实行，届时该税率将从8%提升两个百分点至10%。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7年1月24日表示，不再计划将消费税提升至10%，也绝对不考虑解散众议院，且不会考虑呼吁提前选举。

第四，适时调整投资市场。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由于日元升值和日美贸易摩擦加剧，日本开始大规模向北美市场投资。近年来，由于中日关系紧张、中国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中国土地价格的上升、中国自身市场的相对饱和等因素，削弱中国对部分日本企业的吸引力，日本企业开始大规模向东南亚、印度等地投资。东南亚的潜力和低劳工成本则推动日本对该地区的投资持续增长。日本2015年对东南亚的直接投资金额连续第三年超越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投资。截至2015年底，日本对东南亚的投资金额较5年前几乎增长2倍至1809亿美元。与对东南亚的投资相反，日本对华投资2014年下降38.8%，2015年下降25.8%，为连续第三年负增长，并仍呈下降趋势。

未来几年，由于特朗普政府重视外来投资，并要求日本加大对美国投资的力度，日本对美国投资将出现大幅度的增长。2017年2月，安倍访问美国表示，今后10年内向美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1500亿美元，在美国创造70万个就业岗位和一个市值规模达4500亿美元的基建市场，安倍还计划增加来自美国的能源进口。

日本政府和企业号召从中国撤资，转移到东南亚、印度投资，实际等于放掉金饭碗，去捡破瓷碗。中国市场对日本企业来说，稳定成熟，有充分的应对经验，也有非常好的基础设施和高素质的劳动力。但是，东南亚、印度等国则缺乏中国这样成熟的市场条件。日本企业在转移出去的过程中，除了一些以利用廉价劳动为主的中小企业还有利可图以外，很多企业在长期的经营中蒙受了很大的损失，特别是在市场方面的损失。因为在东南亚等地的经营即使再好，也不可能有中国这样大的市场容量，也没有中国这样勤奋、守纪律、文化程度高等的高素质劳动力。因此，中日关系的恶化，已经成为影响“安倍经济学”长远发挥作用的死穴。安倍轻视中国将为自己的政策带来长远的恶果。

日本有学者甚至鼓吹，在没有中国经济支撑的情况下，安倍实现了日本经济的增长。这种看法十分错误！中日经贸额这些年来逐年下降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绝对值依然很大。2011年中日贸易总额高达3449.16亿美元，较2010年增长14.3%，连续两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即使2013年大约仍有3100亿美元左右的贸易额存量。这些存量尽管已经下降到了占日本贸易总额17%—18%的比例，但仍然发挥了支撑2013年日本经济约1.7%左右增长的作用。安倍经济学失去的只是中日经贸关系应有的强劲增量和大约一二百亿美元下降的绝对减少值，而并没有失去下降以后中日经贸关系约3100亿美元存量的支撑。另外，也少不了在中国投资企业创利的支撑等等。怎么能傲慢地说是离开中国的增长呢？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安倍有什么资格说日本2013年微小的经济增长是离开中国的增长呢？但是， 2015年中日贸易总额为2790.38亿美元，同比大跌10.81%。与2011年的高点相比，中日贸易额在短短五年时间减少超过600亿美元。2016年，中日两国贸易额已经下降到2703.183亿美元。中日经贸关系的下降，对“安倍经济学”的效果而言，已经发挥了明显的负面作用。

日本经济对中国的启示

在战后至今七十多年的历史时期当中，日本经济成就显赫，突出的教训也很多，从一个战后中小的战败国，跃升为世界经济大国，是它的主要经济成就。泡沫经济破灭以后，经济长期持续低迷，振兴乏力，主要还是由于泡沫经济时代产生的问题所导致的，对于中国而言，一定要侧重于吸取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的教训。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的经济发展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经验主要在于作为一个成熟的经济大国，还能够长期保持国家和民众的富裕，这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和汲取的。不足之处在于，利用传统应对经济危机的手段已经缺乏明显的效果，忽略了全球化和网络经济时代的一些新的规律。因此，中国应该认真研究日本的经验和教训，以资借鉴。

第一，量化宽松要适当。大规模、持续不断的量化宽松政策，对日本经济的好转，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物价上涨的负面因素也有一定显现。日本基础货币投放量已从2013年的132万亿日元攀升至432万亿，对GDP之比突破了80%。要想刺激经济的发展，不搞量化宽松是很困难，但搞量化宽松，超发货币，也要保持一个恰当的限度，否则的话，不是对经济刺激不够，就是产生严重的负面后果。中国量化宽松的水平和能力不亚于日本，但是中国也要借鉴日本这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即怎么样使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切实发挥有效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如何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政策课题。

