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今天全球化本身已经成为世界性公共品，而大国负有独特的责任来提供足够的公共品。尽管各国都可以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不同程度的利益，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能力维持全球化这一进程。

当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衰落到无法承担这一责任时，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却继续搭便车，由此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今天，因为美国的相對衰落，不能够再继续扮演领导者的作用，对全球化而言，就缺少了全球公共品的提供者。这种情况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忧世界会不会再次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是美国战后马歇尔计划的思想构建者之一。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性公共品的缺失。美国尽管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未能接替英国扮演的角色，结果导致了全球经济体系陷入衰退、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

在美国出现巨大困难的时候，人们的目光自然转移到中国。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它是否有意愿为提供全球公共品贡献自己的力量？

对中国来说，尽管继续引领全球化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但要担负起提供全球公共品的责任并不容易。问题并非在于中国是否有意愿，而在于要回答一系列问题：中国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提供国际公共品？如果不能单独提供，中国如何可以和其他国家一起提供？即使中国有意愿也有能力，那么其他国家会很容易接受中国的角色吗？

首先，尽管美国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单独维持世界体系，但它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军事强国。更重要的是美国要继续维持其霸权，千方百计地遏止中国的崛起。或者说，美国不愿意与中国分享更多的国际空间。

其次，中国尽管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仍是发展中国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提供全球公共品，其未来主要的精力仍要放在国内的发展上。

再者，中国和美国具有不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不仅美国，很多西方国家对中国没有足够的信任。

的确，今天西方面临巨大危机是中国提升自己国际话语权的一个机会。中国不能坐等他国的“邀请”，而是要主动出击，和国际自由经济秩序对接，抢占国际话语权的制高点。

中国和国际自由经济秩序进一步对接的话语和实践，至少要包括如下几个部分。

第一，接轨。这是中国的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和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接轨，并且获益于这个秩序。

第二，承担国际责任。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中拥有否决权的五个国家之一，在各个国际机构内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承担着越来越大的责任。

第三，改革和发展。中国意识到全球治理体系出现的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不过，解决不是要通过革命，而是要通过改革。改革是为了发展。

第四，创新与补充。中国不仅要改革现存国际治理体系，使之更可持续、更合理，而且要以自己的力量来继续发展和补充这个体系。

第五，中国也要在自己的方案里表明自己不会做什么。中国接受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的合理部分，但不会接受和重复不合理的部分。

这些年来，中国在和国际自由经济秩序接轨方面有了实质性的进步，和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的深度融合，不仅有助于中国本身的可持续发展与和平崛起，也有助于世界避免“金德尔伯格陷阱”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这是一件利己利人的事情。

（摘自《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