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王勇

李经方（1855—1934年），字伯行，号端甫，李鸿章六弟李昭庆之子，同治元年（1862年）过继给李鸿章为嗣。一生跟随李鸿章从事洋务、外交等活动，深得李鸿章喜爱。甲午战争后，因随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谈判，并参与签下《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而遭国人唾骂。他既饱读经书，又习得英文，一生出使多国，深谙当时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是清末被外国列强熟知的中国少数外交家之一。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在北京病逝。李经方回原籍丁父亲忧，第二年便率先在家乡将庐阳书院改为庐州中学堂（俗称小书院，即今合肥一中前身）。庐州中学堂和吴汝纶创办的桐城中学堂、万祖恕创办的（舒城）斌农中学堂，是安徽“开先河”的中学，李经方也成为安徽新式学堂最早创办人之一。1903年庐州中学堂基建，1904年正式招收新生。由此开启了合肥一中的百年发展史。

时至今日，探源李经方的办学思想，对于传承百年教育文化，实现特色教育发展仍有重要意义。

李经方办学思想述论

（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

1902年李经方创办庐州中学堂，自任堂长，下设学监（管理教务）和舍监（管理生员）。学堂创办伊始就承袭传统书院“以忠孝为本，以经史之学为基”的精神，又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既开设国文、修身、经史，传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又开设英文、算学、舆地、博物、理化、理财、体操等西学课程。采用班级授课制，学制为4年，学生按年级分为甲、乙、丙、丁、戊5个班，各班按课表授课，采用多科并进的新的教学形式。在洋务思想影响下，学堂很重视英文教学，但也不忽视国文，十分强调国文的教学和考试。

庐州中学堂的办学精神和办学宗旨，以及课程的设置和教学的组织形式，明显具有了时代变革的烙印。学堂既学习“西学”和“西艺”，又保留每月初一、十五举行尊孔重道、跪拜孔子牌位的仪式，处处体现了李经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即教育首先是传授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这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其次才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知识，以补充中学的不足。虽然就其根本仍是为封建王朝服务，有其阶级立场的局限性，但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却发挥了推动合肥地方乃至安徽省社会进步的作用，对地区教育思想的变革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扶助清寒”的育人情怀。

庐州中学堂的教育经费颇为充足，除原有庐阳书院经费外，尚有庐州府管辖内的5个县的学田与房产为办学基金，以每年的租金收入为办学经费。当时庐州中学堂招收学生不分贵贱，只要成绩优秀都可以入校就读。

这一方面是由于李经方对家乡的感情深厚，在《李袭侯遗集》中收录的《肥水怀古六首》中就有他对“教弩台”、“青阳山房”、“飞骑桥”、“香花墩”、“别虞桥”、“筝笛浦”等家乡人文历史景色的咏叹，可见他对家乡的情愫；另一方面在晚清教育逐渐转向平民化的大形势下，李经方也深受影响，十分重视平民教育。当时庐州中学堂几乎囊括了庐州府所辖合肥县（首县）、舒城县、庐江县、巢县、无为县所有学子精英，而且还吸引了阜阳、蚌埠等多地的学子前来求学。

在1909年一份清朝的《学堂官报》为小书院学生的请奖折中，就有一份小书院对许多家境贫寒的优秀学生发放津贴的名册。由此可以看出，李经方在创办新式学堂过程中，的确是通过“扶助清寒”广泛培养人才，这也为日后合肥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还有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庐州中学堂1904年招收的首批学生中有位叫鲁望岩的学生，同年参加了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秀才时未满12岁，但家境贫寒，年幼住校母亲不放心。李经方不仅免除其学费，还安排他在自家吃住。鲁望岩自称除了母亲就数李经方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在校期间鲁望岩学业优异，毕业时，庐州中学堂教师吉凤池写诗相赠“十七人中年最少，即论文采已翩翩”。鲁望岩后来毕业于北大，与陈独秀共事且私交甚深，是一位掌握4门外语的理工科人才。至今在上海档案馆仍保存有112封李经方写给鲁望岩的信，可见李经方对贫民才子的器重，充分体现了他“扶助清寒”的育人情怀。