第二，中央银行要适当控制股市。日本银行长期控制住日本的股市。“安倍经济学”之所以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并促进日本经济的发展，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促进日本股市增长，并保持稳定。安倍执政之初的2012年12月底，日经平均指数只有9000多点左右，安倍执政一年以后，日经平均指数上涨到20000点左右，以后虽有回跌，但最低仍保持在16000点以上。当前日经平均指数在18000点以上。股市的稳定，对于保持日本大中企业的盈利与良性经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日本政府保持股市稳定的手段是什么？日本银行通过购买日本主要股指——日经225股票平均数指数，大幅度推动日本股市增长，并使其保持在高位徘徊。不仅如此，日本银行还通过大规模收购商业银行所持有大幅下跌的企业股票来支撑日本的股市。而日本股市的相对稳定，对于保持日本经济表面的繁荣和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做法有利有弊。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长期如此大规模干预股市，可能造成市场的巨大扭曲和隐形隐患，恶性后果一旦爆发，也将是灾难性的。有研究者认为，日本银行手中所持有的股票，已经相当于整个日本股市的1/4左右，这意味着日本企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国有化。这种情况也将使日本的经济发展与模式长期扭曲。

第三，大规模的投资增长十分必要。大规模的投资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杠杆，千万不能够因为投资会产生负面效应而减少一定幅度的投资增长，那样势必产生更严重的负面效应。这也是近年来中国经济下挫的教训所在。安倍的灵活财政投资政策能够发挥的政策作用，比较有限度。因为日本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基本到位，很难有大的基础设施和交通建设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同时，由于日本财政规模有限，没有大规模的国企投资，在此方面，比中国具有很大的劣势。日本政府的财政投资，主要用于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国有教育等方面，而直接用于生产方面的投资微乎其微。这也说明，日本政府对于生产的拉动，缺乏直接的手段。而中国在这个方面，却拥有巨大的优势，需要进一步发挥这种优势，来促进全民经济的增长。

第四，转移产能的同时要防止产业空洞化。日本产业的空洞化已经十分严重，日本企业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加深了日本经济的脆弱性。日本在海外加工生产的企业比例，在2012年度达到最高，为68.0%。预计到2017年这一比例将达到71.1%，占全部企业的7成以上。排在第一位的理由是“当地需求旺盛”，占45.5%；排在第二位的理由是“人工费用便宜”，回答比例超过23.1%。日本制造业海外生产比例早已突破24%，日本企业海外销售占比也接近60%，形成1/4生产在国外、六成销售靠海外的格局。企业过分向海外投资，不仅会减少本国的就业和税收，也将带来本国经济集约化程度不足，国内产业提升动力不足的负面影响。

第五，大幅减税，放水养鱼。“安倍经济学”当中，减税也是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安倍政府减税的力度还很不够，日本企业税率近年只减少约10%。还保持近30%的税率。比特朗普可能要减少到15%的目标还高出大约14个百分点，这使日本企业的竞争力很难得到充分发挥。中国应该汲取这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为了保持中国工业体系的完整性，和作为经济基础与核心的制造业长盛不衰，应该大幅度地降低制造业和高科技企业的税率。否则，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将继续倒闭。中国当前工业企业的实际税率在40%以上，这对企业来说，难以为继。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前景。在税收政策方面，安倍政府的减税是正确的，但减税的力度很不够，因此，中国吸取安倍减税长期不见效的教训，学习小布什和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减税，只有放水养鱼，才能够搞活工业企业，扩大税基，利民利国。

第六，必须坚持大力度的产业扶植政策。日本长期重视产业扶持政策，尤其是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行政指导和产业扶植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要学习日本，重点扶植中国自己汽车品牌的崛起，以此作为树立民族产业的一个突破口。中国政府必须以长久的坚持，强大的力度，来培植国产制造业品，尤其要选择培植民族汽车品牌作为一個突破点，改变目前中国汽车行业外国品牌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汽车消费，是除了房地产消费以外居民第二大消费产品，政府不能不重视这个产业，也必须改变国外品牌全面压制民族品牌的局面。

第七，银行的融资贷款政策。中国要学习日本对中小企业支持的银行贷款和融资政策。国家出台系统融资贷款政策，解决中小制造业及高科技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同时，对于融资贷款当中的欺诈行为，加大追缴与刑事打击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