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摘要：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理论出发研究《呼啸山庄》里的多元文化主义。透过艾米丽·勃朗特的家族渊源探究“爱尔兰性”如何以曲折的隐喻方式呈现在其小说中。

关键词：《呼啸山庄》；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英爱关系

本文是2016年邵阳市社科联课题《从散居族裔批评研究<呼啸山庄>》的成果之一。）

“多元文化”这一术语早在西方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出现，是指在一个社会、国家或民族中存在的多种文化的总称（Random House Webster's College Dictionary，1992：889）。多元文化社会这一客观现实使得多元文化主义应运而生。作为一种文化批评理论，多元文化主义常被看成是向传统西方文明霸权进行挑战的一种话语。从这一点上讲，它与后殖民主义批评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欲打破西方强势文化对真理的垄断地位（Henry，1991：711-727）。由此可见，多元文化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是既相互影响又相互联结。

作为爱尔兰移民的第二代，艾米莉·勃朗特既是帝国利益的受益者又切身体会到作为被殖民者的流散族裔的集体焦虑。这种双重身份使她与帝国政治、文化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而又矛盾的关系。“帝国主义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观点对文学施加影响。没有人比勃朗特姐妹更能展示这种紧张了--她们是一个他者爱尔兰父亲和康沃尔母亲的结合体，是在与他们祖先为敌的英国土地上产生的第一代英国人”（（Edward G。 Lengel，2002：5）。由此可见，她的写作有着独特的视角，她的作品《呼啸山庄》甚至流露出对帝国又爱又恨的复杂情结，体现了与主流文化的冲突。

一、艾米莉·勃朗特的爱尔兰之根

一个作家往往抛不开故土和地域性的影响。不难发现艾米莉。勃朗特身上也有着与生俱来的爱尔兰性。

艾米莉·勃朗特的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出生于北爱尔兰。其父亲休。勃郎蒂从小被叔叔收养，因为家人反对而和恋人私奔（据称《呼啸山庄》里有一些情节以此为原型）。帕特里克在大学毕业后并未回到故乡而是移民英国。艾米莉·勃朗特与生俱来的爱尔兰气质得益于家庭和环境的熏陶。帕特里克发表过一些诗集等小册子，还亲自给孩子们讲授一些爱尔兰神话和传奇。孩子们的英语发音甚至也受到他浓厚爱尔兰口音的影响。在这样一个宽容、温馨的家庭氛围中，勃朗特家的孩子们获得了无拘无束的创作激情和自由想象的空间。他们儿时创作的有关安格利亚和贡代尔的故事至今还陈列在勃朗特博物馆。

老勃朗特凭借自己的努力，从爱尔兰来到帝国，试图融入其中。但是命运仿佛不眷顾这个来自于爱尔兰的传奇家庭。女儿们由于爱尔兰后裔身份在寄宿学校备受歧视。两个姐姐玛麗亚和伊丽莎白更身染重疾，不久便去世了。才华横溢的哥哥布伦威尔，他为了捍卫父亲的立场而惨遭羞辱。最终由于对自我身份的迷惘而堕落而死。艾米丽与哥哥关系最好，她也可以说是间接死于种族歧视。因为在哥哥的葬礼上她感染风寒却拒绝治疗而亡。接着聪慧的小妹妹安妮也染疾而亡。姐姐夏洛蒂嫁给了与父亲同样背景出身的爱尔兰人尼可拉斯，却不幸死于妊娠。1861年尼老勃朗特也离开了人世。

最终这个传奇家族没有一个后裔留在帝国。只有他们的天才作品、纪念馆、坟墓诉说着他们曾经的存在。这个远离故土的家庭依赖血缘之爱支撑起一个独立自主的岛屿。这个岛屿不会被外界的风雨所侵蚀，在某种意义上，这不正是爱尔兰自身历史经验的写照？

二、《呼啸山庄》中的爱尔兰因素

独特的生活地域和出身使艾米莉·勃朗特有意识或无意识中关注爱尔兰流散族裔的生存状态，其作品《呼啸山庄》也体现了英爱多元文化下所引发的碰撞和交融。

勃朗特姐妹生活的时代恰逢帝国与爱尔兰关系最黑暗时期。1840-1847年，爱尔兰爆发了大饥荒和瘟疫。然而当时正值维多利亚盛世的帝国却采取了“放任不管”政策，致使爱尔兰百万人死亡，百万人流亡。如今，“在美国的一些学校课程里，土豆大饥荒与犹太人大屠杀一起作为种族灭绝的实例而教授”（Catherine Nash，2008：30）。艾米丽和夏洛特都“不可能对爱尔兰人在饥荒期间的极度痛苦无动于衷，那时她许多亲戚包括叔叔休仍住在爱尔兰”（Susan Schorn，1998：354）。在她唯一的小说《呼啸山庄》中留下了对这一历史的蛛丝马迹。

