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研究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的关系，对我国全面推进供给侧改革，实现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两大国家宏观调控目标，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后的理论机理分析表明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存在多种相关性，且是间接联动。通过1978～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联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两者之间长期负相关，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对充分就业有一定拉动作用，但拉动程度不大，可通过提高劳动力的边际报酬增强拉动程度。促进失业劳动力再就业降低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带来的负效应，这一点极为重要，避免重现我国20世纪90年代经济结构调整下的经济增长与高失业率并存的局面。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良好的制度供给，有助于同时实现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

关键词 供给侧改革；经济增长；失业；边际报酬；劳动力再就业

[中图分类号]F1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8-0006-06

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关系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我国正在全面推进供给侧改革，促进经济增长，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我国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原因是我国人口基数大，劳动力要素结构性问题突出；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老龄且不适宜工作的人口增多；我国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不再，已有不少跨国公司从我国撤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和升级，使得劳动力需求下降；产业结构调整，会导致结构性失业，这些均会提高失业率。所以推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要通过调结构来促进经济增长，失业不可避免。客观经济情况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的关系：我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与失业是负相关吗？若答案是肯定的，則实现充分就业目标的根本出路是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尽可能地提高经济增长对充分就业的拉动程度。

根据奥肯定律，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负相关，是相互替代的关系，也说明了经济增长对充分就业有拉动作用。奥肯定律是在既定条件下得出的经验结论，外界条件发生变化，则奥肯定律就可能不再适用。国内已有研究表明奥肯定律在我国失灵，所以需要进一步验证我国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2016年我国供给侧改革要去产能，难免会有企业倒闭与失业；要去库存与降成本，经济面临结构性调整，也会提高失业率；去杠杆对企业来说能够筹到的钱较少，影响生产扩张，对就业有一定负效应；补短板可增加有效产品供给，有利于降低失业率，对生产要素供给而言，提高要素报酬，利于经济增长。所以从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来看，结构调整下的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事实上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并不一定是负相关，还可能正相关或无关。因此理论机理分析后，首先需要实证验证我国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联动关系，根据得出的实证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全面推进供给侧改革，同时实现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目标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一、文献综述

（一）经济增长与失业关系综述

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与失业关系的研究较多，但对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两者关系的研究不多，理论和实证的综合分析也非常有限。美国经济学家奥肯提出了奥肯定律：GDP增长若比潜在GDP增长快2%，则失业率下降1个百分点，两者反向变动。从奥肯定律中可以得出结论：要降低失业率，实际GDP增长应快于潜在GDP增长。经济衰退时，企业有员工在岗位上未失业，但并不工作；经济复苏时，这些隐性失业者产出增加，这使得产出增加百分比大于就业增加的百分比，即经济增长上升幅度大于失业率下降幅度[1]。奥肯定律反映了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之间的经验规则，反映了失业率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损失，两者是负相关的关系。周长才（2001）认为只要我国总失业中包括隐性失业，就存在一个稳定的奥肯关系，即经济增长与失业是负相关的[2]。在进行奥肯定律的实证验证时，通常只考虑经济增长和失业率，但显然这两者还有不少其他影响因素，故一旦外界条件发生改变，奥肯定律或无法成立。甚至国内有学者研究表明，奥肯定律所揭示的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之间的线性负相关性在中国并不存在，如罗润东（1999）认为在我国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在一定范围内变动的失业率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3]无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还是近几年发达国家如美国，均存在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正相关的现象。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是一种非对称形式。如林秀梅和王磊（2007）研究了1978～2004年我国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相关性是不同的。经济处于衰退期时，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负相关，即经济增长对充分就业有促进作用；若经济处于扩张期，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正相关，即经济增长不仅不会促进充分就业，反而会有替代作用[3]。

