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晚清是我国出版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有其独特的历史作用。文章重点分析晚清在出版内容、出版类型、出版机构、出版技术等方面的变革，并阐述这些变革带来的社会影响。

【关 键 词】“西学东渐”；晚清；出版；转型变革

【作者单位】樊娅楠，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物资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9.2 【文献识别码】A

我国出版事业历史悠久，曾走过我国出版史上的黄金时代——宋代，历经近代鸦片战争以后由繁盛到衰落的出版变革，后来步入作为中国出版史上重要变革和转型时期的晚清时期（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称为晚清）。鸦片战争既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中国出版事业的转折点和突破点。随着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中国传统社会分崩离析，中国的出版事业开始由传统走入近代，经历變革与转型，初具新式出版形态。

一、“西学东渐”浪潮中的晚清出版

“西学东渐”是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外来文明的大规模传入活动，一般指的是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欧洲及美国等地的学术思想向中国传入[1]。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我国晚清出版开展转型变革。“西学东渐”浪潮在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人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传教士成为这一阶段“西学东渐”的主要媒介。西方宗教学说是这一时期西学东传的主要内容，据统计，《耶稣教略》《圣书问题》《圣会准绳》等宗教书籍的译介，约占当时引进西书的75%[2]。第二阶段是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这个阶段在更高的层次、更广的范围开启引进西学的大门，维新派和革命派都热衷西学，以期西学中用，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从西学的输入来看，这一阶段冲破了洋务派单纯引进技术的局限，开始强调关注西方政治体制和学术思想，特别注重对社会科学的引进，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大量引进成为这一时期“西学东渐”的主要特点。第三阶段是从民初到“五四”时期，以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标志，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

二、晚清出版的转型变革

1.出版物内容丰富化

晚清时期，出版物开始融合西方的科学、宗教等内容。中国传统书籍一向以经、史、子、集为主体，如清朝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便采用了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在四大部之下又细分为44类66子目。这一分类体系大致反映了中国传统图书的主要内容，并反映出中国传统学术的门径与概况。鸦片战争后，随着西学的传入，我国书籍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除传统书籍外，还出版了大量宗教类和科技类书籍，出现了不少介绍西方地理环境、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风貌、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内容的书籍，比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等。其中，还有一些书籍介绍了国际交往的惯例通则，比如傅兰雅译的《公法总论》《各国交涉公法论》等。有学者总结了从1843年至1860年间，上海、香港、宁波、福州、广州、厦门这6个城市出版的宗教类、科学类书籍的总体情况，以及各个城市的具体情况。“从1843年至1860年，这6个城市共出版各种西书434种，其中纯属宗教宣传品的有329种，占75.8%；属于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历史、经济等方面的有105种，占24.2%。各城市所出西书总数、宗教书籍、科学书籍情况分别如下。香港60种，宗教37种，占61.7%；科学23种，占38.3%。广州42种，宗教29种，占69%；科学13种，占31%。福州42种，宗教26种，占61.9%；科学16种，占38.1%；厦门13种，全属宗教方面。宁波106种，宗教86种，占81%；科学20种，占19%。上海171种，宗教138种，占80.7%；科学33种，占19.3%。” [3]除宗教类书籍外，我国在晚清时期还出版了一大批科学著作，出现了诸多“第一部”或“第一批”。比如，哈巴安德的《天文问答》、合信的《天文略论》是晚清第一批介绍西方近代天文学的著作；蒙克利的《算法全书》是第一部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用西方数学体系编成的数学教科书；合信的《全体新论》等五种医学著作是晚清第一批西医著作。

