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丽春

2015年11月底，我收到芜湖书家方石寄来的他父亲方诗恒（1914—1983年，亦名诗痕）诞辰100周年纪念画册——《百年诗痕》，画册的序是廖静文用毛笔写的。序中说，“诗痕不幸历经坎坷，沉冤二十载，身在缧绁而不辍绘事，其意志之坚强殆难想象。平反后重返安徽师范大学执教，热情仍未减少年。旋赴东北写生，途经北京，相见倾谈，无片语怨恨……” 虽寥寥数言，却感人至深。

此前，我和方石交往并不多。约在两年前，方石、方宁兄弟在中国科技大学艺术中心举办书画展，我受画家朋友推荐前去参观结识了他们兄弟俩，与之交谈十分投缘，得知他们父亲方诗恒当年是很著名的画家，徐悲鸿的高足，一生历经坎坷。1950年代在安徽师范大学任美术教授，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被判7年徒刑，在狱中因递交无罪申诉材料而被加刑3年。1968年服刑期满，被流放劳改农场直至1979年才平反，之后4年就去世了。兄弟俩和这位画家父亲，在人生中的交集时间并不长——儿时父亲去坐牢，20年后父亲回来时兄弟俩都已长大成人，没几年父亲又去世了。但从交谈中可以看出，他们对父亲的感情很深。

一

這次书画展相识之后，我曾向方石讨一副字，没想到几个月后他居然裱好送到合肥来，让我感动不已。那天，方石和我聊了很多关于他父亲的事。

方诗恒，淮南方家楼人，祖上方简（1711—1785年）是乾隆年间翰林院的国史编修。方诗恒1934年考入苏州美专，师从颜文樑；1936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师从徐悲鸿，艾中信、张书旂、孙多慈等后来的画坛名家都是他的同学。

方诗恒是徐悲鸿最欣赏的学生之一，这可能和他上国立中央大学时已在苏州美专读过2年，基本功扎实有关。他和恩师徐悲鸿之间还有一个精彩的小故事。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国立中央大学迁至重庆。一日，徐悲鸿正在教室上课，忽然警报叫响，日寇飞机将至，学生们差不多都跑光了，唯徐悲鸿仍在教室。方诗恒见老师未动，也便留了下来。徐悲鸿问他：你怕不怕？方诗恒说：先生不怕我也不怕！徐悲鸿安慰他说：放心吧，我们不会中头彩的！随即俩人铺纸画画，方诗恒画了几竿竹，徐悲鸿为之题款：“诗恒弟此作殊为潇洒，二十七年夏悲鸿欣然题之。”这则故事后来被用在《徐悲鸿》电视剧里。

1950年中央美院刚创办，徐悲鸿便给在安师大艺术系（当时叫安大文艺系）任教的弟子方诗恒写信，让他到北京中央美院来任教。当时方诗恒因患骨结核，不能行走，正在芜湖弋矶山医院住院。那时骨结核是相当难治的病，死亡率极高。为帮他治病，淮南老家已卖掉几个店面，妻子沙月华则卖掉了家中所有的金子。徐悲鸿知道后很关心，便给芜湖驻军代表洪模写信，请其设法关照医治方诗恒。“顷接安大艺术系当日教授方诗痕君函（附奉），不胜恻恻，方君为中大高才之一，成就甚好，今致瘫痪，令人起斯人而有斯疾之叹，如能医愈，实一人才。今彼在窘境，足下能设法（商之许先生）一为援手否？”时悲鸿也是一个病人，自1940年代起他便疾病缠身。同为病人，他更能体会学生的痛苦和无奈。

