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始末及历史评价

2017-09-03高嵩峰王小雪

党政干部学刊 2017年11期

高嵩峰王小雪

[摘要]本文依据史实，详细分析了1950年至1953年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的历史背景，简要概括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进程，并针对质疑抗美援朝历史意义的观点，从几个方面着重阐述了抗美援朝的伟大历史意义。

[关键词]抗美援朝;历史评价;历史背景

[中图分类号]D6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11-0034-07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介入战争，在其凌厉攻势下北朝鲜政权即将出现覆灭的危机。朝鲜半岛危局使新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党中央果断决策，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与强敌展开激烈的军事较量，赢得了伟大胜利，最终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捍卫了新中国的国土安全，维护了东亚地区的和平。然而时至今日，如何评判抗美援朝战争仍有诸多争议，本文便旨在通过对抗美援朝战争进程始末的回顾，来阐发一点个人的浅见。

一、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背景

1946年8、9月间，在苏联和美国两个大国的支持之下，以“三八线”为界处于对立局面的朝鲜半岛南北政权分别成立了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从此朝鲜半岛正式形成了南北分裂的局面。之后，朝鲜半岛便一直处于紧张的战争边缘状态，南北双方政权都企图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三八线”附近的军事摩擦和小规模交火事件频繁发生。

1950年4月，金日成前往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就朝鲜半岛局势进行秘密会谈，提出发起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计划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于是，北朝鲜政权在完成对朝鲜人民军周密的军事部署后，于6月25日开始发动了对“三八线”以南的进攻，引发了朝鲜战争。初期，因得到苏联的帮助，朝鲜人民军在军事实力上明显占据优势，而韩国方面则是仓促应战，战斗的第一天就被北朝鲜军队攻占了瓮津、开城和松隅里。

与苏联和朝鲜事前估计完全不同的是，美国很快便决定介入这场战争。由于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视为是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政府对此做出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立即派出部队武装干涉朝鲜内战，支援韩国军队作战。同时派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空军第二十航空队进占台湾基地，干涉中国内政，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发表声明，“对朝鲜的攻击已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的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与战争。它违抗了联合国安理会为了保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发出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部队占领福尔摩萨（指我国台湾省），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與必要任务的美国部队。据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福尔摩萨的任何攻击。作为这一行动的应有结果，我还要求福尔摩萨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行动。第七舰队将监督此事的实行。福尔摩萨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本的和平解决或联合国的审议。”[1]7月7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在具有否决权的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美国一手操控通过了组成武装干涉朝鲜半岛内战的“联合国军”的决议。“联合国军”以美国军队为主，由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共16个国家和地区的部队组成，美国驻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任“联合国军”总司令。7月中旬，韩国军队也交由“联合国军”指挥。

朝鲜战争初期，朝鲜人民攻势迅猛，一路向南挺进，将韩国军队压缩到了半岛东南部的洛东江一线。美国军队的增援加强了韩国军的防御力量，朝鲜人民军也因战线延长而攻势减弱，对阵双方形成了胶着状态。9月15日，麦克阿瑟派出美军在仁川成功登陆，一举切断了朝鲜人民军的后路，对其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使朝鲜人民军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彻底扭转了战局。金日成终于意识到完全依靠朝鲜军队的力量是不仅无法完成统一的任务，甚至将面临亡师丧国的危险，便向苏联和中国提出了直接军事援助的请求。9月28日，朝鲜劳动党向斯大林发出了请求空军援助的求援信。

斯大林接信后，一方面鼓励朝鲜政府不要放弃希望，一方面提出“要求武装援助的问题”，“要与中国同志商量。”并要求苏联驻中国大使尽快转告中国领导人，请求中国军队立即向三八线推进，掩护朝鲜人民军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这样就把援助朝鲜的责任完全推给了中国。

二、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阶段

（一）抗美援朝决策的确定

接到金日成的求援信之后，在讨论是否出兵问题上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数持谨慎态度。因为根据当时国内形势，出兵援助北朝鲜政权存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诸多困难：政治上，一是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西藏地区和包括台湾在内的一些岛屿还在国民党军队控制之下。二是一些新解放的地区匪患还比较猖獗，需要继续进行剿匪作战。三是新解放地区基层政权还有待进一步建立和巩固。四是新解放地区的土地改革任务需要加紧推动进行。经济上，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正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非常艰巨。军事上，最令中央领导人担忧的是，与强大的“联合国军”相比，我军武器装备严重落后，更缺乏空军、海军，军队既没有现代化装备，也没有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在这种国内政治不稳定、经济不发达、军事装备落后的情况下，与当时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进行战场较量是绝对没有必胜把握的。

