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摘 要：雄安新区需建成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其出发点是要解决“大城市病”；雄安新区是我国引领和示范城市结构发展演变的一种创新。雄安新区要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和开放引领战略；要构建区域性统一市场和思想自由交流市场；要从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明确自身功能定位，制定合理的發展政策。雄安新区可以借鉴日本筑波科学城的经验。

关键词：雄安新区；京津冀协同发展；创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7）04-0006-05

2017年4月20日，由南开大学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创新中心、河北经贸大学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南开大学区域政策研究中心与区域经济应用实验室承办的“雄安新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理论及政策”高端论坛在南开大学举行。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刘秉镰主持开幕式。

开幕式上，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致欢迎辞，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武义青代表主办单位致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河北经贸大学等18家科研院所与高校的专家学者作了主题演讲。围绕雄安新区建设发展主题，本刊2017年第3期已发表肖金成、郭克莎、陆军、刘秉镰、殷存毅、田学斌、张贵、周密等专家的发言，本期发表孙久文、彭建强、洪俊杰、赵作权、江曼琦、白雪洁等专家的发言，为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提供学术思考和政策建议。

建设治理“大城市病”的经典之城

孙久文

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是雄安新区的一个重要功能定位。从这个定位出发，就是要解决“大城市病”。

（一）“大城市病”的具体表现

“大城市病”主要表现如下：人口膨胀；住房紧张，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很多贫民窟；交通拥堵，一个城市的交通拥堵令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达到GDP的2%；环境恶化，其对GDP的影响在1%～5%；资源短缺，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全世界大多数城市都存在水资源短缺。而北京的住房问题、交通问题、空气污染问题、水资源问题等“大城市病”已经很严重，这与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二）治理“大城市病”的主要方式

治理“大城市病”不能让城市无休止的向外平铺，铺出去越大带来的弊端就会越多。国际上治理“大城市病”的途径很多，一些有代表性的城市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比如伦敦的紧凑网络、巴黎的多中心、纽约向郊区疏解、莫斯科建设新城等方式。在此重点介绍伦敦的紧凑网络方式。20世纪20年代，伦敦在周边建造了一些卫星城。但现在伦敦在造城方面十分谨慎，由于面临人口减少的问题，就把原有的一些东西更加紧凑地向一个地方聚集，不再造更多的新城，仅对现有的交通网络和设施进行精细化的补充和完善。而北京治理“大城市病”，需要集中疏解和建设反磁力中心。

（三）雄安新城的建设思路

雄安新区一方面要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另一方面还要进行新城建设。雄安新城的建设思路如下：

1. 既然北京的“大城市病”主要是由城市的单中心所造成的，雄安新城可以采取多中心的城市空间规划。也就是说，雄安新城应该按照组团式的组合型城市进行建设，不一定非要建造一个城，然后有100万、200万或三五百万人口。如果雄安新城是一个单中心，还有可能会形成“大城市病”；应该从一开始就避免它，建成几个组团，一个组团三五十万人到一二百万人就不会有太大问题。

2. 建设海绵城市。目前整个华北平原都十分缺水，把雄安新城建设成海绵城市是非常必要的。白洋淀虽然是“一盆水”，但不能作为城市生活用水，只是景观用水。如果用南水北调的水来解决雄安新城的用水，存在困难；南水北调中线全程通水以后，汉江下游已经出现了一些枯竭现象。所以，把雄安新城建设成为一个海绵城市、一个节水型城市，是很有必要的。

3. 建设紧凑型新城。雄安新城不能“摊大饼”，不能建成高楼林立的城市。雄安新城应建成一种紧凑型，同时还应该是一个“树比较高、楼比较矮”的景观城市。

4. 建设中国文化特色新城。雄安新城位于华北平原的中心地带，燕赵文化是其主旋律。所以应该从历史文化角度建设一个按照城市发展规律建设的新城，使其最大可能地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和河北地域文化，最大可能地注入现代科技创新要素，最大可能地避免现代城市发展中的“大城市病”。

雄安新区的创新涵义

彭建强

雄安新区的总定位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雄安新区的创新涵义，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雄安新区引领城市结构发展的创新

