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锋

春节，我回到于庄——我出生又费尽万般辛苦逃离的北方小庄。

逃离的路径只有一个，半耕半读，听起来颇有诗意实则艰辛。于庄像一柄弹弓，耕地和读书是两根皮筋儿，铆的劲儿愈足，石子飞得愈远。

我总算被投进了城里。斑马线，地铁站，办公室被隔成鸽子笼。像娘养的春蚕，每只蚕都有自己的隔断，吐丝作茧，井井有条。

但每到春节，即使人生轨迹滑得再远，血脉、宗亲、文化……一种无法言说的魔力，把我拽回了原点。

现在的我，城里人——其实不过是个在广州租住隔断间的广漂，作为家族中唯一读书走出去的男丁，被允许侍立在老爷（乡音，即爷爷）侧旁，参与家族古老的春祭——请家堂、拜家堂、送家堂。

于庄称祖先为“家堂”，请家堂，即把逝去先人的魂魄请回家，由家族长者主持。王家的仪式自是老爷主持。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于劳作一年的于庄人来说，春节是对祖先恩賜的回馈，同时祈求祖先再予恩赐，赐福麦子，赐福桑麻，赐福繁衍，赐福世俗的一切，这是信仰，简单而不可冒犯。

2017年1月27日，年三十。早晨8点，当朋友们沉浸在红包、美食和旅游的喜庆中，我正陪老爷洒扫庭院，准备“请家堂”。

堂屋内，大八仙桌居正中，桌上摆满丰盛的供品：鸡、鱼、肉、菜，鸡须为公鸡。左右太师椅。一张卷轴高高挂起，内画一座大四合院，数代祖先名字按辈分由高到低排列。卷轴两侧是祈福对联，“祖德功绩昭百世，子孙英明耿千秋”。

一切收拾妥帖，老爷双手执一把燃香，毕恭毕敬立在大门口，待我把鞭炮点燃，烟雾缭绕中，他口中念念有词：“祖先们，请照顾好咱们的家人小辈，不管是在外上学的、上班的，还是在家种地的，保佑他们平安。列祖列宗，过年了，（回）家来吧。”

话毕，老爷把燃香逐一插到门两侧，再将一根丈长的木棍横在门前，仿佛那能阻挡一切牛鬼蛇神。随后，他踱步走进堂屋，在写满祖先名字的卷轴前，恭敬地将三支香插进装满麦粒的香炉内，家堂算被请了回来。

《论语》有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这时，我仿佛看见逝去的亲人们正排着队，从空中飞回于庄，飞进他们曾经的家，在八仙桌旁落座。

中午12点，一年当中最丰盛的饭食——“年饭”开始了。其实不过是炖公鸡、炖鱼，外加两道或四道有肉的炒菜。

老爷将一盘炖公鸡端到八仙桌上，念叨些吉祥话，祭洒鸡汤、白酒，再放一挂鞭炮后，大家才能开始享受美食。此后三天，每餐每食，也都遵循这样的礼数。

几十年来，于庄的春节没有丝毫变化，饭菜一模一样，礼数一模一样。年三十上午，家家户户的女眷们都在砧板上剁着同样的芫荽馅儿，“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莫过如此。

翌日大年初一，庄重的一日。男丁一拨，女眷一拨，孩童一拨，次第给祖先牌位和老人磕头拜年，称为“拜家堂”。

祖先到底是什么？他们在哪里？又如何保佑族人平安？就像牌位前香炉中的缕缕青烟，飘忽不定。

青烟氤氲中，我看到了大老爷的牌位，这才意识到，他去世两年了，已成了祖先。更老的老人还健在，大老爷不能入卷轴，老爷把他的名字歪歪扭扭写在一张黄色的火纸上。

前年，我给病榻上的大老爷磕头，他悠悠地说，“多磕两个吧，以后磕不着了”。不久便离世。老叟在世时烟袋不离手，大字不识但逢人便念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我离开于庄，他是最坚定的支持者。

大老爷是老爷的亲哥，老爷忌恨了他一辈子。他们的爷就像余华《活着》里的地主福贵，卖地卖房败光家业，新中国成立后被阴差阳错划成中农。老爷是大炼钢铁的热血青年，眼瞅着将成为工人阶级，却被大老爷拽回于庄生产队。彼时家里已揭不开锅，多一个劳力多一份工分和粮食。

一族之风俗，一年之盛仪。大年初二，年的最后一天，也最隆重。下午三点，五十多名族人聚集到祖坟麦地，“送家堂，送祖先回去”。老爷点燃火纸，扬洒谷汤，祈福祖先保佑，稼穑丰饶，子孙炽盛。刹时鞭炮齐鸣，震耳欲聋。

麦子黄了又青，人来复去，只剩茫茫的麦田、桑树和新鲜的雾霾。几天后，我也离开于庄，漂回城市，继续学着如何出人头地。

我想，祖先更恐惧一个寂静无声的春节。离开，大概只是为了思念。

（选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