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兰

城市的发展必须依靠人才的内生动力，二线城市深知此理，陆续开出各种优惠政策，但不同政策对应的是不同的引才困境

“如果不是資料没带齐，估计几分钟就办好了。”7月20日，四川大学应届博士曾栌贤来到成都市公安局办证中心办理落户，因为差无房证明，她临时去补开了一份。让她意外的是，即使中途出现“插曲”，她还是在一个多小时内落户在川大集体户口上。

这一天，也是《成都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接受落户的首日，当天人才落户人数有356人，曾栌贤成为新政落户的第一人。

7月，成都推出“产业新政50条”，其中包括人才落户在内的多项人才新政。今年以来，不少二线城市开始“放大招”，出台了一揽子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比如长沙的“人才新政22条”、武汉的“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计划”、南京的“人才安居办法”、西安的“户籍新政”等。

城市的发展必须依靠人才的内生动力，二线城市深知此理，纷纷抛出橄榄枝。但此番多地密集出台的人才新政出于什么考量，又有何差异？对人才是否真有吸引力，又该如何持续发力呢？在这场人才争夺战中，二线城市能否拔得头筹，我们拭目以待。

引才“大礼包”都有些啥？

从今年2月到7月，西安、武汉、长沙、南京、成都等地陆续推出引才“大礼包”。记者梳理上述二线城市的相关政策，发现共有“三重礼”：户口、住房、补贴。

在落户政策上，二线城市对本科毕业生几乎敞开怀抱。6月1日，杭州将大学本科学历人才落户的年龄放宽至45岁，不过却要求往届毕业生提供1年及以上的在杭居住与社保证明。

相比之下，长沙与成都的诚意十足。长沙对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实行“零门槛”落户；成都除了本科及以上的学历要求外，还划定了45岁的年龄上限，所以不管你是应届生还是往届生，不管你有没有工作，都能落户。成都市公安局户籍和证件管理处处长高颖莉告诉记者：“省内户口迁移，当天就能拿到新户口。如果是省外户口，当天可以办好准迁证。”

武汉和西安更是放开了对大中专生的落户限制，广纳人才。毕业3年内，专科及以上毕业生均可在武汉落户；超过3年的，只要连续缴纳1年社保，也能落户江城。

住房福利也是重头戏。北京大学硕士生周翼南来成都的第一站是青年人才驿站，新政规定，外地来蓉应聘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可在青年人才驿站免费入住7天。作为新政受益者，周翼南说：“入住体验很不错，对像我这样的求职者而言，人才驿站是一个很好的过渡。”

除了青年人才驿站，成都还大规模建设人才公寓和产业新城配套住房等，对急需紧缺人才提供人才公寓租赁服务，满5年可按其贡献以不高于入住时的市场价格购买。

南京的“人才安居办法”主要是解决人才的住房问题，它把适用对象分为六类，既有高层次人才，又有中初级人才。这些人都可以享受购买共有产权房、拿购房补贴、住人才公寓和公租房、领租房补贴等不同待遇。

此外，南京还抛出了现金“大礼包”，对租房的高校毕业生进行补贴。今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硕士王海洋现就职于江苏广电，得益于此政策，他和室友租住的月租2800元的房子实际只需2000元。“这项政策将持续两年，能为我们节省不少钱。”

这些引才“大礼包”是否带来了连锁反应？从3月1日实行户籍新政的西安来看，仅3月到5月，落户西安的人数达64344人，同比增长49925人，增长了346%。根据猎聘大数据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17年第一季度人才净流入率的城市排名中，杭州、武汉、西安的排名均在北上广之前。这其中，或许就有各地引才新政的功劳。

不同“药方”对应不同“病灶”

如果把这些优惠政策看成“药方”，那必然存在“病灶”。开出的不同“药方”对应的是不同病症，不同政策对应的也是不同的引才困境。

今年1月初，一篇名为《一个陕北人落户西安的坎坷经历》的文章在网上流传。该文作者是一名硕士，在北京工作6年后举家搬到西安，当他申请落户时被一系列政策挡在门外。最终，他历时两年多、在多个部门之间奔波20余次后才落户成功。这篇文章引起很多人共鸣，也引起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的重视，他批示相关部门降低落户门槛，这才促成了西安“户籍新政”的诞生。