雄安新区是我国引领和示范城市结构发展演变的一种创新。过去二三十年，我国城镇规模快速扩张，并表现出两种态势：一是大量单体城市就地、就近建设新区，或原有建成区四围向外扩张；二是空间距离上比较近的一些城市，随着单体扩张相向靠拢形成联体。单体城市规模扩张和城市之间的建成区联体，如果扩张过度，加之功能分区和布局不合理，必然带来“城市病”。雄安新区改变了过去城市扩张的方式，这种创新就是“跳出去”建新城，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雄安新区引领城市结构发展的创新，就是由单中心的“摊大饼”向着将来可以多城区、多板块、功能互补的方式发展。

（二）雄安新区是创新之城

雄安新区前期建设需要政府的投入，但未来的发展一定要靠自身的活力，必须要有特色经济效益。“绿色生态宜居”的定位特点，要求雄安新区必须是以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为支撑的高端高新产业和新经济的聚集区，这样既保护生态环境又创造高附加值的经济效益。除了一些行政事业单位以外，北京的一些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等也要搬迁到雄安新区，这些都是创新主体。雄安可以依托人才、知识、技术和金融等创新要素，来实现特色经济效益的目标。我们预期，雄安新区将成为以创造和输出知识、技术为支撑的创新中心；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创新中心，至少是这个创新中心的一部分。

（三）雄安新区是现代化城市示范

雄安新区是体现绿色、智慧、人文特色的全新现代化城市示范。这表现在多方面，既表现在城市建设的技术和硬件方面，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各方面条件都非常优越、非常现代化；也表现在制度和软件方面的一系列體制机制创新、政策创新、城市管理创新，包括房地产管控、城市管理方面都是一种新的示范。特别是在打造绿色生态环境方面，雄安新区将有非常突出的表现。

（四）雄安新区是京津冀融合发展的创新突破

雄安新区在功能上是首都关联城市，在行政隶属关系上叫河北雄安新区。这就使得在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镶嵌结构。“物理”上的镶嵌结构会带来政策上的一些融合，这必将触发和促进区域政策分割矛盾的破解并进而引领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政策突破；这些融合发展政策的突破和创新，必将走向更高层次的区域协同。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这还将助推和引领更大范围内的统筹协调、和谐共享；并通过以调整既有利益关系格局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来践行新发展理念。

（五）雄安新区是京津冀区域的增长极

深圳和浦东都是沿海开放的增长极，天津的滨海新区也是沿海开放的增长极；但中国北方应该拥有一个内生内化的增长极，雄安新区将承担起这一新增长极的重任。雄安的出现调整了传统增长极的一些功能属性，沿海增长极更多利用自然地理的因素，雄安增长极更多利用政策人文和创新的因素。雄安新区对河北省乃至京津冀区域原有的要素配置和生产力布局将形成重要的影响。雄安新区是京津冀区域的增长极，具有弥合区域内发展差距，提升河北发展水平，实现京津冀区域整体发展和提升的作用。

内外兼修促进雄安新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洪俊杰

中央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实现雄安新区的历史使命需要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关键在于内外兼修，“内”就是落实好创新驱动战略，“外”就是做好开放引领战略。

（一）做好创新人才的集聚

创新要素主要由人才、资金、技术和资源构成，最重要的是高层次人才，它是产业创新中最具能动性的要素。美国的硅谷经验和印度的班加罗尔经验都表明，高层次人才的集聚效应是很强的；越高层次的人才对周围环境的敏感性越强，空气要好、生活品质要高、创新和创业的环境要一流等，这都是高层次人才所追求和要求的。雄安新区如何在零基础上把集聚高层次人才所需要的条件打造好，面临重要的挑战。

（二）拓宽创新资金的渠道

融资难是创业型新兴企业发展的一个瓶颈。对雄安新区来说，应大力发展创新创业投资，鼓励产学研三方的联合资金投入，鼓励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等的发展；同时，建立完善的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加速成果孵化转化，建设产城融合的创新型引领区等，形成合力促进创新产业的发展。

（三）解决创新链上的瓶颈

创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是一个链而不是一个点。关键创新一般要经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中试和商品化等环节，需要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共同参与才能完成；特别是其中的应用研究、中试和商品化是技术转化非常重要的环节。我国的中试力量非常薄弱，国际上的科研与中试的投入比例是1∶10，而我国科研院所中这个比例还不到1∶1。中试力量的不足直接影响到后续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导致我国创新链存在非常严重的梗阻现象。