但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态度是十分坚决的，必须向北朝鲜政权提供援助。为此，他专门在10月2日和4日、5日分别召开了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出兵问题。10月5日的会议上，中央中央政治局全面权衡了出兵援助朝鲜的利弊，终于作出了重大战略决策：迅速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战场，抗击以美国为首的侵略者。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仍毅然决定出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朝鲜半岛局势恶化，在苏联已明确表态不介入战争的情况下，如果中国不出兵援助，北朝鲜政权就有被推翻的可能，作为同是社会主义阵营一员的中国绝不能袖手旁观。

第二个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要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一是要捍卫国家主权不受侵犯。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命令的同时，派遣出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这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挑战，中国必须予以回击。二是要保卫东北地区安全。美国空军于8月27日起不断飞越中朝边境，对我国东北边境地区的城镇、乡村狂轰滥炸，造成了中国民众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联合国军”地面部队也在仁川登陆成功摆出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的姿态，而北朝鲜军队基本丧失了防御能力，中朝东北边境地区面临着与中国敌对的“联合国军”重兵压境的严峻局面。三是确保东北地区经济建设顺利发展。东北地区经济建设对新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如果“联合国军”陈兵中朝边境，那么东北地区的工业生产将受到牵制，危急时刻还要被迫向安全地区迁移，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四是保障中国社会秩序的稳定。“联合国军”出兵介入朝鲜内战以后，国内各种反动势力闻风而动，趁机制造混乱，妄图颠覆新中国政权，只有在朝鲜战场上击败美军，才能稳定国内的政治形势。五是军事上的考量。如果北朝鲜政权被推翻，朝鲜半岛完全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整个中国东北边境必须进行大规模布防，派驻重兵以备不测，从而陷入被动局面。而且美国控制台湾，直接威胁福建、广东沿海，在东北、东南随时都可以出兵入侵中国大陆。彭德怀在10月5日的会议上就明确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2]因此从国家长远建设角度出发，与美国迟早要爆发战争，既然早晚都要开战，晚打不如早打。

第三个原因，是中共中央早已对朝鲜战争可能出现最严重局势作出了预判并为此进行了军事准备。毛泽东很早就预料到朝鲜战局可能出现长期化。所以，从1950年7月7日开始，中共中央紧急抽调四个军、三个炮兵师、一个高炮团及一个工兵团等共计25.5万人，组建了东北边防军，集中到辽宁东部和吉林东南部进行整训。筹建东北边防军根本目的就是应对朝鲜半岛战争可能出现的对中国最不利的局势，预先以“联合国军”为作战对象而进行军事安排。

当然，苏联决定不直接派兵支援北朝鲜政权，转而请求中国伸出援手，也对中共中央确定出兵决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0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了关于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部队兵分三路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半岛，并于10月25日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枪。

（二）五次战役简要经过

在《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以前，中国人民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军事交锋共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7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軍连续实施了战略反攻性质五次大的战役，挽救了北朝鲜政权危机，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作战特点是，敌我双方攻防转换频繁，战局变化急剧。我军取得的战果是将敌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迫使敌军转入战略防御，接受停战谈判。

第二阶段，从1951年7月至1953年7月27日战争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依托坚固阵地，先后粉碎敌军多次战役进攻。作战特点是，敌我相持，战线稳定，边打边谈，打谈结合，局部性攻防战斗频繁。我军取得的战果是迫使敌军接受无力再战的现实，签订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1.第一次战役（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

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预想，确定志愿军第一时期只打防御战，首先在北朝鲜辖区的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至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以防御为目的的两至三道战线，扼制住“联合国军”的进攻势头。然而此时，朝鲜人民军的溃退与联合国军的进攻势头都超出了预期。原定的防御战计划成为了泡影，志愿军入朝第一战竟成了遭遇战。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与长驱直入的韩、美军队遭遇，第一次战役由此展开。在志愿军突如其来的打击下，韩、美军队匆忙败退。此次战役，志愿军在朝鲜半岛东西两线的战斗均获胜利，消灭了以美军和韩国军为主的北进部队1.5万余人，将战线从鸭绿江边一直推进到清川江以南一线，粉碎了“联合国军”妄图于“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同时，取得了与敌军作战的初步经验，为之后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2.第二次战役（1950年11月6日至12月24日）

