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灿兴

徐树铮（1880—1925年），安徽萧县人。少时徐树铮机敏过人，却顽劣不堪，一次乡中小儿分作两队交战取乐，徐树铮领一队游戏，对方某小儿年长，虽机智不及徐树铮，但勇猛过之。徐树铮不能抵挡，遂暗中削竹签藏在身上，待两队小儿再游戏时，以竹签将其刺伤。徐树铮自知惹出大祸，径自逃出，躲在神龛下3天才敢回家。

段祺瑞的“小扇子”军师

光绪十五年（1889年），10岁的徐树铮到徐州读书，13岁时考中秀才，此后又获得了廪生资格，可谓少年得志。然当时晚清的一系列变革，让他逐渐改变科举志向，准备投笔从戎。1901年，徐树铮前往济南，想投军获得发展机会。此时恰好段祺瑞领兵驻扎在济南。一次段祺瑞到一家旅馆拜访友人，碰到了徐树铮，对他大为欣赏，遂聘其为自己的文案。徐树铮聪慧过人，才能出众，过目不忘，对于段祺瑞军中事务很快通晓，成为其臂膀，军中称之为“徐师爷”。北洋六镇成立后，段祺瑞先后担任第三镇、第六镇统制，徐树铮则一直跟着段祺瑞做师爷。段祺瑞要栽培他、提拔他，徐树铮却表示想去日本学习军事。

1905年徐树铮在段祺瑞支持下，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七期学习。1910年徐树铮学成归国，发现段祺瑞已离开北洋第六镇，在保定办陆军学堂。于是就前往投奔，在陆军学堂担任教员。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出，段祺瑞带第二军南下镇压革命军。徐树铮也随军效命，他建议段祺瑞暂且按兵不动，坐观政局变化。冯国璋统领第一军拼命进攻，与革命军大战于汉阳。袁世凯看段祺瑞的举动吻合自己的政治安排，而冯国璋则很难驾驭，便将冯国璋调回。随后徐树铮鼓动段祺瑞联系47名将领通电，逼清帝逊位，为共和之创立立下功劳。

民国成立后，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徐树铮任陆军部次长，操纵陆军部大小事务。段祺瑞执掌陆军部时，若有事向他请示，他常说：“找又铮（徐树铮字）去。”当时全国各省陆军，军饷、军械、军队编制等，无不要经过徐树铮之手。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之后，徐树铮又担任秘书长，在北京政府中显赫一时。因其足智多谋，巧舌如簧，又善于煽风点火幕后谋划，段府的一切重大措施往往被他左右，故得外号“小扇子”。

徐树铮在段祺瑞面前可以说是说一不二，而段祺瑞吩咐的事，徐树铮却可以驳回。一次，有个李姓军官被撤职后穷得没饭吃，就写信给段祺瑞，申述了他被撤职的缘由，请求段祺瑞给他个差事。段看他说得可怜，就答应了，将信交给徐树铮去办理。徐树铮看到信后，在信上批“查该员无大用处，驳回”，此事也就罢休。

徐树铮自负文武兼备，瞧不起段祺瑞身边的军人，认为行伍出身的北洋军人都是赳赳武夫。他和当时的一些政客如李思浩、梁鸿志、曾毓隽等比较亲近，也正是得到这些政客的支持，徐树铮后来才能组织起操控政坛的安福俱乐部。

徐树铮虽为人狂妄，对孙中山却别有好感，曾一度到上海拜会孙中山。徐树铮自认为在边疆问题上，国内无人能出其右。不想孙中山对边疆问题，谈起来头头是道，对于外蒙地理状况的熟谙，更不输每日翻阅外蒙地图的徐树铮。

诱杀陆建章埋祸根

徐树铮虽为段祺瑞所宠信，但由于他历来目中无人，在皖系内部也遭人痛恨。且徐树铮时常不经段祺瑞许可，就擅做主张，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

1925年12月30日，北京各大报均刊以大幅标题“陆建章子陆承武替父报仇，于廊坊车站杀死徐树铮”。据当时报载，徐树铮过廊坊车站时下车散步，被暗中跟蹤其多日的陆承武伺机连发三枪毙命，事后陆承武发表通电云报杀父之深仇。实际上徐树铮并不是被陆承武所杀，而是被冯玉祥部下枪杀。徐被杀原因复杂，其设鸿门宴诱杀陆建章乃是源头。

陆建章（1862—1918年），字朗斋，安徽蒙城人。陆建章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武备学堂，系北洋军阀中的老一辈人物。清末清政府曾准备练新兵三十六镇，在近畿练成北洋六镇，1905年陆建章任第六镇第十一协统领，后段祺瑞调任第六镇统制，因与段交恶而离开。民国初年，陆建章担任袁世凯手下的陆军执法处长，专事侦探反袁党人，被捕者凶多吉少，得了外号“人屠”。

