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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陶渊明对“宋初三体”诗创作的影响

2017-08-22蔡龙威

求是学刊 2017年4期

摘 要:历来论者言及陶渊明在宋代的影响,多以梅尧臣始。然细察史料可知:梅尧臣前的宋初六十年,以“宋初三体”为代表之文人,就已开始接受陶渊明之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宋初三体”对陶渊明诗风和人格的不同解读,使宋初诗坛呈现丰富多彩的面貌,这为宋代乃至宋代以后的各朝诗歌稳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白体诗师法陶渊明之吏隐态度,提倡知足保和、洁身自高的“中隐”态度,在诗作中表现为言行不一;晚唐体学习其洁身自好、情趣高雅的隐士之风,以不恋尘俗的隐士形象追求“小隐”的境界,使心灵与行为合一;西昆体对陶渊明的偶尔标举,主要是一种附庸风雅,其欲兼得仕禄与隐名之投机心态,可称之为“大隐”。

关键词:陶渊明;白体;晚唐体;西昆体

作者简介:蔡龙威,男,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4-0129-06

宋初重文抑武,文官治理国家。《宋史·文苑传序》曰:“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橅,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1](P12997)与此同时,宋代统治者所建立的中央政治的高度集权属性对文人的束缚和抑制也是空前的。明显的例证就是在唐代科举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科考的内容,将对儒家典籍的阐发和运用作为考试的唯一内容和录用的唯一标准,这对士人自由思想的表达和人格的独立产生了极大的压抑和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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