北京是创新中心，但创新成果对周边的辐射不足，大量成果并没有投入到天津和河北，原因之一就是在京津冀地区存在严重的创新链梗阻现象。雄安新区应在中试环节下功夫，为完善地区创新链贡献力量就需要改革科研机构体制，建立一批新型应用技术研发机构；改革科技项目管理体制，建立市场导向的项目管理制度；建立创新辐射中心，建设专业第三方中试平台；鼓励各类资金投向中试，政策性风投应该向早期研发投入，成立专业的中试基金；政府和社会共同投资，建立风险收益共担机制。

（四）加大服务业开放步伐

雄安新区应积极探索政府管理模式创新，形成与国际贸易投资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创新体系。雄安新区可以申请服务业的开放试点，先行先试，加大对服务业外资的开放。一旦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达成协议，对我国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服务业开放的压力测试可以在雄安新区率先进行，这是由雄安新区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所决定。雄安新区可以通过压力测试为我国探索服务业开放的次序及其影响，并进行相适应的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模式的创新，对我国实现更高层次、更宽领域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出贡献。

雄安新区的发展构想

赵作权

雄安新区是负有特殊使命的地方，它是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寻求主动发展、追求卓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一）雄安新区需要创新发展

根据国家政策定位，雄安新区要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从全球最佳创新园区发展经验来看，一个地区崛起成为全球创新中心要有领袖的作用，领袖承诺长期推动该地区的发展；通过强有力的领导建立创业者、研究者、投资家的一个网络；发挥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的共同作用；建立桥梁性的制度，如建立技术理事会。雄安新区的发展要根植于创新，需要从创新园区向创新集群、创新网络、创新生态系统转变。

（二）雄安新区需要培养科技人才

国外的创新园区常常围绕大学或国家实验室建立起来，比如“硅谷”有斯坦福大学；北卡三角研究园被杜克大学、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所环绕；波士顿128号公路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所以，雄安新区一定要建立自己的大学，培养造就一批不一样的人才；建立容许人才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发挥天才的作用。

（三）雄安新区需要重视网络组织的作用

网络是除政府和市场之外推动国家发展的“第三只手”。它具有与政府和市场不一样的驱动创新发展的机制，网络的驱动机制不是靠权力也不是靠利润，而是靠信任，靠思想和行为上的一致性，靠共同努力和合作。网络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桥梁，它能够促进竞争地区之间的合作，竞争企业之间的合作，竞争者之间的合作，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雄安新区的发展要重视网络组织的联动作用。

（四）雄安新区需要构建两个市场

雄安新区需要构建两个市场，一个是区域性统一市场，另一个是思想自由交流市场。我国目前发展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全国市场没有统一，大量经济学文献研究证明统一市场对国家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雄安新区应构建公平竞争、开放有序的區域性统一市场。此外，思想自由交流市场应保障思想交流自由，尊重专业化精神、个人兴趣和意愿，培育追求卓越和乐于合作的文化。构建有效的思想自由交流的市场，才能发挥智库的作用，有利于促进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和医疗体制改革，这些对雄安新区的崛起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思想自由交流的市场，很多重大改革举措都非常难以推进，因此有必要加强对思想自由交流市场的顶层制度设计。

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看雄安新区的

定位与发展策略

江曼琦

雄安新区建设需要从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中明确自身功能定位，制定合理的发展政策。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其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治理北京“大城市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首要任务。

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国际交往以及科技创新中心，哪些产业应该疏解？雄安新区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又应该承载哪些产业？北京一般性的制造业、一般性的服务业（物流基地、批发市场）、部分公共服务业、部分行政事业单位在疏解方面已经有很大的力度，但对人口的疏解仍很有限。北京是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其中高科技产业、科技服务业是北京市的核心产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可以看作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是未来产业疏解的重点。国家提出，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通过承接北京高科技产业与科技服务业，建设成为中国乃至全球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与科技新城，支撑起中国未来科技发展，才能最大发挥其作用。因此，雄安新区的发展定位应该是建设成中国领先且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在国际上，科技新城发展主要包括两种机制，分别是政府驱动型和市场力量主导型，成功典范有日本的筑波科技城、美国的加州尔湾等。筑波科技城是以基础研究为主，大部分的研究很难得到市场的支持，主要通过中央政府财政扶持来建立国家级研究中心。由于前期与东京的交通不太顺畅，对东京人口压力缓解力度有限；在政府驱动下，其投资与产出效率不高。尔湾是市场力量主导形成的科技城，城市发展中注重构建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便捷交通和完善市场化的运作机制，使尔湾更加生机勃勃。