因为帮助袁世凯镇压反袁党人有功，陆建章被委任为陕西督军。在陕西主政时，陆建章令全省农民改种鸦片，鸦片收割之后，由陆建章派士兵包办运送。地方上农民除了纳官税外，还得缴纳私税，所得全部被陆收入腰包。不到半年时间，靠着搜刮陕西民间，陆建章成为巨富。袁世凯称帝时，陆建章更是第一个上表劝进，其人可谓劣迹斑斑。袁世凯称帝失败后，陆建章被投靠段祺瑞的陈树藩赶走，从而与段祺瑞水火不容，下台后四处奔走反段。

1918年，皖系段祺瑞力主对南方各派军阀动用武力，而直系冯国璋力主议和。素来敌视段祺瑞的陆建章在全国各地活动，力倡和议。此时陆建章亲信冯玉祥部正驻扎在江苏浦口，准备溯江前往湖南，陆建章便赶至冯玉祥军中活动。

陆建章与冯玉祥渊源极深，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冯玉祥在袁世凯的北洋军中当兵，其长官就是陆建章。1907年，经陆建章介绍，冯玉祥与陆建章的内侄女结婚，二人遂有了亲戚关系。民国初年，袁世凯任命陆建章为步兵统领之后，陆建章即将此时正赋闲在家的冯玉祥招于帐下，加以提拔重用，3年内冯玉祥即由营长升至第十六混成旅旅长。陆建章主政陕西期间，蒙城曾多次发生饥荒，蒙城地方上很多人到陕西投奔陆建章，以求生路。陆建章便将这些蒙城老乡都安排到了军中，故而有了“嘴里会说蒙城话，腰中就把洋刀挂”的说法。这批蒙城出来的军官，后来很多都成了冯玉祥部下。

冯玉祥所部本来驻扎北京，因段祺瑞忌惮冯玉祥而被派遣至福建。段忌惮冯，主要原因是在张勋复辟时，冯玉祥率部入京消灭张勋后曾通电全国，提出几点意见，如取消优待清室待遇，废溥仪为平民等。段祺瑞认为冯玉祥以一个旅长的身份，敢对国事发表议论，实在太难驾驭。加上冯玉祥又系陆建章旧部，放在京畿重地实在危险，便决定择机将冯部外调，以消隐患。1918年初，段祺瑞让冯玉祥率部至福建，但冯玉祥部走到了江苏境内浦口便拒绝前进，段祺瑞只好调集船只将冯部沿长江运往湖南。

陆建章被从陕西赶走之后，手中没有了地盘，就盯上了老家安徽，计划利用冯玉祥及革命党人将倪嗣冲驱逐出皖，获得安徽地盘。

2月冯玉祥抵达湖北武穴后，突然通电呼吁南北双方罢兵议和，并截断长江交通，扣留税收，又意图夺取皖系地盘。冯玉祥通电后，陆建章抵达南京，住在儿子陆承武家中。陆承武此时也积极行动，搜罗了一些人马，准备帮助父亲抢夺地盘。北京政府一度曾请陆建章出面，劝告冯玉祥听从中央命令，被他以人微言轻为由谢绝。陆建章随后从南京出发，前往武穴联络冯玉祥，共谋驱逐倪嗣冲。冯玉祥所部兵强马壮，训练有素，一旦入皖，倪嗣冲的杂牌军根本不是对手。

在张勋复辟失败后，安徽倪嗣冲不但未受到牵连，反而扩充了实力。倪嗣冲以安徽督军兼长江巡阅使，又吞并了张勋的定武军，更名为“新安武军”。倪嗣冲最为痛恨革命党人，乘着此番实力暴涨的机会，在安徽地方上镇压革命党人，连带着将革命党人的亲属也加以清除，扬言要“斩草除根， 不留后患”。

诸多安徽籍革命党人流亡上海，对倪嗣冲深恶痛绝。就在此年，原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柏文蔚为父奔丧，路过上海，被众人推举为领袖，共同反倪。柏文蔚遂出面联络广东、湖南等省，获得支持。湘粤联帅谭浩明、湘军总司令程潜拨出部分兵力，交付柏文蔚。就在柏文蔚准备大干一场时，冯玉祥突然在武穴通电，主张南北议和。柏文蔚判断冯玉祥为人深沉不外露，若是自己领兵发动，他必然会同情响应，是故当前不可操之过急。就在柏文蔚派代表与冯玉祥取得联系之后，陆建章于3月份秘密抵达上海。经过秘商之后，决定组建安徽讨倪军，推举陆建章为总司令，冯玉祥为副司令。