徐悲鸿当时名气之大，已到了全国士人莫不知之的地步。连齐白石老人家也是因徐悲鸿的赏识而大名于天下的。至于国内美术圈，徐君更是影响极大。1954年华东地区美术家协会成立，作为徐悲鸿的学生，方诗恒和黄宾虹、傅抱石、林风眠、潘天寿等著名画家一起与会，并被选为常务理事。此时他身体已渐康复，虽然走路还是一瘸一拐，但已能作画，故常被各地邀请去作画，如为天津机场大厅作大幅油画，为南京体育馆作油画《女排球手》，为治淮博物馆画《治淮工地》等。这一时期他还画了很多领袖像和伟人像，也画了不少国画。在安徽美术圈，可以说无人不知方诗恒。后来安徽著名的大写意画家萧龙士和另一位画家来芜湖找过方诗恒，想到安师大谋一教职。方诗痕看萧龙士带来的作品都是兰草墨竹，觉得有些单调，便没帮他。

关于方诗恒为何被打成“右派”，方石说，当时艺术系的学生美术和音乐兼修，简称双轨制，方诗恒为专业培养计，认为这两个专业应该分开，因此向校方提出专业分科与教学改革建议，还提议安师大艺术系与南京艺术学院合并，以便整合教学资源、提高教学水平。就此他被扣上“反对党的教育政策、向党进攻”的荒唐帽子。

方诗恒和恩师徐悲鸿以及师母廖静文感情非常好。方石说，他们家早年一到过年便挂上徐悲鸿的一副对联：“一怒定天下，千秋争是非。”方诗恒平反后去东北写生路过北京，便去看望师母廖静文，两人一见面便泪流不已，情景非常感人。在纪念画册《百年诗痕》中除了廖静文的一篇短序外，还有1984年方诗恒去世后廖静文写给赖少其的一封信。“兹有恳者，悲鸿的学生，安徽师范大学教授方诗痕因积劳逝世，他遗留作品300余幅，家属希望能在合肥举行一次遗作展览，并出版一本画集。诗痕是悲鸿在中央大学艺术系执教时期的学生，他在学生时期的作品便很受悲鸿的赞赏，悲鸿曾购他的一幅水墨肖像画《悲痛之夜》，至今仍藏于悲鸿纪念馆……”她希望赖少其能帮忙成全此事。1985年，方诗恒人生中唯一一次作品展在安徽省博物馆举办，展览费用因赖少其的批示而被免收。

廖静文给赖少其写信，是方家家属提出的吗？方石说他们家人并未主动提出，是廖静文听说校方要给方诗恒办一个遗作展并得知家属有此意愿后，自己主动写信给赖少其的。

二

说来也巧，就在这次与方石畅谈后的第二天，我去看望漫画家吕士民，提起方诗恒，没想到他们两人在白湖农场劳改时还有一段交往经历。

白湖农场是劳改农场，吕士民1960年代初因画漫画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劳改队里呆了十几年。他回忆说，1973年冬，白湖农场正在修大坝。方诗恒因为年纪大了腿脚又不好，干不了重活，便被安排当记工员。当时卫校毕业的吕士民则在监狱医院当犯医，每天背个药箱到处巡诊。自从听说有个画家也在白湖劳改队，吕士民便千方百计打听，终于找到了方诗恒。吕士民看到方诗恒时，方已是个老头子了，没有丝毫艺术家风度，戴个老头帽，只露出两只眼睛，因为寒冷全身瑟缩着坐在大坝上当记工员。见有人拉土方过来，就在本子上划一道杠；收工时再统计一下每个人的劳动量，这就是他当时的工作。吕士民问他，“你就是方诗恒？”方诗恒点点头，想站起来可腿脚又不方便，吕士民赶紧制止他，自我介绍说：“我和你一样，也是犯人……听说你是画家，我也喜欢画画呢。”问他现在还画画吗？方诗恒说不画了。那种地方不适合多说话，吕士民便说过两天送病人去他们队，还会来看他。临走时，方诗恒问他要了点感冒药。

过了两天，吕士民借送病人去方诗恒队部，又去看了方诗恒。这次方诗恒给吕士民画了两张速写，是吕士民背着药箱从远方走过来的样子，就画在处方纸上。吕士民说方诗恒的速写画得真好，人物形象抓得很精准。这次吕士民给方诗恒出了个主意，让他去跟队长说身体不好要去监狱医院看病。吕士民到时把病情夸大一点，设法让他住院，好把身体给休养一下。不久后方诗恒便住进了监狱医院，成了吕士民的病人。吕士民上夜班时没什么事，便和方诗恒聊天。方诗恒跟他熟了之后，就跟他说画坛故事，说他那些没倒霉的画家同学，说孙多慈和吴作人，当然说的更多的是他老师徐悲鸿。当时方诗恒也教吕士民画速写，教他如何抓人物表情等等，让吕士民大开眼界。