（二）供给侧改革综述

供给学派强调通过对供给进行调节来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代表人物有蒙代尔、拉弗、费尔德斯坦和埃文斯等。通常把蒙代尔看作是供给学派的先驱，拉弗的政策观点比较激进，费尔德斯坦和埃文斯的观点则比较温和，不同的供给学派代表人物所持的政策观点不同。供给学派重新对萨伊定律进行肯定，否定了凯恩斯的通过需求调控经济的观点，反对其提出的有效需求不足等主张。供给学派的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点：产出的增长由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与利用决定，生产要素中，资本要素极其重要，所以应鼓励储蓄和投资；十分强调市场机制对经济的自发调节作用；主张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现一国宏观调控目标；认为税收制度对生产要素供给与利用的作用不可忽视，经济行为主体重视的是去掉各项税收后的所得或利润净值，边际税率在累进税制下很重要；税率的多少会影响生产和税收，拉弗提出的拉弗曲线认为削减税收能促进产出增长，维持物价稳定，增加政府税收收入，纵然有财政赤字也将会被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的正效应抵消；政府支出的效率不高，应大幅减少公共支出等[4]。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与当时供给学派所处的西方的“滞涨”局面有很大不同，所以对供给学派的观点和政策主张只能合理地借鉴。供给侧改革旨在促进经济的长期持续健康增长，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会导致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显然，这种结构性减速也可能带来结构性失业。我国需要去库存、去产能和降成本的企业多数都是劳动力密集型，如果仅靠市场机制自身作用，失业率会提高，因此需要政府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制度供给[5]。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供给侧改革推进过程中，转型下的经济增长会带来失业。2015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6年要稳定经济增长，更要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故需要进一步研究经济增长与失业的关系。

二、理论机理

（一）经济增长与失业关系的理论机理

根据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发展实践，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自然资源以及技术等，劳动力要素的供给包括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企业家才能主要是企业家的管理水平和战略决策能力等，这里将其归入到劳动力的质量中去，而劳动力的质量主要包括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生产要素拥有者通过供给生产要素和产品得到收入。

两者关系的理论机理如图1，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是间接联动，这种间接性导致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目标之间有了多种可能。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经济增长和失业分属两个不同的市场。失业的基本决定条件之一是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情况，供大于求，失业率增加；反之亦然。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条件是产品市场中产品供给的数量、质量和产品的价值。有效供给越多，产品的价值实现越大，经济增长率相应也会越高。二是经济增长通常由GDP衡量，除了产出法，还可采用收入法和支出法。产出是所有生产要素拥有者投入生产要素后的总产出，而收入法也是所有生产要素拥有者通过生产等活动而获得的总收入。劳动力的报酬只是众多生产要素拥有者的收入中的一部分，劳动力的报酬高低直接影响劳动力的供需，进而影响失业率。劳动力的收入不能涵盖所有的生产要素拥有者的收入，其对以收入衡量的经济增长不是完全相关，而是部分相关，故由劳动力报酬直接影响的失业率无法单独直接衡量经济增长。三是失业和经济增长中间还有生产环节。不同的生产要素投入比例和多少决定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规模，进而影响产品产出。生产要素投入比例和多少影响劳动力的供需，产品产出影响经济增长，中间生产环节导致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间接联动。

（二）供给侧改革与宏观调控理论机理

如图2所示，供给侧包括制度供给、产品供给和生产要素供给，生产要素供给是产品供给的基础；需求侧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供给侧改革要促进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匹配，化解供需结构性矛盾，最终可以实现我国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宏观调控目标。生产要素供给是影响充分就业的前提条件之一，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有利于充分就业。通过核算生产要素拥有者的收入或产品产出值衡量经济增长，另需求侧的投资支出、消费支出、政府支出和我国的净出口是支出法计算GDP的基本要素。采用支出法衡量的GDP表明供需两侧对经濟增长是共同发挥作用的。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匹配影响物价稳定目标。产品供给大于需求，物价下跌，反之物价上涨；生产要素供给成本直接影响产品供给价格，一般情况下，成本与产品价格成正比；制度供给中的一些限价政策或补贴政策也会直接影响产品价格。出口需求主要影响国际收支平衡。政府的制度供给对供给侧改革成效非常重要，应根据产品供给、生产要素供给和供需匹配的反馈，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有效供给并减少供需错配。

四个宏观调控目标之间可能存在替代性，以结构调整或产业转型升级为主的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目标之间就可能是负相关的。故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的关系，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尽可能避免失业率增加等负效应。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说明

1978～2014年的所有相关数据均为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开发布的年度数据。经济增长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来衡量，以gdpz来表示，单位为%，是先按以1978年为基期的GDP指数折算后取GDP的实际值，后计算出各年的实际GDP增长率；失业情况以失业率衡量，表示为sylv，单位为%。若以gdpz为解释变量，sylv为被解释变量，则其系数值表示GDP增长率每变动1%，引起sylv变动百分之几。变量说明如表1。