（三）“延聘名师硕儒”的人才兴校策略。

从办学伊始，李经方就深知教师是学校第一资源。一方面他自己的求学经历使他很清楚教师对一所学校教学质量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从他多年京官经历来看，他的见识也高出同乡一筹，对于创办中学堂是为乡里培养新式人才，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他有清晰的认识，这就决定他必定会广聘名师，如聘请严复主持堂务，严复虽接受聘请但因忙于在上海筹建复旦公学终未到任。

“学堂创办之初，采用重金礼聘教师，故执教者多为名噪一时之名师硕儒；又非常重视英文课，李经方特意请来英籍教员吉普德执教；同时重视国文的教学和考试”（参见《合肥一中·百年校史》）。李经方还专门修建两层小洋楼作为吉普德的住所，这在当时实为罕见，也因此大大提高了学校的英文教学水平。首届毕业生鲁望岩在北大被推选为英语会的会长，“在大学英语程度更名列前茅。北大青年会经常组织英语辩论会，鲁望岩每次都参加。一次他和蔡元培同台演讲……蔡校长握着这位学生的手说‘你很会讲话”（参见《合肥一中·百年校史》）。

庐州中学堂1904年正式招生时，李经方自任堂长，聘张子开为首任学监，第二任学监是戴寿宇。后来由李斐君、李健甫担任名誉监督，教师有丁恰明、胡渭清等人，“又请来几位留过洋的青年讲授自然科学和外语”。

张子开又名运，字子开，是20世纪前期合肥知名书法家，与张琴襄、刘访渠齐名。3人皆师从合肥沈石翁研习包世臣书法，且都能自树一帜，卓然成家。张子开一生为文习字、授徒，少壮知名，交游甚广。26岁中举后曾被选派为桐城县教谕，但未就职，任庐州中学堂监督先后4年，毕业学生成绩优异；中年以后在家設馆授课，当时合肥学子多出自他的门下。他文学深醇，又精于鉴赏，真赝过目立辨，为众所推服。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就断言日本必败，他说：“昔秦始皇欲灭楚，王翦请兵60万，以楚地广也。以方今幅员之大，久以持之，倭已难胜其耗……况彼谋国者，陆以俄为敌，海以英美为仇，力小谋大，败亡可立待。”张子开旧居在老合肥城德胜街天主堂南侧（今金寨路盛安广场附近），为避日机轰炸，一家去三河镇避难。合肥沦陷后，日寇入侵三河，他举家逃难至三河乡下胡家湾，后又流寓肥西许贵村。张因遭此颠沛，终日抑郁不乐。一日，召村中诸父老曰：“吾辈乃轩辕之族裔，不能忍受异族之凌辱，然吾老矣，又不能裹尸沙场。诗云：人而无仪，不死何为。我不能有亏大节苟安于乱世”。自此不进饮食，越三日，溘然长逝，终年75岁。民族气节，世人称道。

