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专业课程教学中以课育德的理论建构

2017-08-23周勇刘新敖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7年8期

周勇+刘新敖

从根本上来说，音乐艺术是关于“人”的艺术。音乐艺术的呈现和确认，与人的情感、想象和价值密切关联，他人对于音乐艺术存在的直观感受、理性思索和审美阐释，无不影响着音乐艺术各个方面，音乐专业课程的教育活动，概莫能外。关于音乐专业课程的教育和改革，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在既有的大量研究中，研究者们大多从音乐专业的相关课程入手，来探究教学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现状并进而寻求解决的途径。显然，已有的研究，大多关注到了课程教学过程当中较为细致的要点，也提出了相应教学模式作为解决策略。但是也不能否认，如此把脉问诊当前音乐艺术的专业教学，不可避免地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嫌疑，因为准确认识到音乐是关乎“人”的艺术，是关乎人与人之间社会性关系的一种体验和审美行为。换句话说，音乐作为“人”的艺术与道德行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也是探讨音乐专业课程教学背后本质性、关键性和前提性的问题。所以，在社会和人类关怀的大视野中，在知识、技能和艺德的相互关联中来探究音乐专业课程教学，方能跳出传统教学模式的窠臼，实现艺术教育的本质目的。

一、在音乐个性培育中建构主体私德

古往今来的音乐艺术作品，无不是风格各异，特点突出，“对音乐个性的重视与遵循是音乐家历来的共识与追求。”音乐专业课程教学在遵循音乐美学的通用法则，传授音乐艺术的共通规则的同时，充分激发受教育者的艺术潜能和创造个性，在共性基础上实现艺术的创新、创造，无疑是音乐艺术教育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换个角度而言，立足于人类主体的角度来看，音乐的个性培育，就是要直面人类生存的精神状态，向学生敞开无垠的精神世界，利用各种可以发展的专业学习资源，激发学生主动探索音乐知识、结构和意义的形成，确立自己的发展目标，引领可以企及的未来生活。就此言之，音乐教育中的个性培育，本质上就是要从艺术的角度、在个体本质发展的角度，谋求对个体的、私人的恰当定位和客观认识。因此，音乐专业课程教学，在道德领域观之，实是建构主体私德的重要方式。

所谓私德，就是主体在以私人身份与他人的交往中、在私人领域行为中所体现出来、一种维护个体合法合理的私人利益的德性。中国音乐教育、乃至中国传统教育的文化语境，在儒学所奠定的伦理体系中，历来强调以私德为主导，并进而由私德的扩展到社会政治和公德领域。自先秦而来，儒家即看重音乐形式和内容的审美和教化作用，“尽善尽美”的艺术教育准则实则是伦理道德规范的视角，囊括建立于私德基础上的、通过艺术教育而实现的社会合理化。具体到当今音乐专业课程教学中，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音乐个性培育中主体私德建构。

一方面，通过音乐专业课程教学的审美认同明确个体责任伦理。孟子标举性善论，希望以个体自我德性的醒悟和修养，达成自我完善并最终实现社会的合理化，这一道德逻辑思路被后来的大儒们逐渐强化并成为贯之于传统艺术、政治及社会各领域的法则。撇开这种由个体而及社会的伦理政治模式不论，以此观之，音乐专业课程教学中以个体之“美”而通达个体之“善”，却是完全必然、必要的。教学活动中的审美认同，使学生作为主体得以确证自我，艺术审美感受的生成，使孟子及儒家大儒们所期待的那种德性醒悟和修养达成成为可能，至少在个体的意义上，个体对自我的意识、主体责任伦理的形成在音乐教学活动和审美感悟中成为一种自觉。另一方面，通过音乐专业课程教学的情感体验实现个体伦理关怀。不可否认，当代社会生活语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音乐专业课程教育教学面临着生活节奏加快、艺术消费碎片化风气的形成以及个体的多元消解等复杂环境，公共领域扩大意味着个体的安身立命、诗意栖居成为音乐艺术存在及其教育的重要责任。在此言说背景下，音乐专业课程教育理应紧紧抓住漂泊无依的精神个体，在情感的体验中，为私人精神和生活重塑伦理关怀，满足个体需求，亦适应时代变革。