（二）时间趋势分析

从图3可以看出，sylv和gdpz均没有稳定增长的态势，sylv先下降后有所上升，最后比较稳定。我国经济增长波动幅度较大，经济增长率不稳定。失业率除了1978年5.3%，1979年5.4%，其他年份均在5%以下。

从图4可以看出，2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值没有明显和稳定的长期增长趋势。

（三）相关性分析

从图5中可以看出两变量之间的关系虽然比较松散，但整体呈现反向相关的趋势，预示着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可能是负相关的，经济增长会对充分就业目标有拉动作用。

year为时间变量，“*”指通过了99%置信水平的相关性检验，表2显示3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不高，但在99%置信水平下，year和sylv、sylv与gdpz之间均显著相关，除了sylv与gdpz负相关外，其他均正相关，其中sylv和gdpz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909*。

（四）单位根检验

采用PP检验、ADF检验与DF-GLS检验三种方法检验单位根，三种检验法都显示sylv和gdpz存在单位根。一阶差分后，这两个变量均不存在单位根。

因符合一阶单整条件，故可检验协整关系，这里采用E-G两步法进行检验，结果见表3。

残差e的ADF检验值的绝对值是2.090，显著水平5%的临界值的绝对值为1.950，后者小于前者，残差序列通过了置信度为95%的平稳性检验，因此sylv与gdpz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五）格兰杰因果检验

这里用基于VAR模型的格兰杰检验法，最优滞后期确定为2期。检验结果如表4，相对来说，gdpz是sylv的格兰杰因。即经济增长率变动会引起失业率的相应变动，但失业率的变动未必会引起经济增长率的相应变动。

（六）模型检验

根据上述分析，建立下述模型方程：

d.sylv=α+β×d.sylv_lag+γ×d.gdpz+λ×wcxzt-1+μ

d.表示一阶差分，α、β、γ与λ均为系数，wcxzt-1是误差修正项，μ是误差扰动项。wcxzt=sylv+φ×gdpz+δ，φ和δ为系数。

对残差序列进行估计后，估计误差修正项方程，可得：φ=0.1011818，δ=-4.32321，故误差修正方程为：wcxzt =sylv+0.1011818×gdpz-4.32321，该方程衡量了sylv和gdpz的长期负相关的均衡关系。

最后估计模型方程，结果如表5，e_lag指e的一期滯后项。

F值是10.00，p值是0.0001，说明所建立的模型方程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整体显著。R2是0.4918，调整R2是0.4426，说明自变量可以反映被解释变量44.26%的变化，自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关系密切，自变量选择正确，d.sylv_lag和e_lag的解释能力较强。变量e_lag的系数非常显著，t值为-2.40，p值为0.023，和d.sylv负相关；d.sylv_lag的系数非常显著，t值为4.09，p值为0.000，和d.sylv正相关。d.gdpz的系数比较显著，p值为0.071，和d.sylv反相关。常数项_cons的系数不显著。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从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都是不平稳的，两者均没有稳定的长期增长趋势，经济增长率波动明显，失业率波动不明显。协整检验显示：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这说明这两个变量在长期中能够找到变动规律。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看：经济增长率是我国失业率的格兰杰因，而失业率不是前者的格兰杰因，故前者的变动会引起失业率的相应变动，但失业率的变动不一定会引起前者的相应变动。误差修正项方程wcxzt =sylv+0.1011818×gdpz-4.32321显示，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长期是反向变动的。讨论长期关系时wcxzt为0，则上述方程为sylv=-0.1011818×gdpz+4.32321，所以经济增长率的增加会引起失业率减少，反之亦然。从经济增长率作为解释变量的系数值上来看，长期关系下的系数值更大。虽然短期内两者也是反向变动关系，但这种反向变动的短期效应不如长期效应显著。模型整体的回归方程中，e_lag的系数是-0.11625，且比较显著，这说明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的长期均衡关系可有效平抑短期内两者之间的剧烈波动。所以1978～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对充分就业目标起到了拉动作用，短期内这种拉动作用不如长期明显。长期，经济增长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失业率减少0.1011818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的比例大于失业下降的比例，根据这一结论可以推算出城镇登记失业率。如1978～2014年我国GDP平均增长9.755698%，城镇登记失业率平均减少0.9871%。