教师胡渭清原是安徽公学舍监，早在1905年底就曾秘密送芜湖光复会新会员100人名册给上海的蔡元培。1907年，成为合肥同盟会的成员。

由此可见，李经方办学之初，就有明确的“延聘名师硕儒”人才兴校的办学思想。这一思想对后来合肥近代教育迅速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批合肥籍的社会精英和饱学之士，领衔并躬行，不辞辛劳，培育英才。张子开、戴寿宇、李诚庵、张琴襄、谭植菁、李蔚堂、童汉章、万晏南、谢重宏、戴永荪、张汝舟、周亮荪、吴天植等，一长串闪光的名字，永载教育史册。他们有的人在合肥的小学和中学接受教育，外出深造后终身从事教育工作，或回到家乡执教鞭掌校政，或奔走于安徽内外，成为学苑英华。如合肥一中第一届毕业生杨亮功，留美归来做过安徽大学校长、台湾“考试院”院长。早期毕业生谭声乙留英归来做过武汉工学院院长。杨武之大学毕业曾回合肥任教，后来做过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在合肥东乡上佑贤小学（建于民国元年）的王道平1927年考入清华大学，然后回到合肥，终身在合肥一中从事教育工作，1937年曾教过杨振宁外语。1935年，合肥有了第一位女校长，她就是从上海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毕业后回家乡执掌映典小学的张庆英，后来曾任台湾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合肥像这样的近代教育拓荒者和耕耘者不胜枚举。

李经方办学思想成因探析

（一）时代变革对李经方办学思想的影响。

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政，晚清政府开始了借鉴西方社会的变革历程，自1861年—1911年历时50年。期间，李经方从学生到晚清政府重要官员，从家乡到天津，逐步成为李鸿章外交重要助手，是晚清政治、外交、教育多方面的重要参与者。

1、洋务运动

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年底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这是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性事件。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1895年4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银，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从倾向性看，洋务派要求改变祖宗之法，反对顽固派盲目排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既顺应发展了新事物，又对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洋务教育是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洋务运动中无论兴办军事工业还是民用工业，以及创办北洋海军，都需要大量人才。而这些专业人才在旧学体制下是培养不出来的，因此，必须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建同文馆。这些便成为洋务教育的主要形式。

洋务教育培养人才目标的设定更与鸦片战争的爆发、洋务运动的开展直接相关。鸦片战争后各种外交活动以及各种条约都以英文“为正”，这迫使清政府开始重视培养外语人才。此外，洋务运动中北洋水师的创建、矿山的开采、电报的使用、军械设备制造等等无不需要专门的军事人才和技术人才。所以，洋务教育的显著特点是培养“专才”。

李经方出道就留在北洋大臣衙门，随李鸿章襄办外交事宜。期间，1886年夏还赴英国担任驻外参赞，1890年以候补道出任出使日本大臣，到1895年赴日本马关参与对日谈判时，李经方已成长为比较成熟的外交官，成为李鸿章的重要助手。从接受中西贯通的家庭教育，到成为洋务运动的推动者之一，洋务教育思想已深入其骨髓。丁忧期间李经方還受命在上海参加工部左侍郎盛宣怀与英国人马凯关于通商条约的谈判。不久，他又参与了安徽及沪宁铁路的筹建事宜。因此，与当时很多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一样，李经方十分强调“西学为用”。

2、戊戌变法

甲午战争的失败摧毁了洋务运动的强国之梦，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程度大大加深。资产阶级维新派反思总结，认为“泰西之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政体之善也”。因此在培养人才方面，他们立足全面人才需求，着力培养农工商等多领域人才。梁启超曾指出“今之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之类，其不能得异才何也？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无几矣”。总结了洋务教育主要“病根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至精无自也” （参见迟维霞《论晚清政府教育变革中的人才培养模式》），体现出对扩大西学范畴，培养“多才”的教育思想。

1895年，李经方奉光绪帝命赴台湾，交接割让台湾事宜，此事使他对清政府产生了失望和怨愤情绪。五月初十，在办理完交接事宜当天，李经方离台，避居上海，不愿再进京复命。残酷的现实使他深刻地感受到政府的腐败、无能和落后，更让他明白单靠“实业救国”不行，因而也更加明确了要“教育救国”，通过办学培养各方面兴国人才的想法。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社会发生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历史潮流冲击下，光绪二十四年清帝下谕“改书院为学校”，“即将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并令“中西兼学，以广造就”。这对李经方后来的办学宗旨产生了直接影响。