倪嗣冲早就得到对他不利的消息，特意派兵在要地驻扎，以防止冯玉祥进入安徽。皖系大将徐树铮则赶到蚌埠，与倪嗣冲商讨如何对付冯玉祥。之后，徐树铮又赶赴秦皇岛，联络奉军，与张作霖联手截下代总统冯国璋和陆军部从日本订购的军械，制造了震惊一时的“秦皇岛劫械案”。

此前徐树铮多年追随段祺瑞，也曾任过陆军次长，但手中一直没有自己的人马。徐自诩文武全才，以当世之周公瑾自居，欲一展宏图。在以军事实力为竞争基础的北洋时代，徐树铮一直积极想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

1917年中国对德国宣战后，日本曾给北京政府一笔参战贷款，用来购买军火装备部队，以参与欧洲战事。代总统冯国璋准备以这批军火扩充自己的部队。徐树铮得知这批军火的消息后，便暗中联系当年在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同学杨宇霆，因杨宇霆是奉系红人，徐树铮通过杨与张作霖取得联络。张作霖的奉军当时有3个师，但均为旧式装备，正为装备而发愁。张作霖与徐树铮一拍即合，决定联手劫取这批军械。徐树铮事先将这批军械在秦皇岛上岸的日期通告张作霖。2月奉军入关，在秦皇岛将这批军械劫走，此即当年的“秦皇岛劫械案”。所劫夺的这批军械中，光步枪就有25000支，均为日本“三八式”，山炮为日本最新出品的“大正六年式”。以这批精良的军械为基础，成立了关外奉军共6个旅，张作霖任关外奉军总司令，徐树铮任副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设司令部于天津。

冯国璋和段祺瑞得知此事后，皆大吃一惊。冯国璋去电质问张作霖，张作霖回电：“劫械是保护国家，拥护元首，别无他意。”抢了你的武器，是为了保护你。此番劫械，为段祺瑞的重新上台创造了契机，徐树铮对此很得意，将他引诱奉军入关之事称为“匹马度关”。

此后冯国璋授意陆承武，将其父陆建章请到天津，劝说曹锟回归直系，与江苏督军李纯合作。5月，陆建章即由上海到达天津，倪嗣冲得到消息后，即联络徐树铮，请下手铲除陆建章。陆建章到天津的活动不利于皖系，徐树铮遂自作主张，决定下手除掉陆建章。其实陆建章在南方的活动，早被皖系知晓，他到达天津时，段祺瑞与冯国璋正处于战和之争的最高峰。此时也正值徐树铮志得意满、威福自擅之时。得意忘形的徐树铮决定设鸿门宴杀陆建章，免得他在天津四处串联、滋生事端，不利皖系，同时也帮依附于皖系的倪嗣冲除掉一个大敌。陆建章接到邀请后便答应赴宴，一来以为自己在南方的反段活动徐树铮并不知情，二来因为徐树铮与长子是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且交情颇深，徐树铮每次见到陆建章时均以老伯相称。故而陆建章于端午节后，放心前往关外奉军司令部赴宴。

至关外奉军司令部后，先由杨宇霆作陪，后徐树铮至，请陆到后花园僻静处谈心。到后花园后，由奉军军官将陆枪杀。据奉军军官回忆，陆被杀前曾叹道：“老头子死在后生小子手里。”陆建章生平杀人无数，冤冤相报，最后也死在枪口之下。

陆建章被杀后，陸承武懊恼无比，在报上通电表示是自己害了父亲。此时冯玉祥部已移驻湖南常德，得闻陆被杀的消息后，因皖系势大，冯玉祥也未作抗议，只是命令全体官兵一律臂缠黑纱为悼，同时另派专人赴天津致祭，并拿出一1000元慰问。倒是直系军阀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通电表示强烈抗议。

徐树铮杀陆建章，段祺瑞事先并不知情。虽然段陆素来不和，但同系北洋老人，且在北洋内部有不成文的规矩，对北洋系统内的将领，哪怕兵戈相向，一旦战事罢了，对战败一方的将领也不加以杀戮。徐树铮杀陆建章坏了规矩，各系军阀对此均愤愤不平，皖系将领如段芝贵对此也强烈不满，认为陆建章身为陆军上将，纵然有罪也该经过军法审判后再判刑。段祺瑞对徐树铮此举也极为惊讶，闻讯后说：“又铮闯祸了。”但也不得不替徐树铮掩饰，炮制出陆建章煽动军队、意图作乱等罪状加以宣告。