（二）建议

1.提高劳动力的边际报酬

劳动力要素属于企业生产的可变成本，我国劳动力数量众多，短期内即可对劳动力数量做出调整。若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均保持不变，仅仅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则存在劳动力投入量和其他生产要素投入量的最佳组合比例，在该比例之前，追加劳动力，边际产量递增；在该比例之后，再继续追加劳动力投入量，生产要素投入组合会偏离最佳的组合比例，出现边际报酬递减。

上述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幅度大于失业率的变动幅度，劳动力数量增加的百分比大于产出增长的百分比，即出现了劳动力的边际报酬递减。提高劳动力的边际报酬，可以增强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存在隐性失业，隐性失业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一些劳动力虽然未失业，但没有实际产出。经济衰退时，企业普遍开工不足，隐性失业有所增加。经济繁荣时期，过于膨胀的就业也会出现人员臃肿的现象，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发展中国家，即出现了劳动力的边际报酬递减。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仍处于经济增长区间，经济并未进入衰退通道，故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隐性失业中的经济膨胀下的就业带来的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这种情况主要存在于我国的一些国企中，“僵而不死”，这些企业仍有不少劳动力虽就业，但没有实际的产出。占有资源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优势，是资源配置失当的表现，这种隐性失业给经济带来的负效应很大。对这种隐性失业，要提高劳动力的边际报酬，促进经济增长，需要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优胜劣汰，市场化经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自负盈亏，不要企业一亏损，就进行财政补贴；改革薪酬制度，改变国企中干不干活薪酬都一样的畸形薪酬制度，坚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分配原则。第二，劳动力投入量过多，已经偏离了劳动力投入量和其他生产要素投入量的最佳组合比例，出现了劳动力的边际报酬递减。首先可以调整其他生产要素投入量，如增加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投入量。其中自然资源的约束是硬性的，几乎无法突破；资本的投入量和技术投入量均有较大弹性，为此政府应把资本多引入到实体经济中去，采取担保、入股、低息贷款等形式，分担社会资本投入的风险，降低技术等创新成本；充分发挥技术等创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保证创新主体的创新收益。

2.促进失业劳动力再就业

本文所分析的失业率是城镇显性失业，不包括隐形失业，但实证分析结果仍显示出我国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是反相关的关系，说明我国增长对充分就业是有一定拉动作用的。但从实证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所引起的失业率下降幅度较小，即两者的负相关程度较小，可见经济增长对充分就业的拉动效果并不明显。

供给侧改革要调整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若三次产业之间相互协调且融合发展，则会增强经济增长对充分就业的拉动作用。三次产业快速发展，有效生产要素和产品供给增加，经济增长率加快；若三次产业以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为主，则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失业率降低，有助于实现充分就业目标，这也符合上述实证分析中验证的经济增长与失业反相关的结论。整体来看，1978～2014年我国仍以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为主；若我国三次产业转型升级向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转变，短期结构性失业率提高，然而长期来看，通过三次产业的升级，带动了与其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相关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增加，如果有良好的再就业教育，劳动力再就业的成本减低，失业率会显著下降。

所以在积极推动供给侧改革的同时，短期内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也要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宏观调控作用。结构性失业情况下，政府及时发挥主导作用，为失业劳动力提供必要的教育和培训服务，促进失业劳动力的再就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提高失业劳动力的再就业能力要比给予其货币形式的经济补偿成本更低。促进经济转型下失业劳动力再就业是极其重要的，应是政府制度供给的着力点，否则又会重蹈我国20世纪90年代经济结构调整下的，经济增长与高失业率并存的覆辙。事实也证明，市场机制在经济结构调整下的经济增长中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非常有限，因此需要政府“有形之手”助力。应尽量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或经济转型升级下的经济增长给我国就业问题带来的负效应，提高经济增长对充分就业的拉动作用，积极促进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再就业，这样才会有助于同时实现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这两个宏观调控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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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长才.经济增长与失业：奥肯定律在中国的存在性检验[J].学术研究，2001（12）：36-40.

[3] 林秀梅，王磊.我国经济增长与失业的非线性关系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6）：47-55.

[4] 杨丽君，邵军.新常态下德国工业4.0对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启示[J].现代经济探讨，2016（4）：10-14.

[5] 杨春学，杨新铭.供给侧改革逻辑的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6（4）：48-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