3、新政实施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中华民族受到了来自外部世界的最残酷的挑战，《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完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摇摇欲坠的清政府迫于中外形势的巨变，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者开始推行新政。“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参见《孙中山全集》）。清政府把“兴学育才”放在显著位置，将“造就通才”作为教育培养目标，广设农工商兵学科“以广造就”；同时废除科举制度，颁布新学制。这为李经方办学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

李经方坚持开设广泛的中西课程，既带有洋务教育思想的深深烙印，又源于社会教育思想和培养人才目标的变化，而且有了培养“通才”的思想端倪。

（二）家庭教育对李经方办学思想的影响。

中国近代社会处于大转折大变革的时代，李鸿章的家庭教育也呈现“新旧杂陈、中西并举”的特点。期间社会精英群体以其独特的文化气质，承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观念，但也与传统家庭教育有所不同，能进一步突破传统。

在洋务运动之前，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里，李鸿章等时代精英就把西学纳入家庭教育之中，打破了传统家庭教育唯儒学独尊的局面。对国外社会和伦理观念，李鸿章比较开明，他认为“吾国自古相传之伦理曰五伦，此五者之纲纪在家庭封建时代拟可通行，然已不甚适当”，“大地交通，国家种族之竞争愈烈，故吾之伦理，愈不适应于当世，可吾国犹泥之”（参见周维立《清代四名人家书》），这是李鸿章家庭教育与其他士大夫不同的基础。李鸿章还在家庭教育中一改传统教育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的陈腐观念，让子女们树立工商立国、自强求富的意识。不仅如此，他还请白狄克教授李经方、李经述学习英语。清末外交官、曾国藩次子曾纪泽曾在日记中描写李经方学习外语的情形，“伯行聪慧绝人，从白狄克学英文，甫期年已通会，再加精进，必可涉览西书新报之属矣，伯行志意专笃，手操铅笔，口诵语规，孜孜不倦”（参见雷禄庆《李鸿章新传》）。白狄克原是美国驻天津领事馆参赞，因对李鸿章敬佩才为李做事。显然李经方既接受了系统的传统思想的教育，对于“忠孝”、“经史之学”是深入其骨髓，同时又能了解西方社会，放眼世界。

这样的家庭教育和求学过程，不仅为其从政打下坚实基础，而且对其后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延聘名师硕儒”的办学思想也产生很大影响。

（三）从政经历对李经方办学思想的影响。

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思想，以及兴办洋务的举动，对李经方的办学思想有很大影响。

李经方从1882年在江南乡试中举后留在北洋大臣衙门，襄办外交事宜，直至1895年办理割台，避居上海，前后共13年。这13年间，李经方随李鸿章经历过3件大事：1882年—1894年协助李鸿章办洋务、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签订中日《马关条约》、1895年遍访西方诸强国。在政治、外交、教育等方面，李鸿章对李经方影响甚大。期间，李经方两次担任驻外使节：1886年夏随驻英钦差大臣刘瑞芬赴英，担任参赞，1889年回国；1890年，以候补道出任出使日本大臣。

1882年，李经方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具体有以下6项事宜：“光绪八年二月筑旅顺船坞、光绪八年四月设商办织布局于上海、光绪十一年五月设武备堂于天津、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开办漠河金矿、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成军、光绪二十年五月设医学堂于天津”（參见梁启超《李鸿章传》）。

李经方一生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甲午海战失败后签下中日《马关条约》，以及1895年奉光绪帝命赴台湾，交接割让台湾事宜。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他多次劝父亲拥兵自立，但李鸿章不仅没有同意，而且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铁路大臣盛宣怀尽力维护东南各省的稳定，以防列强借口入侵。在随后奉命进京与八国联军谈判时，李鸿章出于对李经方的保护，将其留在上海，独自北上。