此时，“联合国军”虽已探明中国军队参战，但对我军兵力和作战意图判断失误，以为中国只是“象征性出兵”，因此于11月6日发起试探性进攻，24日发起了旨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总攻势。

中国人民志愿军根据战场形势，决定充分利用敌军误判，示弱诱敌，以逸待劳，“于东西两线均采诱敌深入，先歼其侧翼一路，尔后猛烈扩张战果之方针”[3]。此次战役主战场仍在西线，由参加过第一次战役的6个军担负西线作战任务，同时第9兵团3个军奉命开赴朝鲜，加入志愿军序列，全力担任东线作战任务。

此次战役共歼敌3.6万余人，其中包括美军2.4万余人，一举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以南，彻底粉碎了美军占领全朝鲜的狂妄图谋，帮助朝鲜人民军收复了三八线以北除襄阳外的全部领土，并占领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半岛和延安半岛，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3.第三次战役（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10日）

“联合国军”退至三八线及以南后，以25万余人的兵力设置了两道防线。第一线部署的是韩国军8个师，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部署于第二线。1950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6个军与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越过“三八线”，向南发动进攻。韩国军战斗力弱，导致第一道防线全面崩溃，被放弃汉城，冲垮了“联合国军”第二道防线，而全线退却。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展开追击，占领汉城后，以一部兵力渡过汉江，将战线推至“三七线”附近。1951年1月10日，第三次战役宣告结束。经过8天战斗，前进了80-110公里，歼敌1.9万余人，其中志愿军歼敌1.2万余人。[4]

4.第四次战役（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和人民军主力转入休整，而“联合国军”迅速稳住阵脚，并在1月15日发起试探进攻，25日集中其地面部队25万余人，在空军支援下，发动全面反扑。志愿军和人民军被迫停止休整，转入防御战，第四战役由此展开。

此次战役中，我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战，付出重大牺牲，为后续部队的集结赢得了时间，为发动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此次战役，共歼敌7.8万余人，其中志愿军歼敌5.3万余人。[5]

5.第五次战役（1951年4月22至6月10日）

为掌握战场主动权，粉碎“联合国军”可能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平壤至元山一线建立新防线的企图，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批入朝部队为主，中朝共投入战场68万余人，发起了第五次战役。“联合国军”则动用了几乎所有地面部队，并有大量航空兵部队支援，兵力达34万余人。此次战役是朝鲜战争中双方投入兵力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

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和人民军共歼敌8.2万余人（其中志愿军歼敌6.7万余人），自身也伤亡8.5万余人（志愿军伤亡7.5万余人），粉碎了“联合国军”以正面进攻配合侧后登陆，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企图。从此，朝鲜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经此一战，双方都伤亡惨重。此后，中朝决策层认识到，中朝方面还不具备能够在短期内解决朝鲜问题的能力，要想迅速击败联合国军，彻底“解放”朝鲜半岛是不可能的;而美国军政当局也从中得出了结论：尽管中国经济贫困，军队武器装备落后，但是中国军队兵源充足、士气高涨、战术灵活，是“联合国军”的强劲对手，也不可能单纯依靠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因此也被迫放弃了军事占领全朝鲜的战略目标，转而谋求通过谈判沿三八线一带实现停战。

（三）漫长的停战谈判

第五次战役结束之后，美国当局也曾试图继续向朝鲜增调部队，以打破双方的军事平衡，但已力不从心，无法再向朝鲜战场投入更多兵力了。更重要的是，当时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对手是苏联。然而，在朝鲜战场上遇到的主要对手却是中国，而非苏联。美国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苏联却隔岸观火，毫发未损，这必将影响到美国在欧洲的战略利益。为此，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从来没有使自己忘记：美国的主要敌人正端坐在克里姆林宫里;或者忘记：只要这一敌人还没有卷入战场而只在幕后拉线，我就绝不能将我们再度动员起来的力量浪费掉”。[6]