《呼啸山庄》的男主人公希斯克利夫是个来历不明的野孩子，“黑得简直像是从魔鬼那儿来的”，“他看来是一个忧郁的、能忍耐的孩子”（艾米丽。勃朗特，2008：32-32）在这个粗鲁而又忍耐的孩子身上不难瞥见艾米丽的哥哥布伦威尔的某种毁灭性的气质。“显然，在这个小凯列班身上有一种天性，任何条件都无能无力。而这一切只是以英国人特有的方式说，他很可能是一个爱尔兰人。他很可能，但并非确凿无疑。”（Terry Eaglton，1995：7）小说中希斯克利夫被捡到的地点利物浦也与布伦威尔以及土豆大饥荒有关。利物浦和爱尔兰渊源深厚，被戏称为“爱尔兰首都”，是大饥荒中离乡背井的爱尔兰人的第一站。“1845年8月，布伦威尔曾从哈沃斯到利物浦去过，这正是大饥荒前夜，不久城市就挤满了饥肠辘辘的饥民。”（Terry Eaglton，1995：3）蜂拥而至的难民造成帝国治安混乱、热病肆，因而导致大不列颠反爱情绪高涨。“1月的《泰晤士报》统计在利物浦有15，000-20，000爱尔兰乞丐......到4月利物浦的爱尔兰人被描绘成‘瘟疫横行，10月的《泰晤士报》宣称所有的热病病人在爱丁堡，十分之九是爱尔兰人。”（Melissa Fegan，2002：62）

这个桀骜难训的野孩子被取名为希斯克利夫（Heathcliff），与岩石有关（而岩石是凯尔特文化中国王的标志）。老恩肖的儿子辛德利十分仇视他。当辛德利成为新主人，他就对希斯克利夫进行迫害。最终凯瑟琳的和林顿的结合致使希斯克利夫离家出走。数年之后，获得巨额财富的希斯克利夫带着复仇的目的回来了。他以卑劣的手段接管了呼啸山庄，娶了画眉山庄的小姐为妻，却以折磨她来报复凯瑟琳和林顿。辛德利死后，他掌控了辛德利的儿子哈尔顿，把他“培养”成一个野蛮低能的人，让他经受自己童年时的遭遇，以期在仇人的下一代身上继续报复。endprint

鉴于作者的独特身世和背景，有理由相信《呼啸山庄》这部小说是对爱尔兰大饥荒的寓言：即希斯克利夫的父母，他们很可能就是爱尔兰大饥荒的牺牲品；而希斯克利夫本身很可能是帝国的“种族灭绝”的幸存者。而整個复仇故事像极了英爱历史隐喻：12世纪，爱尔兰王（Diarmait）邀请英王（Henry II）帮助他恢复王权，结果引狼入室，从此开启了爱尔兰八百年的被殖民史。这种寓言模式的特殊结构和中介写作手段，显现出潜藏于被殖民民族内部的力量和历史视野。

后殖民主义理论强调族群、身份、文化等对理解小说文本的重要性。艾米丽·勃朗特是爱尔兰移民后裔，她独特的背景和当时所处的环境注定她的“爱尔兰性”只能以一种曲折的隐喻方式呈现在其小说文本中。从后殖民主义理论出发研究《呼啸山庄》里的多元文化主义，可以洞察英国与爱尔兰这两个民族之间几百年的情感恩怨以及他们之间分分合合的“权利的神话”。

参考文献：

[1]Catherine Nash. Of IrishDescent：Origin Stories， Ggenealogy， &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s，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0.

[2]Edward G.Lengel， The Irish Through British Eyes： Pereceptions of Ireland in the Famine Era， Westport， C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2，P.5.

[3]Henry Louis Gates Jr. Goodbye Columbus？ Notes on the Culture of Criticism，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No.3 1991， pp. 711-727.

[4]MelissaFegan. Literature an the Irish Famine， 1845-191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p.62.

[5]Random House Webster's College Dictiona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92， p. 889.

[6]SusanSchorn. Punish Her Body to Save Her Soul： Echoes of the Irish Famine in ‘Jane Eyre， in The Journal of Narrative Technique， 3 （1998）， p.35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