1895年，清政府派李鸿章为专使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继位大典。李经方随访，并与李鸿章共同参与《中俄密约》会谈签约。后李经方随李鸿章晋见德皇，递交国书，又访荷兰、比利时、法国，并到达英国，晋见英国女王，与英国政府谈判增加税收之事。最后，李鸿章、李经方等一行抵达美国纽约，会见美国总统克里夫兰。李经方在《随使欧美洲记》一文中写道，“将以外国之所长辅中国所不足，故于轮船铁路军械电线德之陆操英之水操考核特详”（参见《李袭侯遗集》）。这一系列外交活动，使李鸿章父子成为清末最具影响的外交家，同时也使李经方对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了更全面、更系统的了解。他深知科学技术的落后是国力衰弱的重要原因，因此后来在办学中开设算学、舆地、英文、博物、理化、理财、体操等西学课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由此可见，在1902年办学之前，李经方已是清末熟知西方列强的几个外交家之一，对当时经济发达、科技先进的强国都有较之于同僚更多了解和感受。参与《马关条约》的谈判和亲手割让台湾的惨痛经历，让李经方对当时弱国无外交有着更不同于一般人的切肤之痛。他多次对学生鲁望岩说，“大清朝一定要亡了，光复之日可待矣”，还劝他，“不要做官，要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因此，丁忧期间造福乡里、为国办学也是很自然的事了。再加上时代变化带来教育思想的变化，确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就不难理解了。

（四）时代教育价值观变化对李经方办学思想的影响。

在1901—1911年的10年新政时期，清政府在教育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其中具有重大突破性意义的举措是废除科举制。这是教育价值取向从求仕主义到国民主义的一次历史性转变，预示着官本位的封建政体的教育基础已发生了动摇。1902年张元济在《答友人问学堂事书》中，分析了当时求才主义的偏颇与落伍之处。1905年2月，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中也明确，教育“不在造就少数人才，而在造就多数之国民……令全国之民众无人不学”（参见《教育世界》第一百十九号，丙午年二月上旬第三期，文牍）。

这种否定求才求仕作为教育唯一取向的思想，使教育脱离科举轨道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自觉。“科举者，为一般仕宦人而设者也，学校者，陶铸全体国民得实地之生活而设者也”。这种改变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相吻合，也使教育从上流社会走向下层民众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教育非徒为上等社会而设者，必使负贩之夫，贾竖之子皆系学堂卒业之学生，而后教育可谓普及”（参见《强迫义务教育》，载《直隶教育杂志》第八期，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我国近代意义上的新式学堂是随着殖民者的入侵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逐步发展起来的。李经方深受影响，在办学方面也极为重视平民教育，“扶助清寒”成为其重要办学思想。

李经方办学思想的当代启示

（一）学校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在教师。

庐州中学堂之所以取得了丰硕的办学成果，根本原因在于能够“延聘名师硕儒”。正如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所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其实中学也是如此，只有名师荟萃，才有学校发展的底气和根基。

在办学条件日益改善的今天，学校不能只重其外，而忽视其内，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当然，还要能够让教师生活得有尊严，李经方不惜重金盖小楼给教师居住，正是把尊重教师落到了实处。

（二）学校发展要有开阔的国际视野。

庐州中学堂丰富的西学课程设置，在聘请外教上不惜重金，以及办学不久就能培养出鲁望岩等一批人才，与李经方办学伊始就着眼国际化密不可分。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学校切不可固步自封、安守一隅，而应该主动作为，积极寻求改变。

在理念更新、课程设置、管理改革上，学校要与国际化接轨，探寻国际经验本土化的特色发展之路，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人才。

（三）学校要承载教育扶贫的责任担当。

李经方“扶助清寒”的教育情怀，实则是晚清社会精英为改变国家命运的社会担当。在当今推进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过程中，学校应该积极作为，发挥人才培养在改变个人命运、家庭命运中的作用。

落实到具体层面，学校在做好国家贫困生补助工作的同时，还要在生活上多关心、心理上多沟通、精神上多鼓励，要把对落后地区的教育帮扶作为学校的责任担当，积极发挥辐射引领作用。

[作者系合肥市教育局副局长、中学特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