1951年3月，美国国务院起草了一个声明，谋求交战双方在三八线一带实现停火。然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却于3月24日公开发布与总统意见相反的声明，发出了要将战火烧到中国本土的威胁性言论。出于停战谈判的需要，4月11日，杜鲁门下令解除了麦克阿瑟的职务，由李奇微接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于5月召开会议，系统研究了美国的朝鲜战争政策，认为美国无法在朝鲜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仅用军事手段无法解决朝鲜问题。最后，委员会向杜鲁门建议，美国要尽快寻求与对手缔结停战协定，并得到杜鲁门的批准。

美国停战谈判的意图转达到中国政府后，6月上旬，毛泽东和金日成在北京进行协商，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决定实行边打边谈的方针，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双管齐下。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举行，起初谈判地点是在开城来凤庄，美方一开始盛气凌人，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了中朝将实际控制区让出1.2万平方公里的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为在谈判中捞取更大利益，派飞机袭扰了谈判会场中朝代表团住所，谈判因此中断。在连续发动的军事进攻遭到强力回击之后，美方被迫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并于10月25日将谈判地点转移到板门店。关于军事分界线的谈判于11月27日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即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界，各后退两公里作为非军事区，并约定如未能在30天内实现停战，则依之后实际军事控制线重新校订。

之后，美方又在战俘问题上做起了文章，公然违反《日内瓦公约》中关于战争结束后全部遣返战俘的规定，提出所谓“自愿遣返”，并提出“一对一”交换战俘的原则，企图强行扣留志愿军和人民军被俘人员。关于遣返战俘的谈判一度陷于僵局，双方为争取谈判的有利条件而不断进行军事交锋。1953年7月27日，交战双方经过两年多漫长的谈判，终于在板门店正式签署朝鲜停战协定。

三、如何正确评价抗美援朝

（一）抗美援朝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事胜利

朝鲜战争发起于三八线，停战后半岛南北政权的实际控制线又基本划定在三八线附近，有些人便认为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是一场打成平手的战争。如果深入地分析研究交战双方的具体情况，便能得出结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取得了伟大胜利是毋庸置疑的。

1.敌我双方实力悬殊，弱者未败即为胜，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在极其艰难的作战条件下取得胜利的

与作战对手相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落后，经济力量薄弱。作为“联合国軍”主力的美军拥有世界第一流武器装备的现代化部队，飞机、坦克、重炮、航空母舰等先进装备应有尽有，海陆空三军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高度机械化的后勤保障能力更是志愿军所望尘莫及的。而刚入朝的志愿军部队只拥有少量的重武器，在制空权和制海权都由对手掌控的情况下，完全依靠军事决策的卓越高超和将士们的勇敢顽强艰难地取得一次又一次战役的胜利。战争后期得到苏联援助之后，我军武器装备虽有所增强，但仍处于绝对的劣势。后勤保障更是制约我军的最大弱势，物资补给能力严重不足，前线浴血奋战的志愿军将士经常因缺粮少弹而失去乘胜追击的良机，并因此被“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摸透了我军“礼拜攻势”的规律，在我军势衰力竭之时便举兵反扑。在如此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经历五次战役之后，曾一度将已逼近到鸭绿江边的“联合国军”赶回三七线以南地区，并在三八线附近与敌拉锯僵持两年之久，最终迫使无力再战的美国主动提出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弱敌强，一举破灭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本身就是一场胜利。

2.双方战略意图的达成与否鲜明对比

仁川登陆成功后，联合国军向三八线以北快速推进，兵锋直指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使美国一度狂妄地提出了占领整个朝鲜半岛的战略构想。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彻底粉碎了美国的迷梦。交战双方战线尽管互有进退。但是，志愿军刚入朝时，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已推进到清川江以北地区，后又进至鸭绿江和图们江一带。而志愿军连续发动第一和第二两次战役，攻势如潮，“联合国军”部队仓皇撤退到三八线以南地区。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不容敌军喘息便发动的第三次战役，更是将“联合国军”逼退到三七线附近，二度攻陷了韩国的首都汉城。“联合国军”则乘我军后勤补给困难、前线部队极度疲劳的有利时机发动了反攻，将战线向北推进到三八线附近，最终才在此形成相持局面。北朝鲜政权化险为夷，中国东北边境安全也得到根本保障，可以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完全实现了保家卫国的战略意图。