组建西北边防军

徐树铮与张作霖合作夺取军械后，官居关外奉军副司令。张作霖本只是给他个虚衔，谁知徐树铮却想利用奉军为他卖命，调动军队四处出战，对不听他命令的奉军军官，重者撤换，轻者扣发军饷。张作霖因徐树铮独断专行，曾向段祺瑞抱怨。段祺瑞则表示诧异，说，他是副司令，你不在，他当然要行使职权。

一向跋扈的张作霖也忍受不了“小扇子”徐树铮的专横，便提出和徐树铮分家。徐树铮自然求之不得，秦皇岛劫夺的军械，徐分到了一半。而和奉军分家时，徐树铮将奉军的军装、粮秣等也拿走很多，且关外奉军中最为精锐的两个旅，也被他要了过来。徐树铮的作为使张作霖对他怀恨在心，更担心徐树铮坐大，故而选择与同样痛恨徐树铮的直系曹锟合作。

借助于引奉军入关、秦皇岛劫械，徐树铮组建了自己的武装——西北边防军。西北边防军名义上有5个混成旅（北洋时代，一个师一万人，一个混成旅五千人，混成旅兵力强于旅，又逊于师）。第一混成旅驻洛阳，以宋邦翰为旅长；第二混成旅驻廊坊，以宋子扬为旅长；第三混成旅驻张家口，后调驻库伦，以褚其祥为旅长；第四混成旅驻洛阳，以张鼎勋为旅长；第五混成旅实际上只有一个团新兵，以李如璋为旅长。

西北边防军所有骑炮工编制一律较普通军队增加半数，一般部队每连有126人，徐军则每连268人。其官制之名也与众不同，如军需官，在边防军中则称司需官，副官则称佐事，“盖欲独创一特殊势力也”。

当时北京政府曾向英国订购了6架汉特兰贝奇飞机，其中有3架拨给了西北边防军，其余则存在南苑航空处。存在南苑的飞机，一直没有被利用，锈迹斑斑。

西北边防军中，科班出身的军官比率颇高，主要来自日本士官学校或国内陆军大学，军中还有日军担任教练。徐树铮重视军官的教育，规定所有军官必须学习《孙子兵法》《管子》等书，每两周或一个月要写一篇文章，军官还得学习开汽车、车辆调度等技术。士兵训练中，重视野外演习和实弹射击训练，更重视体能训练。士兵须练习体操、刺杀、负重跑步等项目，这些项目军官也必须参加，且要求更严。

徐树铮头脑活络，有新式思维，在西北边防军中废除了旧式军队的一些做法。如原先北洋军驻地门口都要悬挂两个老虎牌。老虎牌是一个木牌，上画一个老虎头，两个牌子上各书4个字，“某某重地”“禁止喧哗”，每个牌子中间悬挂黑红棍一根。黑红棍上半截为圆柱形，油漆成黑色，下半截为扁平鸭嘴形，涂成红色，是一种体罚刑具，西北边防军将此全部废除。

西北边防军是徐树铮的私人武装，与段祺瑞直接控制的“边防军”不同。在对德宣战后，段祺瑞政府一度曾准备派遣军队参加欧洲战事，为此段祺瑞向日本借了巨款，从日本购买了大批军事装备，以日本军官坂西利八郎等人为军事顾问训练出来一批军队，称“参战军”。参战军共3个师，第一师师长曲同丰，第二师师长马良，第三师师长陈文运。这批军队训练好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参战军就改称“边防军”。边防军与西北边防军同属皖系，但不是同一支部队。

操控安福国会

1918年10月，在驱逐張勋之后，徐世昌当选大总统。徐世昌能当上总统，徐树铮出了大力。张勋复辟失败之后，就如何恢复法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恢复旧国会，由黎元洪复职；另一种是仿照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的做法，重新选举参众两院议员。段祺瑞与黎元洪冲突严重，与原先的旧国会更是水火不容，遂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在北京召集临时参议院。

1917年11月，由各省军政长官推选议员5人，在京组成临时参议院。11月10日，临时参议院开会，大总统及国务员均莅会。旧国会解散后，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领袖的研究系，试图控制新的内阁，实现政治上的自主独立。徐树铮在与旧国会的冲突中吃过亏，此次另有打算：“自民元以来，政府为国会操纵，闹得天翻地覆，曷若自个组织，简直和编练军队一样，我有子弟兵，则操纵在我。”于是，在徐树铮的策划下，王揖唐、王印川等皖系政客在北京西城安福胡同成立安福俱乐部。初曾想取名为“皖党”，徐树铮笑道：“政党二字，最为当世所诟病，应当避用此，不如用安福俱乐部，既得口采，又脱政党之局限。”安福俱乐部的经费充足，号为财神爷的梁士诒慷慨解囊，更有曹汝霖所借的外债。不过徐树铮对于梁士诒有较多忌惮，曾在酒后道：“梁士诒手段辛辣，袁世凯当日尚且畏之。”