二、在音乐价值传递中确立社会公德

当然，音乐专业课程教学中以个性培养为途径建构学生私德，并不只是培养、满足利己之心，如一味追求私利的话，必然会影响制约他人利益，与道德的本质背道而驰，而艺术教育正好相反，它是要在承认和保障个体私利的情况下——从艺术和人类本质的角度，是要在确证主体的前提下——以音乐价值的传递为导向，确立一种社会公德。在儒家思想被确立为主流道德价值形态的传统语境中，艺术和教育行为都被纳入到一种预设的、由个体而国家的家国政治伦理模式之中，私德是起点，私德公德很难得到区分，个体私德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极富政治色彩的社会公德。因此，当代音乐专业教育作为艺术教育的重要形式，其实承担着在主体角度区分公德与私德的重任。明确音乐艺术和音乐教育作为公共领域所展现的特性，正是音樂专业课程教育不可忽视的任务之一，因为这种展现“既可为我们亦可为他人所见所闻之物——构成了存在”，使他人对艺术的价值属性以及艺术活动者的德性、德行可见、可闻，也即使通过音乐专业课程的教学，使艺术价值以“善”的方式在公共领域得到传播，维护公共领域的道德存在。以价值的传递而确立社会公德，具体则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考察。

首先，通过音乐创作意识的引导，在音乐与自然关系中发掘自然价值，奠定形成社会公德的基础。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制度是要在自然、人和政治之间达成“和”的社会效益，以此达成私德与公德的协同，也即天人合一是理想境界。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天人合一的最高形式，是君子代替天地自然，个体私德暗合社会公德，一切都是自然而言。从音乐创作的角度来理解这种文化传统，这至少包涵几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创作主体面对生命本体的自然而然，使创作主体真正成为与自然同一的生命形式本身。在教育中对主体生命的尊重，将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本来就是教育的应有之义。当前，音乐创作教育过程中的科学化、精英化和专业化，遮蔽了音乐的多元价值，“音乐匠”取代了“完人”，“自然”的“人”的丧失并不是音乐专业课程教学的目的。二是在声音的感知和创造上，追求“人化自然”或“自然的人化”，把自然的声音当成艺术的源泉，把音乐音响当成自然声音的升华。如此，在音乐创作的教学和实践中，音乐艺术的自然属性得以拓展、开发和涵养，主体私德完善的基础上，为其完备人性的建构、社会公德的培育奠定了实然的基础。

其次，通过音乐表演潜能的激发，在音乐与自我关系中确证自我价值，塑造建构社会公德的主体。音乐表演是音乐专业课程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是音乐以艺术形态呈现的一种公共空间的生活形式。当现代生活中，公共空间挤压私人空间，个体的精神与灵魂寻求慰藉的领域日渐逼仄，因此，现代教育和现代艺术都不可能回避一系列问题：如何面对自我？如何成为自我？如何在他者面前表现自我？众所周知，“音乐教育围绕完备人性的建构与发展，由人的音乐性的涵养与传承所产生的一系列关系及其意义，就构成了音乐教育的价值关系体系及意义或价值。”而“人性的建构和发展”最为核心的环节，就是在处理与自我的关系中，发现并确证自我。就音乐专业课程教学而言，对于学生音乐表演潜能的激发，无疑是这种确认形成的最好方式。席勒就曾说过，人类从物质的游戏飞跃到审美的游戏，最为关键的环节在于自由形式的形成，而这种自由的艺术形式，来源于想象力的创造和确认。音乐表演范式的传承和创造，于内，是对自我的体认和确证，于外，则是以艺术方式呈现一种主体自我价值和生活方式，进而学会怎么与他人相互。换一种说法，“就是说，怎么样与‘生人相处，在‘公共空间中应该如何表现，什么才是对别人的尊重与自重，这些才是对我们的孩子们来说更为紧迫、也更为现实的‘公德教育，或者说成是‘如何在公共领域里与生人共处的生活方式教育”，这样，避免主体因公共空间的蔓延而导致主体的消解，塑造社会公德践行的自由主体。

再次，通过音乐受众群体的培育，在音乐与社会关系中弘扬社会价值，达成践行社会公德的目标。有研究者就指出，“在音乐教育中，音乐的产品（形式），过程（实践），形形色色的个人体验，以及这些体验在个人和社会中产生的效应（所指和情感），无不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相联系。”音乐专业学习者是最专业的受众群体，培养好这一受众群体，又能使这一群体发挥其音乐艺术接受和批评的引导功能，实现音乐艺术价值在社会中的传播。在更深层层面上，音乐作为一种审美艺术形式，从人与社会的视角来看，必然承载着某种特定的社会价值观念，正如美国音乐教育哲学家雷默（Bennett Reimer）所说，音乐不论是在以何种方式形成，以何种方式表现，以何种方式作用于受众，它都总是会存在于特定的信仰和价值之中，也就是说，音乐教育活动，总是与社会具有深刻的文化语境关联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虽不推崇传统儒家所主张的“德本艺末”的艺术教育理念，但是在当前公共领域发生结构转型的特殊社会时期，人与人之间交流日渐繁复，“公”的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迁的前提下，通过在音乐专业课程教学中，对于受众意识、接受与批评能力的培养，建构社会价值观念，达成社会公德的认同，是音乐专业课程教学之必然。