2.出版物类型多样化

晚清时期，随着出版物内容逐渐丰富，出版物类型也越来越多样化，出现了许多新型出版物。报纸和杂志作为新的出版物类型开始出现。新式印刷术传入中国后，首先被广泛应用于报纸、杂志的印刷，而后扩展到图书领域。除了报纸、杂志这种中国先前从未有过的出版物，近代新型教科书、工具书和连环画也开始大量出版。我国近代教科书也由翻译引进的外国教科书转变为编写适合本国教育特色的教科书，语言从文言文转化成白话文，书籍的体例内容也逐渐发展完善。此外，在古代字书、类书、书目的基础上，近代又涌现了一批新型工具书，如报刊索引、字典、辞典等。晚清时期，我国翻译出版了大量西书。据统计，从1811年马礼逊在广州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揭开晚清“西学东渐”的序幕，到1911年清朝统治结束，这100年间我国共翻译出版西学书籍2291种[4]。其中很多著名译著都是由传教士口译，再由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润色加工，整理出版。这种由西方传教士口译，中国知识分子笔译润色的翻译模式被称为“西译中述”。近代的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益智书会、广学会等机构都普遍采用“西译中述”这一翻译模式。这种翻译模式由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明末清初时首创，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达到高潮，于甲午战争后逐渐退出翻译舞台[5]。

3.出版机构发展壮大

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与洋务派的出版机构作为与我国传统出版机构截然不同的新型出版要素开始出现。与变化较为缓慢的传统出版机构相比，这些新型出版机构代表中国近代出版业的新走向。传统出版业主要分为官刻、私刻、坊刻三大体系，直到鸦片战争以前，这三大出版系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一直未能摆脱中古时期的封建手工经营模式。虽然坊刻具有较强的商业性质，但也未能促使资本主义萌芽。国门打开以后，原有的出版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趋于衰落解体，而近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出版企业随着西学的传入开始在我国出现并发展壮大。按照属性，这些新型出版机构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是教会创办的翻译出版机构，如广学会、美华书馆、益智书会等；二是清政府创办的官办译书机构，如晚清译书最多、影响最大的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天津机器局等；三是民办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译书公会、时务报馆等。此外，有些学校、教堂、报馆、医院、海关、督抚衙门等机构，也陆续出版翻译一些西书。在经营管理方面，我国近代出版企业摒弃了传统的家庭作坊模式，开始采用公司制。教会出版机构为近代中国出版企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营管理样板。例如，由美国传教士创办的美华书馆，其编辑、出版、发行“三位一体”的组织形式，为我国许多出版企业如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中华书局所采用。当时，全国最大的教会出版机构——广学会，在全国范围内设店分销的销售模式、书刊结合的经营模式，也纷纷为20世纪初中国民营出版企业所效仿[6]。

4.出版技术实现突破

出版技术的变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印刷技术的革新，西洋印刷技术的引进带动了传统手工雕版印刷的变革，逐步实现出版印刷的机械工业化；二是出版物装订技术及形式的改变，平装、精装逐渐取代线装。虽然印刷术很早就在中国出现，但漫长的封建统治并没有为印刷术的革新创造有利条件，因此，我国传统而古老的印刷术一直得不到突破性的发展。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印刷出版技术。凸版印刷术、平版印刷术、凹版印刷术、铅活字排版印刷法、影印以及彩印等技术的传入，促进了我国传统手工雕版印刷技术的革新。随后，图书装订方式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平装、精装逐步取代线装。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图书形式以线装为主，这与我国传统的印刷术和造纸术相适应。新式印刷术传入以后，新式机器的铅印逐渐取代手工雕版印刷，居于主要地位。原先手工制作的各种软纸不但产量低、成本高，不能满足图书大量生产的需要，而且不便进行双面印刷，不适用于新技术，“洋纸”由此应运而生。虽然线装书的形式仍然存在，但已经开始退居次要地位。西式装订开始成为出版物的主要形式，在西方广为流行的精装、平装在我国得到普遍应用，从而使我国实现了图书装订和装帧的变革。

5.版权制度得以建立

“西学东渐”浪潮中，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通过报刊、书籍等媒介传递西方知识，促进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的开展。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维新派思想家应运而生，他们在传播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和制度的同时，不断推进带有资产阶级法权性质的版权制度的建立。林乐知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为了维护自身版权权益，不断宣传版权保护思想，通过文章来表达版权主张，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版权制度的建立。旧有的由官府发布告示的版权保护制度虽然产生较早，但告示的影响范围较为狭窄，仅限于北京等一些出版业相对发达的地区。晚清年间，新式出版印刷术的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版权纠纷，在中国先进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大力宣传实践西方版权制度的背景下，以及在西方传教士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被迫于1910年制定《大清著作权律》。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版权法，关于著作权、著作权保护期、著作者权利的保护等内容都有专门的详细规定，结束了中国纯粹依靠官府告示保护版权的现状，改变了中国版权的发展史。其中还规定版权保护范围从北京、上海等地扩大到我国其他地区，版权保护制度不平衡的局面逐步被打破。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西方的版权保护制度和思想不断在中国传播，中国近代版权保护正式拉开法治的序幕。