陕西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谢雨锋表示，西安以前的户籍制度一直饱受诟病，这和该市着力打造宽松、包容的城市环境相背离。这次的户籍新政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也利于更多企业前来投资兴业。

和西安不同，武汉的困境是留不住大学毕业生。武汉拥有80多所高校，130万在校大学生，但毕业后本地人才大量外流。比如2014年武汉的应届毕业生有30万，三分之二流向深圳等沿海地区。

为此，武汉提出了“5年留住100万大学生”的响亮口号，并实施“百万校友资智回汉工程”。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陈一新认为，应充分发挥武汉校友的作用，将校友招商作为招商引资的生力军。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东升、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作为武汉大学的校友被聘为招才顾问。陈东升受聘后，在美国演讲时向在场企业家推荐到武汉投资。

一些二线城市的人才政策，则是产业发展的需要。在成都“产业新政50条”的新闻发布会上，成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谢瑞武介绍，“新政的出台，是成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要求的一次创新探索，也是重塑经济地理、重构产业政策的重要顶层设计。”

值得关注的是，在成都新政出台期间，恰逢成都自贸试验区挂牌成立100天。自今年4月成立以来，区内新注册企业已达7608家。快速发展的企业同样求贤若渴，亟须引进人才。

而长沙的人才新政能引导人口快速流入，促进经济发展。根据《长沙市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年）》，长沙至2020年将实现千万级的人口规模。但2003年到2016年，长沙市常住人口从628万余人增长到764万余人，按此速度，难以达到上述目标。长沙对落户“零门槛”、对专业人才购买首套房放宽条件，不仅能让人口持续流入，还能进一步缓解老龄化问题，并拉动当地楼市发展，益处颇多。

一线城市的推力

人才新政的密集出台除了二线城市内在的拉力外，还包括一线城市外在的推力。

王海洋离开北京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房价太高。仅在去年，一线城市的房价普遍翻番，购买一套房子动辄好几百万或者上千万，有能力购买的人群越来越少。

除了房价“不友好”，一线城市落户政策的收紧也给了二线城市争夺人才的机会。近年来，北京进京指标逐步趋紧，2014年不突破1萬人，2015年引进高校毕业生的指标不超过9000人，2016年“只减不增”，今年外地生源进京落户指标将不超过9000人。上海亦然，从2015年起，流入人口持续转负，今年外地流入、无户籍的常驻人口已减少1.3万人。

两股合力之下，一些人才把目光投向了开放的二线城市。据2014-2016年京沪粤211高校就业质量报告显示，中国顶尖高校毕业生留京率逐年下降，北大从55.87%下降到46.22%，清华从51.7%下降到47.26%。今年一季度的用工需求量中，二线城市均同比增长60%以上，而一线城市的增幅是24%。

面对这场抢人争夺战，一线城市也开始回应。

先是上海。7月4日，上海公布了位于浦东新区张江和嘉定新城两处地块的出让信息，用途是“租赁住房”“只租不售”。3天后，上海公布《上海市住房发展“十三五”规划》，意指加大住房供给、发展租房市场。

紧接着，广州出台了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方案，并赋予承租人子女就近入学的权益，保障租购同权。

两地政策释放出一个信号，一线城市的住房市场正在往租赁市场转向。二线城市又该如何在这场角力中胜出？

选择成都的周翼南看中的是当地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在全国靠前，天府新区的城市规划又对他很有吸引力。选择南京的王海波同样看重行业发展，认为江苏广电在全国省级电台中极具竞争力。

“留住人才，还要创造最优的发展环境，打造一个有机融合、良性循环的产业生态链生态圈，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谢瑞武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话掷地有声。

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印杰认为，人才是否能留下取决于城市的特质，不仅要为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创业和发展环境，还应制定长期规划。“比如制定20年的城市发展规划，为他们展示未来的美好图景。”

人才来了，是否能留住，除了上得了户、住得上房、安得了家以外，还得为他们描绘一张城市发展的蓝图，许以一个可期的未来，让他们成得了事。（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海洋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