3.战后各方的反应，喜悦与沮丧各异

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评价抗美援朝的意义时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心情：“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第二，取得了軍事经验……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7]

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的洪学智将军也在《抗美援朝战争回忆》一书中充分肯定了中国抗美援朝是一场伟大的胜利：“朝鲜停战的实现，标志着志愿军已经胜利完成了祖国人民交给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胜利是中朝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胜利，是全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胜利，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8]

反观美国方面对朝鲜战争的反应更能印证战争双方胜负的结局。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因美国参加朝鲜战争没能取得一场体面的胜利和曾解除了麦克阿瑟的职务，而导致自己在美国选民中的民望骤降，1952年2月时，民众支持率仅为22%，是有史以来在任总统中民众支持率最低的。他也因此在1952年3月放弃了连任竞选。

而美国传奇人物麦克阿瑟也因中国抗美援朝而终结了自己的军事生涯。他在与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中连续败北，被破了“常胜将军”的不败金身，随后又因提出要将战火燃烧到中国本土，而被解除了军职。在他的回忆录中，借用他人之口对朝鲜战争的胜负作了明确的评判。1961年，康涅狄格议员托马斯·J·杜德在致词中颂扬他的“丰功伟绩”时说：“这场导致麦克阿瑟离职的争论，以及朝鲜战争后来的失败，可能证明美国历史已经处于转折点，因为它标志着这个国家首次有意识地作出决定，与其冒着必要的危险去获得胜利，宁可接受退却。”[9]

第三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回忆录中也描述了他签署《朝鲜停战协定》时的沮丧心情：“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和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将军一定具有同感。”[10]

4.从战争双方人员伤亡和财力物力伤亡情况来比较

1953年8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公布朝鲜战争期间的战果是共歼敌109.3万人，其中美占39.7万人、韩国军66.7万余人，其他国家部队2.9万人。美国和韩国所公布的人员损失数字更大。同年10月，美联社公布的“联合国军”的伤亡情况是包括韩国军在内共损失147万余人。美国官方公布的美军损失情况是14.2万人，韩国公布的损失是近99万人。而在整个战争中，志愿军和人民军作战减员总数为62.8万余人，其中志愿军36.6万余人。[11]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在2006年公布了抗美援朝烈士精确统计数字，共有18.3108万名志愿军官兵牺牲。单从志愿军的战果来看，共歼敌70万余人，其中美军29万余人，自身伤亡仅36.6万余人。按照以上伤亡情况对比，胜利者显然是中朝方面。

战争消耗情况方面，美国在战争中的经费支出是400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而中国支出的经费是62.5亿元人民币，折合25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是560余万吨。中国志愿军共击毁和缴获飞机4268架、坦克1492辆、装甲车92辆、汽车7949辆，缴获（不含击毁）各种炮4037门、各种枪支73263支。志愿军损失飞机231架、坦克9辆、汽车6060辆，各种炮4371门（含被击毁）、各种枪支37557支（含被击毁）。[12]双方的经济损耗多寡悬殊。

（二）抗美援朝对中国当时国内经济恢复与建设的影响

前面已经提到，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支持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投入了巨大开支，对中国的经济恢复造成一定的影响是在所难免的。刚刚确定的全面恢复国民经济的计划也被迫进行了调整。1950年6月，中共中央制定了恢复国民经济计划，预计以三年左右时间完成这一任务，因此在制定1951年的财政预算中，将军费支出比例由1950年度的40%左右降到1951年度的30%。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从一切服从战争需要出发，对财政预算进行了调整，军费支出没有降低，反比1950年度又有增加，占到1951年度财政预算收入的45.64%。[13]随后的1952年度和1953年度的财政预算中，军费支出比例虽有减少，但绝对数也是增加的。

