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安

什么是“革命化”春节？从史无前例的“文革”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就是不过节、不放假，吃“忆苦饭”忆苦思甜，同时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义务劳动。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7年3月，我奉命到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宣传办公室参加“军管”。我在“军管”过程中虽然自觉已经很左了，但还是跟不上疯狂的革命形势，终于在一次“接喜报”事件中，被踢出了军管会。

所谓接喜报，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常在晚上的新闻联播中传达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每当有“最高指示”时，合肥市的工、农、兵、学、商以及一切组织、团体都要敲锣打鼓、放鞭炮，甚至跳“忠”字舞到省军管会报喜。那时我和宣传办公室的一位女同志担任这项“接喜报”的任务。接这种八股式的“喜报”往往要接到深更半夜，有时都要搞到黎明，无疑是一份苦差事。一天晚上在“接喜报”前，我叫了几句苦，发了几句牢骚，便被人上纲上线险些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最终被定罪为“右倾”、“立场有问题”，于1969年12月发配到寿县的寿西湖农场。当时我爱人燕鸣在滁县中心医院当护士，她和孩子本来是可以留在滁县的。但是她却说，一家人苦就苦在一起，选择了和我一起去农场，被安排在农场医院，不久调到寿县计划生育办公室。

于是，1970年我们一家人在寿县过了一个刻骨铭心的“革命化”春节。当年春节前夕，寿县革命委员会通知：要进一步响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号召，移风移俗，彻底改掉一些旧风俗、旧习惯，要用革命的实际行动过好“革命化”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