方诗恒住在监狱医院约有一个月时间，那时医生上夜班是有夜餐的，夜餐里往往会有一个鸡蛋。吕士民就常把自己的夜餐让给方诗恒吃。当时他想把方诗恒留在厂部画画，但因形势紧张，没搞成。一个月后，方诗恒所在中队送别的病人过来，便把方诗恒带了回去。此后，吕士民便再没见过方诗恒。

1980年代末，吕士民去芜湖时也曾打听过方诗恒，但没有消息。我说，那时方诗恒已经去世了。他是1983年去世的，就倒在教室里，说是脑溢血。那个教室其实也是他的画室。因为当时方家住房条件极其紧张，几口人就挤在两間小房子里，家里没地方画画，方诗恒只好去教室画。吕士民说安徽画坛“五老”之一的梅雪峰是他学画的恩师，他七八岁时便跟梅学画画，而方诗恒则算是他特殊时期的老师。吕士民还从书橱里找到一本梅雪峰画册，翻到最后一页给我看，那是方诗恒1950年代给梅雪峰画的肖像。

三

方石说，他父亲当年考国立中央大学时，素描考的是画孙中山，他第一个交卷。因为他在苏州美专时已打下扎实的素描基础。在国立中央大学学习时，方诗恒在教室的画桌靠近窗口，光线好，悲鸿先生常在他画桌前作示范教学。徐悲鸿主张中西绘画融合吸收，给方诗恒“常有过份表扬”，为鼓励学生，他甚至还花钱收藏方诗恒一张水墨人物画《悲痛之夜》（现存徐悲鸿纪念馆）。方石说他父亲经常谈起徐悲鸿，说先生讲课时充满激情，很容易激动，对学生非常好。方诗恒深受恩师影响，他的为人也颇有乃师之风，也是激情型画家，对学生充满热情，深得学生喜欢。当时他被分配住在校外，腿因骨结核留有后遗症，每天一瘸一拐从校外走到学校来上课，学生都为他鸣不平。大鸣大放时期学生便给系领导贴出大字报，方诗恒后来被打成“右派”可能也和这有关。

徐悲鸿擅长画马，方诗恒画马也是一把好手，如果不看署名，他的画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徐大师的作品。毕业后他和恩师徐悲鸿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在安师大的同事、版画家郑震曾在回忆文章中说，“那几年里，我曾经读过好多封徐悲鸿先生和他（指方诗恒）的通信，字里行间是那样亲切，流露出爱护、鼓励和期望（可惜，这批信件后来都散失了）。我还记得，在一次课余的谈笑声中，他拿出一张自己画成而未曾题款的马给我们看，当时，我们都认为是悲鸿大师的原作。”郑老2013年已去世，他生前写过数篇文章怀念这位亦师亦友的老同事方诗恒，“早年，我和方诗恒先生是比邻而居，我向他学习了许多有益的知识和技巧”，但他几篇文章中都未曾提到一件事，徐悲鸿有一次给方诗恒寄信中夹了一张字，写的是“故君子遵德性而道问学，尽精微而致广大，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语出《中庸》。郑震看了极喜欢，便恳请方诗恒把这张字送给他，方不好回绝，尽管自己很喜欢，也只好送给他。也因此，这张字躲过了“文革”中红卫兵对方诗恒的数次抄家。徐悲鸿虽以画名，但其书法也相当了得，当代美术评论家陈传席评价其字为近代第一，认为其书有“篆籀气，很高古”。徐悲鸿是康有为的入室弟子，但他的字中并没有多少老师的影子，而是弥漫了自己的一派气息，既洒脱，又高古，且有文气。据说他很欣赏商周甲骨、钟鼎文字与汉魏碑志、造像字体，且对唐宋遗迹、阁帖及明人草书广泛涉猎，尤其喜欢倪瓒、王铎、傅山等人的字。他对书法很有研究，且不乏高论，“天下有简单事，而为愚人制成复杂，愈远愈失去益远者，中国书法其一端已。”他有很多独到之见，“尽精微，致广大”既是其短暂一生对自我的高要求，也是对学生的要求。他给方诗恒写这幅字，自有其深刻含义。有意思的是，方诗恒夫人沙月华收在《百年诗痕》中的唯一一幅书法作品，写的便是《中庸》这段话，这是她80岁时写下的。老太太喜欢写字，即使在最困难的岁月中，先生被抓，她一人工资养活全家，仍临池不辍，每年过年都帮很多同事写春联。方石正是从小看母亲写字，受其影响，便也爱上了书法。