新的《参众议员选举法》颁布后，徐树铮操盘新国会选举：其一，由徐树铮假段祺瑞名义，分电各省区长官，依照其所开列议员候选人名单选出；其二，另开一单，罗列研究系中曾担任旧国会议员的忠实分子，密令各省区特别注意，不许选出。此番选举议员，在皖系操盘之下，选出了亲皖系的新国会。最终选举结果，研究系议员大败，在新国会只获得21席（参议院3席，众议院18席）。安福系议员获得335席（参议院99席，众议院236席）。研究系遭遇大败，此后梁启超退出政坛。

1918年8月12日，新国会正式开幕，史称“安福国会”。安福国会的议员，每月津贴300元，支票上钤有“任重致远”图章。安福国会是徐树铮一手包办出来的，在政治上也唯徐树铮马首是瞻，成为其操控政坛的工具。

兵不血刃收复外蒙

在徐树铮操办下，安福国会选出徐世昌担任大总统。徐树铮本以为自己会担任内阁总理，但徐世昌却任命了同属皖系、与徐树铮不和的靳云鹏担任总理。为安慰徐树铮，徐世昌另任命他为西北筹边使，后又兼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统筹西北事务。徐世昌此番安排颇有心计，徐树铮野心勃勃，留在北京不知要添出多少是非，让他去边疆地区，等于拔除了一个定时炸弹。西北筹边使的职务主要是规划西北边防，振兴地方事业，筹划西北各地方交通、垦牧、林矿、硝盐、商业、教育、兵卫事宜，所有派驻西北各地军队全部归其节制，具有相当实权，徐树铮也就忘了没当上总理的不快。

辛亥之后，外蒙乘机独立，驱逐中国驻库伦办事大臣。外蒙哲布尊丹巴于辛亥年阴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库伦登基称帝，国号“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本是外蒙的宗教领袖，地位崇高，与前藏的达赖、后藏的班禅、内蒙的章嘉并称为“黄教四圣”。俄国曾与驻阿尔泰办事大臣桂芳交涉，以中国同意俄国修造张库铁路作为条件，换取俄国取消支持外蒙独立，但被桂芳拒绝。

民国二年，外交总长陆征祥与俄国驻京公使库朋斯齐商定中俄蒙三方协定声明文件，文件第一条即外蒙取消独立。但当时二次革命在即，国会两院为牵制北京政府，使之被外蒙事务所困，竟对此文件加以否决。二次革命之后，1913年11月5日的中俄联合声明文件中，却将外蒙取消独立一项去掉。该文件声称：

一、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宗主权。

二、中国承认外蒙古之自治权。

三、中国承认外蒙古人享有自行办理自治外蒙古之内政并整理本境内一切工商事宜之专权，中国允许不干涉以上各节。是以不将兵队派驻外蒙古及安置文武官员，不办殖民之举。惟中国可任命大员协同应用属员暨护卫队驻扎库伦。此外中国政府亦可酌派专员驻外蒙古地方，保护中国人民利益……

根据此文件，俄国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一部分，但涉及外蒙古政治土地事务，中国应允许俄国参与其中。1917年俄国发生革命，日本遂乘机而入。俄国内乱，无暇他顾，也为中国收复外蒙创造了机会。

徐树铮之前，北京政府曾命陈毅为库伦都护使，与外蒙古王公谈撤销外蒙古自治的问题。此人在张勋复辟时被封为邮传部右侍郎，拖了根大辫子出逃被抓，曾写过保证书，保证“永不参加复辟”。事后没多久重新复出，被任命为库伦都护使。

外蒙以往的局势一直是王公管政务，喇嘛管教务，双方泾渭分明。但外蒙古自治后，哲布尊丹巴登基干预政治事务，王公受到排斥。哲布尊丹巴登基时，得到了俄国人支持，至俄国革命后，俄国无暇顾及外蒙，外蒙王公便乘机想撤销自治，但其目的不是要回归，而是打击宗教势力，重新夺回权力。

陈毅在库伦和外蒙古王国谈了大半年，都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到了1919年8月4日，外蒙古召开库伦大会，王公和喇嘛争夺激烈。在此种局势下，王公们决定取消自治，与陈毅达成秘密协议，恢复前清旧制，并设置地方自治议会，由王公出面组织议会。