三、在音乐实践教学中发展职业道德

音乐专业课程教学是要通过学校教育，为社会提供专业人才，是音乐专业课程实践教学和整个教育行为由课内到课外，校内到校外的延伸。而职业道德就是道德修养的一种外化，是人们在其职业活动中所应遵循的道德准则，体现着某一社会职业的道德要求。“由于我们把音乐实践和教育首先视为实践，因此应提供一个概念。实践是基于社会的、复杂的、连贯的、合作的行为，随着时间的增长形成自己的道德规范体系。”音乐专业课程教学最终要落实到音乐实践活动之中，而音乐教育活动，在一定意义上则正是以实践为导向，并最终落实到职业活动之中，從而在这种连贯性的、复杂的行为中体现出道德修养、道德准则和道德行为。

首先，在课堂实践的环节培养职业道德意识。有研究者指出，在意义和价值的传播方面，音乐与数学、绘画、物理学及其他学科不同，其在传递意义过程中所使用的符号，不是对物体、概念和愿望的特定的所指。音乐课堂教学中的实践环节，包括创作练习、表演尝试及音乐批评等，都是在一种蕴藉丰富的能指中进行的，在其中，职业道德意识理应占据一席之地。众所周知，职业道德具有自律性和他律性，职业道德的自律就是从业主体的职务感和责任心；职业道德的他律就是由外而内促进主体道德的自觉与自主性。音乐艺术的审美属性和价值导向，总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逐渐影响人的，如此，在音乐专业课程教学中，音乐艺术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实现职业道德意识的建构：一是艺术作品本身的思想内容和形式感召力，因为艺术作为社会组织的形式，承担了组织和再组织的使命，透过艺术情感、形式的重新组织，社会关系、结构、以及时代和社会文化都得以体现，道德意识自然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二是教师职业精神和人格魅力的影响；三是学生作为接受主体自身的艺术和道德感悟，在上述因素影响下，在课堂实践环节，职业道德意识建构成为可能。

其次，在社会实践的环节践行职业行为规范。音乐专业课程教学的延伸，是音乐艺术审美和道德内容在职业角色塑造过程中的体现。王次炤先生就曾指出，中国传统音乐审美观中，是否认音乐形式美的独立意义的，因为音乐美必须与声音以外的其他内容相关联，也就是求“善”。所以，实现教学教育活动从校内到校外的拓展，就是通过实践教学，提前让学生适应职业身份并明确音乐美的“善”的内容。实践活动的推进，体验的深入和规范齐头并进，使“已道制欲”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体认，如此，既得以“乐心”，又得以“道志”，“美善相乐”，职业角色确立的同时，音乐艺术之美、之乐，也得以实现。

综上所述，音乐专业课程教学“以课育德”是一个复杂的联动过程，它既是艺术本质的凸显，也关涉传统艺术精神的现代表现；既涉及到主体的自我体认与发展，也涉及到社会群体的理想与价值。如此来看，音乐专业课程教学“以课育德”，于内，是要以艺术教育的方式，让人们学会幸福地生活；于外，则是要在主体德性建构的基础上，实现社会道德的完美和进步，因为优秀和严肃的艺术工作者，“总是假设优美和崇高才是公众对艺术永恒的需求，并以此为目标不断追求，以求满足公众的真正需求”，这样，方能说是达成了教育目标。

参考文献

[1] 廖家骅.音乐的共性与个性[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89-94.

[2] 姜宝君，尹爱青.关于开放式音乐教学策略的研究：从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维度[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219-222.

[3] 张建英，罗承选，胡耀忠. 论私德建设的困境与出路：传统与现代的视阈融合[J].江西社会科学，2011（3）：52-56.

[4] 田超. 公德、私德的分离与公共理性建构的二重性：以梁启超、李泽厚的观点为参照[J].道德与文明，2013（3）：28-34.

[5] 吴琪. 先秦儒家音乐形式论对道德心的培养[J]. 《文艺评论》，？2014（2）：85-90

[6] 戚务念，温海燕. 私德教育：当代道德教育的必然內容[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5（2）：41-43.

[7] [美]汉娜·阿伦特著，竺乾威等译.人的条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8.

[8] 龚群.论公共领域与公德[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1）：86-91.

[9] 余敏. 论音乐教育的多元价值：内涵、问题与对策[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122-127.

[10] 张业茂.音乐教育价值的“三重关系”及内在一致性[J].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2011（3）：118-126.

[11] [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A].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2卷[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