徐悲鸿1953年猝然去世后，方家依然和徐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方诗恒1979年平反后便和廖静文取得联系。他去东北写生，特意去北京看望师母。而1983年冬方诗恒去世后，他的儿子去北京时也看望过廖静文，尤其是方宁，他先后去过数次。结婚时去一次，廖静文还送了礼物；后来也是廖静文建议，通过她儿子徐庆平（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研究院院长）的联系，方宁去中央美院读了绘画研修班。2015年廖静文去世后，方宁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怀念父亲的师母。

“文革”中方家曾遭3次抄家，很多书籍、照片、字画、书信（包括徐悲鸿的）都被抄走了。其中红卫兵抄过两次家，抄走了大量书画，方石说至少有上千张画；公安局抄过一次家，抄走了大量珍贵的老照片和书信。“文革”结束后，并无一字一信归还。方家留下的唯一一张画是方诗恒、张书旂合作画的和平鸽，由徐悲鸿题款。当时红卫兵抄家抄到这张画时，方诗恒夫人沙月华抓着不放，跪下来哀求红卫兵说，“小将们，这不是‘四旧，你们打开来看看，这画的是和平鸽，这不是坏东西，和平鸽是我们渴望的是不是？而且这是徐悲鸿大师题的字，这个恳求你们一定不要抄走……”就这样，这张画被留了下来。

方家原有很多老照片。1954年华东地区美术家协会成立时，方诗恒被安排与傅抱石同居一室。他们都是徐悲鸿的学生，自然相见甚欢，两人愉快地在一起合影。然而这张珍贵的照片，也被公安局抄走了。至于书信，更是荡然无存。

公安局这次抄家的理由说来也是荒唐可笑，方家养了一只母鸡，晚上关在笼子里喜欢啄木板，“嘟、嘟嘟、嘟嘟嘟……”很有节奏。“文革”期间，人们神经都高度紧张，警惕性也特别高，有人听到了这声音以为是敌台在发报，便汇报到公安局。公安局也好奇，说没有监听到那里有敌台啊？便深夜出动，到方家来抄家，查了个底朝天，甚至把墙壁都敲了敲，最后也没查到什么电台，只把书信和照片抄走了事，好看看可隐藏什么“反动信息”。

方诗恒夫人沙月华是合肥人，大家闺秀出身，其母李国英系李鸿章大哥李瀚章的孙女。她毕业于中国首个体专——上海东南体专，后为卫校老师，长于舞蹈和体育，写得一手好字。抗战期间她从上海辗转到陪都重庆，参加了宋美龄等人领导的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并和其他女青年一起受邀到宋美龄家中做客，当面表演过拳术并辅导宋美龄打拳。“文革”后她对儿孙们回忆她在蒋家的见闻，说很欣赏并佩服宋美龄的气质和风采。沙月华在方诗恒劳改20年间，一个人带大几个孩子，还坚持定期去看望方诗恒，除了带吃的给他，每次都把孩子带着，几个孩子轮流都去看过父亲。方诗恒在这20年间不曾绝望也和夫人对他的爱和鼓励有关。

[作者系新安晚报社高级编辑、安徽省作协会员，著有散文集《与欲望无关》《白马集》（与台湾记者合作）、《画画这事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