但外蒙王公此时并无实际力量，外蒙最有力量的是哲布尊丹巴活佛，他是喇嘛们的代表，于是王公们就想借北京政府的力量来打倒喇嘛势力。哲布尊丹巴活佛反对取消自治，并派人到北京表达自己的意向。王公们则联名向北京政府呼吁，要求撤销自治。

北京政府决定利用此机会，派徐树铮统领，出兵外蒙。徐树铮不比喜胜贪功、对外蒙事务一片懵懂的陈毅。早在1918年西北边防筹备处成立后，徐树铮就开始收集外蒙情报，对外蒙可谓了如指掌。

1919年10月，徐树铮率领自己与奉军分家后所组建的西北边防军，进军外蒙。为此次进军，徐树铮购买了80辆卡车，准备了御寒服装，沿途设立交通站，开凿水井，分兵两路开赴库伦。从多伦到库伦沿途多为沙漠，以卡车开行大约五六天可至，而徐树铮为保持军容，特意规定不必着急，7天到达即可。

到进入库伦之前，徐树铮特意将电话接到日本驻库伦武官处，以日文询问有无日本驻军在库伦。日本武官承认有驻军100余人，徐树铮则责问日军，为何敢公然在中国领土驻军，并限令日軍立刻将武器交出，否则将以武力解决。日本武官果然在半小时之内，将所有武器交予库伦中方办事处。随后，徐树铮带兵进入库伦。至库伦后，徐树铮举行阅兵式，所部一律日式装备、军容威武，顿时镇住蒙古王公。

徐树铮对之前陈毅的怀柔政策极为不满，认为应当展示实力，在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一次半夜，徐树铮邀请陈毅小酌。徐树铮善饮，将陈毅灌醉。陈毅一觉醒来时，徐树铮告知他，外蒙古活佛已同意撤销自治，将给中央政府的呈文签字待发了。陈毅大吃一惊，原来徐树铮搞了个鸿门宴，将外蒙古重要人物请来，逼迫他们签字取消独立。

徐树铮10月29日到达库伦，11月21日返回北京，前后22天，即令外蒙古取消独立。徐世昌对他的功劳大肆吹捧，又给了他一个册封专使的职务，让他带着七狮金印回库伦，主持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册封典礼。册封典礼于1920年元旦举行，典礼花费颇多，隆重热烈，被蒙古人称为旷古未有之盛事。徐树铮兵不血刃收回外蒙，连孙中山都发来贺电，称他“吾国久无陈汤、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之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此外，徐树铮还拟定了系列治外蒙计划：“分防训练，兼事屯田，倡举马政，发达文化，平视邦交，推行交通，廉取税则，修路凿井。”遗憾的是，因徐树铮醉心于北京争权，并没有切实推行外蒙开发计划。

当时他争于扩张兵力，所需军费极巨，便到北京谋肥缺去了。在北京，徐树铮挟收复外蒙之功，向徐世昌和靳云鹏提出，将西北陕西、甘肃、察哈尔、内蒙、新疆、绥远等省都划归他统一指挥。靳云鹏对此大加反对，认为这是割裂中央，形成国中之国。

徐树铮想统治西北各省的目标未能达成之后，靳云鹏给了他一个张恰铁路督办的职位。徐树铮对此大为失望，就鼓动自己控制的安福国会，处处与徐世昌、靳云鹏为难。不过在张恰铁路督办一职上，徐树铮倒是做了一番规划，设计了张家口至恰克图的铁路线。

对大总统徐世昌，徐树铮丝毫不给面子。一次徐树铮找徐世昌索要西北边防军的军饷，说：“不是我出力，到现在大总统你还在辉县老家享清福呢，这把年纪还占着位置干什么？”徐世昌被气得放声大哭，事后愤愤地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徐树铮回北京后，在外蒙库伦留有西北边防军一个旅。1920年，被苏俄红军打败的白俄流窜到库伦附近，不断骚扰，驻库伦的中国军队向北京政府求援。北京政府派骑兵一个团前往增援，并调运物资接济库伦。不久白俄大规模来袭，驻库伦中国军队旅长褚其祥及魏益三等军官，派参谋长及库伦商会会长奔赴北京求援。等使者到达北京时，库伦已经失陷。在外蒙的中国陆军分散撤退，在退往张家口途中被冻死饿死甚多，一部分官兵在恰克图地方被苏联红军解除武装，次年在苏联红军护送下经海参崴回国。驻库伦的骑兵则经草地入陕甘再到达五原，沿途杀马取食，生存归来者仅100余人。

直皖战争失败

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张作霖派军援助直系曹锟、吴佩孚，击败皖系段祺瑞。直系攻入北京后下达的通缉名单中，第一个就是徐树铮。张作霖则念念不忘他被徐树铮吞并的部队，先是将西北边防军第一和第四混成旅缴械，然后猛追第二混成旅，从天津追至廊坊，再追至三河县，将此部缴械方才罢休。