雄安新区的发展应有选择地吸引相关的企业和机构在雄安聚集，但不是“大杂烩”的聚集。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目标的引领下，雄安新区的发展要研究科技企业、机构的工作需求和科技服务人员的生活需求，不断完善配套的生产和生活环境。雄安新区的发展，单纯地依靠政府驱动或市场主导都会存在一些问题；应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推动，通过总体规划、政策支持和市场引导，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优化创新创业环境，不断吸纳和集聚京津及全国创新要素资源，将其建设成集技术研发、转移交易、成果孵化转化的京津冀协同创新高地和重要平台，并最终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日本筑波科学城的发展对雄安新区

建设的启示

白雪洁

1963年日本动议建设筑波科学城，其初衷有两个，一个是振兴科学技术，充实高等教育，实现技术立国；另一个是缓解东京都市圈的生态和社会发展压力。

从动议至今的五十多年，筑波科学城的建设发展大致经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3—1973年的初创期，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用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规划、立法，东京教育大学由东京迁往筑波并新成立筑波大学，设立首个国家级无机材料研究所等。第二阶段是1973—1989年的发展期，以1985年成功举办筑波国际科学技术博览会而令世人瞩目。这一阶段，一些来自日本国内外的质疑开始出现。第三阶段是1989—2010年的再创期，再创计划包括行政区划与空间规划的调整，特别推动了区域内的大学和国家级研究机构的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2011年开始迈入第四个阶段，围绕着建设国际战略综合特区进行一系列改革。

回顾五十多年来筑波的发展，呈现六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功能分区非常清晰，主要是两大类，即研究学园地区，以大学、研究机构为主，周边开发地区，是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落地区；二是高密度的国有科研机构的聚集，最多的时候聚集了46家国有大学和科研机构，经过行政法人化改革的组织机构调整，目前还有33家；三是民营研究机构和企业的聚集度更高，有250多家，既有大企业的研究部门、研究所等，也有独立的民营研究机构，按产业大体分为六七个区；四是逐步探讨确立产学研创新体系，从相对封闭走向开放和国际化；五是创造了生态舒适安全的城市空间；六是筑波科学城的建设运营由多方主体参与，上到首相，下到第三方的民营公司，各司其职。

有关筑波科学城的发展成就与问题，众说纷纭。任何评判都需要标准，对筑波科学城的建设成就与问题的评判同样需要一个标准。如果从是否实现建设初衷来讲，第一个建设初衷应该说是基本实现，筑波科学城成为日本各种类型、各种背景官产学研等机构的聚集地，是日本将近40%国家科研经费的使用地，也是日本最活跃的国际学术科研交流活动的据点。但在疏解首都圈的人口压力方面，与其建设初衷还有差距，研究学园地区和周边开发地区的较大发展落差；与硅谷相比，筑波科学城的GDP产出能力不强，创新活跃度相对较低。

雄安新区的建设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没有一个可以遵循的“样板”。日本筑波科学城的建设发展对雄安新区有何借鉴意义？ 第一，定位决定它的发展方向，必须要给予其明确的定位，至少在短期内，不能既要GDP又要创新驱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第二，雄安新区的建设如何在法制的保障下发挥规划先行和引领作用，值得深思；第三，政府先期引导作用如何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零基础平地起的新区建设脱离不开政府的作用，如果不能尽早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面临持续发展动力和活力不足的问题；第四，如果疏解首都北京的人口是雄安新区的一项重要职能，那么先期的城市功能、城市圈布局、轨道交通体系的建设等都必须考虑如何吸引和留住人口，过于便捷的交通可能催生大量的通勤族；第五，城市开放创新是筑波科学城未来要走的路，而雄安新区从建设伊始就需要认真思考，努力探索一条创新驱动的开放发展之路。

（本文由王冬年根据专家发言整理并经作者本人审阅）

责任编辑：王冬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