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中心视角下抗战时期贵州战略地位的演变

2017-09-03敖以深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7年4期

关键词：贵州公路

敖以深

（贵州理工学院，贵州贵阳 550003）

边际中心视角下抗战时期贵州战略地位的演变

敖以深

（贵州理工学院，贵州贵阳 550003）

抗日战争促进了贵州战略地位的演变，从传统的边际之地演变为西南抗战大后方的中心腹地。抗战时期的贵州是“民族复兴的一个基础”，是绾毂西南五省交通的中枢。国民政府正式迁都重庆后，贵州是陪都重庆的南部屏障，成为西南地区地缘政治博弈的缓冲地带。战时贵州战略地位的演变，为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植入了强大的外力，贵州赢得了特殊的历史发展机遇。

抗日战争；贵州；战略地位

从地理版图上看，贵州地处大西南区域中心位置，然而，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滞后，贵州的区域中心地位也仅仅停留在地理中心的概念上。抗战时期，由于西南大后方战略地位的确立以及贵州毗邻陪都重庆的特殊地位，贵州战略地位空前提升，被界定为全国抗战的“民族复兴的一个基础”[1]29，纳入到国民政府国防中心区体系建设和中央模范省建设。1938年6月，国民政府经济部在《抗战建国之经济建设工作报告》中指出，经济建设与抗战建国同时并举，充实内地生产能力，于工业则“以西南诸省为主要地区，开发各种矿产，建立国营重工业，而于民营工业及乡村手工业为普遍之调整与提倡”[2]44。在战时的西南经济建设中，贵州的发展和建设实际上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