皖系战败后，大总统徐世昌于7月29日下令通缉徐树铮，撤销其西北筹边使官职，解散西北边防军。西北边防军仅存在了1年7个月，即告终结。

徐树铮逃至租界内躲藏了两年后，准备东山再起。1922年徐树铮来到福建，煽动福建督军李厚基独立。李厚基系段祺瑞一手提拔起来的，并是徐的表兄。但李对徐的到来相当冷淡，怕他留在福建招惹是非，准备将他礼送出境。对此徐树铮大为光火，扬言自己就是没有一兵一卒，也能将李赶下台。

随后徐树铮策动福建境内原段祺瑞派系人马王永泉，倒李成功，在福建组织所谓建国军。赶走了李厚基，徐树铮野心勃勃，想在福建施展身手，对抗直系。但王永泉却不想屈居于咄咄逼人的徐树铮之下，当年徐树铮担任陆军次长时，王永泉在他手下任科长，对他的跋扈领教已久。于是，王永泉设计将徐树铮送到上海。徐树铮到上海后，在租界内躲了两年。

1924年，江浙两省军阀爆发战争。战败的浙江军阀卢永祥残部退至上海，为谋出路，将徐树铮推举为联军首领。正当潜藏在英租界内的徐树铮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时，不想租界当局怕他把战火烧大，将其逮捕。徐树铮上海被捕后，一直对他很是青睐的孙中山出面抗议，“孙视上海领事团拘捕联军司令徐树铮，为大背中立，已命伍朝枢向北京外交团提出严词抗议”。在压力之下，上海英租界将徐树铮解送至香港。

到香港时，本为阶下囚的徐树铮却突然成为港督的座上宾，因为此时第二次直奉战争因冯玉祥倒戈，导致直系曹锟、吴佩孚兵败，奉系张作霖胜出。随后张作霖、冯玉祥请段祺瑞重新出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再次出山，徐树铮的政治行情自然看涨，故而港督对他也另眼相待了。

廊坊遇刺身亡

段祺瑞复出，徐树铮跃跃欲试，欲图北上。但段祺瑞知道他和张作霖、冯玉祥都有疙瘩，北上必是牵绊，便给他谋取了一个考察各国政治专使的差使，让他去了欧洲。在法国考察时，徐所乘坐飞机遇险迫降，所幸有惊无险。在欧洲期间，徐树铮每日必做笔记，准备回国后写一本考察笔记。在海外考察时，徐树铮的做法让人大为惊愕。按说将军考察，应该一身军服，胸挂勋章，每天参观军港，巡视部队。可这位徐将军却携带两妾，登台高唱昆曲，兴致淋漓。时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苏慧廉就认为：“中国派到国外的考察团太多了，没目的，没计划，玩一趟回去，能有什么用。”又评价徐树铮：“成见太深，自信太强。”

到了1925年12月，徐树铮不顾段祺瑞屡打电报让他暂缓回国的劝阻，自行回到上海。回上海后，徐树铮准备北上进京拜见段祺瑞，此时国内形势又发生变化。段祺瑞虽为临时执政，却系张作霖、冯玉祥所拥戴，手中已无实权。张、冯二人为了地盘问题开始不断发生摩擦，居中的段祺瑞左右不讨好。1925年，段祺瑞遵照张作霖的安排，任命张宗昌为山东督军，导致冯玉祥大发雷霆，调集大军密布于北京周围，并控制北京军警权，将段祺瑞心腹多人逮捕。徐树铮的亲友包括段祺瑞都力劝徐不可入京，徐对此劝告置之不理，直奔北京。

进京之后，徐树铮低调了两天，见平安无事，就开始张扬起来，不但和老友喝酒作乐，还去自己创办的正志中学作了两场演讲。得意之时，徐树铮还哼起了昆曲：“大摇大摆，进了古城！”

徐入京次日，即有友人在会晤时告诫他：“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子宜行矣。”徐则笑答：“乱则相似，危则未必，此番入京，仅为拜见段祺瑞，别无其他活动，各方绝不会为难。”徐树铮说无其他活动，实际并非如此。据徐树铮密友回忆，徐树铮准备从北京返回天津，联络张作霖对付冯玉祥。对徐树铮的行径，冯玉祥是冷眼旁观，不动声色，待机出手。

徐树铮入京之际，恰逢冯玉祥击败直隶督军李景林所部，占领天津。此时京、津两地均为冯玉祥势力范围，而徐树铮有恃无恐地奔赴天津，不啻是自寻死路。对送上门来的徐树铮，冯玉祥决定将其铲除，一则为陆建章报仇，二则免得徐树铮到天津后又煽风点火，生出是非。