三、晚清出版转型变革的社会影响

1.客观上促进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鸦片战争前，中国“重道轻器”的传统观念认为，西方科技不过是雕虫小技。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天朝上国紧闭的国门，近代西方文化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昂首东来。作为这场影响深远的外国文化输入运动的传播主体，西方传教士怀着为基督教征服世界的信念来到中国。最初他们传播的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后来才逐步扩展到神学以外的西方科学知识和技术。而后者的不断涌入，为推动中国近代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比如，丁韪良翻译出版的《格物入门》等自然科学书籍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最早的科学家也是在“西学东渐”浪潮中通过自学西方科技书籍成长起来的，如徐寿、杜亚泉等。随着晚清翻译出版活动的日益高涨，科学救国的思想渐入人心，科学技术越来越受到重视，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重要的自然科学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了解和接受。

2.提升与增强中华民族的政治觉悟和民主意识

“君权神授”夸大了封建皇帝的权力，既为专制埋下了伏笔，也阻碍了民主思想的萌发。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浪潮，让中国人逐步认识到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其中关于西方国家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文献的译介与出版也为中国带来了民主气息。在“西学东渐”浪潮的中后期，我国对西书的翻译出版方向由自然科学转变为西方社会、政治、法律等社会科学文献，以期通过介绍西方先进的政治体制，促进晚清社会的政治变革。比如，虽然严复的《天演论》在表面上是论述“物竞天择”的生物界自然进化观，但本质上是为了表达深刻的民族自觉思想，激励国人奋发图强，摆脱西方殖民侵略。除此之外，严复还译介了不少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书籍，如《原富》《群学肆言》《群己权界论》等。由此可见，晚清时期的著作出版经历了一个由技术应用层面到社会规范层面，再到心理认知层面的演进过程，时人的思想政治觉悟也随着“西学东渐”的脚步日益提高。

3.促进教育体制的改革和近代新式教育的繁荣

对内，我国自隋唐以来开始推行科举制度，为底层读书人提供了向上晋升的渠道，但后期尤其是清朝的八股取士，大大禁锢了文人的思想；对外，清政府推行“闭关锁国”政策，紧闭国门，断绝和西方的一切交往，这一切都极大地抑制了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创新。1840年以后，在“西学东渐”的推动下，西书在中国得到大量译介和出版，国人逐渐认识到西方各国强盛的科技力量和我国八股取士制度的愚民本质。到了洋务运动时期，不断有废科举、兴学校的建议提出。在维新变法中，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一直在呼吁：“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 [7]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也积极创办新式学堂，比如上海同文馆、广州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山东威海水师学堂等。传教士在通商口岸也陆续建立传授基督教教义和科学知识的新式学校，比较著名的有英华男塾、宁波崇信义塾、真光书院等。这些新式学校犹如打破封建科举制度枷锁的利器，促进了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改革，也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其中，在洋务运动中创办的京师同文馆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最早的高等院校之一，它在理念和形式上都借鉴了西方模式，如班级授课制，其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1]吴亮. 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社会风俗的转型[J]. 赤峰学院学报，2011（7）：102-104.

[2]杨荣. 论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J].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6）：79-81.

[3]熊月之. 晚清西学东渐史概论[J].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 （1）：154-163.

[4]张平. 晚清西学东渐与福建近代出版转型初探[D]. 福建师范大学，2012.

[5]冀翔燕. 论西译中述的翻译模式[J]. 学理论，2012 （17）：188-189.

[6]黄林. 晚清新政时期出版业研究[D]. 湖南师范大学，2004.

[7]张健. 晚清西学东渐：翻译出版的媒介张力[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 （12）：3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