同时，也应看到，抗美援朝战争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既有负面的影响，也有良好的促进作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在党的号召和组织下，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生产积极性充分激发，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并没有因战争而推迟延误，相反还提前完成。中共中央在保证抗美援朝战争需要的同时，积极采取措施恢复国民经济，边打边建。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场上捷报频传的鼓舞，“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大大提高，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大大增强，从而迸发出了自觉地支援抗美援朝的积极性。……工人和农民积极努力增加生产，同时厉行节约，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600余万吨的物资。”[14]正是由于全国人民以高昂的生产热情全力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家经济建设，原定国民经济恢复计划虽因战争需要作出了调整，但国民经济的恢复却没有停滞，生产进度甚至超过了预期。到1952年10月，我国工农业生产能力就已全部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圆满地提前完成了恢复计划。在此基础上，1953年，中国就开始了第一个经济建设五年计划。

（三）抗美援朝与收复台湾问题的关系

对抗美援朝历史意义持否定观点的人的一个重要论据，就是由于抗美援朝，中國就此失去了统一的最佳机会。他们认为，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已为渡海作战进行各项准备，只要乘胜追击，就能一举收复台湾。而抗美援朝恶化了中美关系，中国举国之力用于朝鲜战场，丧失了收复台湾的良机，致使军事解放台湾的计划无限期地拖延，遗恨至今。这种观点明显的错误是颠倒了因果关系。实际上是美国率先破坏中美关系，插手台湾问题，阻挠了中国的统一，迫使中国为捍卫主权而抗美援朝。时间顺序上显而易见，是美国插手中国内政在先，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在后。

还有人认为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总统杜鲁门一度抛出放弃台湾、承认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的言论，之后朝鲜战争的爆发才促使美国改变立场，阻挠了中国的统一。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根据二战期间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二战结束后，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已在事实上归还给当时的国民党政权。但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政权以后，鉴于台湾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美国当局便将台湾岛视作了遏制“共产帝国主义”扩张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并为日后干涉台湾制造“法律”依据，而背弃了二战期间所发表的声明的原则，抛出了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确实发表过对台声明，宣称台湾属中国固有领土，“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15]但考虑到这个声明是正值1949年底至1952年初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发表的，便可看出其中不乏拉拢新中国政权、离间中苏关系的政治阴谋，表明他的表态是言不由衷的。对美国而言，台湾是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在东亚影响的战略要地，怎么可能轻易放弃。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讲话时就明确勾画了美军在东亚的防卫范围，“防卫线沿阿留申群岛至日本，然后延续到琉球群岛。我们在琉球群岛上设有重要的防御阵地，将继续坚守这些阵地……防御线还从琉球群岛延至菲律宾群岛。”[16]

他的讲话才是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真实立场。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中苏正式建立了同盟关系，美国借台湾问题所策划的离间之计失效，就更不须掩饰对台湾的真实意图了。所以，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27日，美国便迫不及待地出兵台湾海峡，插手中国内政，实现封锁中国大陆的战略意图了。就这样，新中国当时并未介入朝鲜内战，更没有做出任何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言行，却无辜地被美国扣上与北朝鲜政权一样的“侵略者”的帽子，成为了其军事打击的对象。

所以说，美国从来就没有真正想过要放弃台湾，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爆发，只是为美国直接干涉台湾提供了一个时机和借口。这也说明，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从来就没有真正想过要放弃台湾这一对美国在东亚政治格局中影响力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并早已确定了武装干涉中国大陆解放台湾的决策，所以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才改变了美国的对台政策是毫无依据的主观臆断。即便没有抗美援朝，一旦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收复台湾的军事行动，美国也会毫不迟疑地进行军事干预。

同时，虽然历史不容假设，但我们还是不妨设想一下，按照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缺乏空军和海军的情况下，解放台湾是一项极其艰巨而困难的任务，1949年10月金门战役失利足以证明军事收台的难度之大。在没有美军介入的情况下，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大金门，战斗三昼夜，登岛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这是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的一次重大损失。虽汲取了此次战役的教训，成功实施了解放海南岛、东山岛、一江山岛的军事行动，但这与要渡海解放台湾所面对的困难是不可比拟的，短期内就收复台湾只能说是过于乐观的空想。

参考文献：

[1]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395.

[2]彭德怀.彭德怀自述[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268.

[3]志愿军1950年11月8日电报，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四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6.200，201.

[4]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四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6.204.

[5]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四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6.206.

[6]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534.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03.

[8]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274.

[9]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回忆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339.

[10]赵勇田、牛旻.最寒冷的冬天V板门店谈判纪实[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349.

[11]齐德学.你不了解的抗美援朝战争[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