徐树铮入京之后，陆承武带了20人，暗藏武器，由张家口入京，准备暗杀徐树铮。徐树铮在京期间，到处吃喝玩乐，毫无戒备。可陆承武竟然无从下手，不得不求助于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鹿钟麟大骂陆承武无用，随即将徐树铮抵达北京、准备前往天津的消息，电话 告知冯玉祥。冯玉祥表态：“处置徐树铮的办法，就是逮捕枪决。”鹿钟麟回复：“这个问题太大。”冯玉祥厉声吼道：“天塌下来有柱子接着。”冯玉祥随即秘密布置，由在廊坊的部将张之江负责捉拿徐树铮。经过商量，張之江决定采取以下措施：第一，派人通知站长，卡住火车。第二，选派几个会武术的卫兵，上车去请。第三，请不下来，就强架他下来。第四，派手枪队换上便衣警戒，以防不测，不到万不得已不开枪。

徐树铮本定于12月29日白天出发，到了中午，因有朋友设宴款待，遂改为晚间出行。据友人后来回忆，午餐时，徐树铮面色灰白异常，已有不祥征兆。晚间徐树铮乘坐专列前往天津，随从有二三十人。车抵廊坊车站时，已是深夜2时。车刚入站，便见站台上布满军队。随后一名军官带两名大刀队员（冯玉祥部队皆配大刀，故有此称）登上火车，递呈冯玉祥部前线司令张之江的名片，声称请徐至张之江司令部，介绍考察欧洲的经过。徐树铮则称，连续几日在北京演讲，嗓子嘶哑，待到天津修养几日后再去拜见。见徐树铮不愿下车，一批如狼似虎的大刀队员直接涌入车厢，将徐树铮拉下火车。

徐树铮连衣服都没有穿好，赤一足，被拖下车，关入车站附近的小学。在确认被擒的是徐树铮后，张之江马上给在张家口的冯玉祥打电话报告。冯玉祥在电话里下令，就地枪决。张之江命令属下手枪队执行，将徐树铮拖到无人处枪决，一命呜呼。

鹿钟麟接到廊坊电话，得知徐树铮被杀后，立刻派人告知陆承武，让他当夜赶往廊坊。陆承武在梦中惊醒，得知徐树铮被杀后，即对来人说 ：“还要我去吗？”来人道：“你不去不行，非去不可。”

陆承武无奈，当夜出发，于12月30日凌晨赶至廊坊。陆承武对被扣押的徐树铮随从称，自己是替父报仇，与诸位无关，诸位可自由离去，如无车费，可代购车票云云。随后又电告当时各大媒体，声称为父报仇。

段祺瑞于次日闻知徐树铮的死讯后立刻昏倒，经左右抢救醒后又嚎啕大哭，如是者三四次之多，随即准备下野。适逢元旦，段祺瑞不接受任何祝贺。徐树铮与日本军政要人关系密切。听闻他被杀的消息后，日本首相若槻、政友会总裁田中等人发起，在芝增上寺召开徐树铮追悼会。

徐树铮被枪决后，尸体由张之江部下随意挖了个坑埋在野地里。张之江部队中有个洪姓医官，当年徐树铮曾送他到天津学医，受过徐的恩，故而请求帮徐收尸。张之江也没有拦阻，洪便将徐的尸体刨出，用棺材装好送到北京。随后徐的亲戚给他换上上好棺木，运回老家下葬。

客观而言，徐树铮此人智勇双全，能力过人。在陆军部期间，主持部务颇勤。从1911年至1915年，司法部、陆军部、海军部等部，每周聚集一会，商讨系列军法立法。徐树铮只要无要务，均列席会议，并力推通过了系列法律草案，如于陆军刑法草案内加入掠夺罪的罪名，规定战时掠夺人民财产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限制战时军队胡作非为，诚有益于被战火所困之平民。在任西北筹边使期间，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迫使外蒙古取消自治回归中国，立下收复外蒙第一功。

徐树铮追随段祺瑞多年，设计献策，使得皖系军阀一度脱颖而出，雄踞一方。但他野心勃勃，权欲旺盛，又器量狭小，擅杀北洋老人陆建章，谋夺直系曹锟、吴佩孚地盘，私取张作霖奉军巨额军饷，组织安福俱乐部操控国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咄咄逼人，招致各派军阀愤恨，遂有直系、奉系的联合攻击。战败后，徐树铮仍不甘寂寞，四处煽风点火，最后送了性命。

[作者系无锡城市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著有《军机处二百年》《明人的率性生活》《中国乡贤》《枪口下的北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