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昕月

摘 要：从公众理解科学传播模型到公众参与模型，随着时代的变迁，科学越来越多的渗透到社会生活领域，人们期望更多地了解科学，科学也希望得到公众的支持。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发现公众与科学家并没有形成良好的对话，如国内的转基因争论和国外壳牌公司放弃石油平台的争论，本文通过分析公众理解科学模型与公众参与科学模型中的问题，结合移动互联网的传播特点，并以期完善民主参与科学传播模型，使公众与科学家形成更具实质意义的对话。

关键词：公众理解科学；公众参与科学；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7-0053-03

从古至今，科学普及活动由来已久，西方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就向公众论述过尼罗河水冲积的相关地质学普及，哥白尼针对一般大众撰写的《天体运行论》，到现代则是霍金的科普著作《时间简史》，每个时代的科学家似乎都自觉地肩负向公众普及科学、谈论自己的工作这样的光荣传统。本文将结合网络媒体的发展，将科学传播的民主参与模型纳入新媒体的传播特点中，发挥新媒体在民主参与模型中的巨大潜力，使公众与科学家形成更具实质意义的对话。

一、公众理解科学与公众参与科学的社会实践

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引发了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并成立了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其核心是向公众广泛地普及科学知识。越多的人了解科学，公众则更能支持科学事业，这种思维隐含的价值观念就是，科学总是好的、客观的，公众是无知的，公众需要增进自己的科学知识才能形成更好的专业决策。

因此从本质上说，公众理解科学运动是一种单向传播活动。科学家是信源，外行人是这些专业信息的接受者，记者和相关媒体则是传播的中介。但由科學家教育公众来理解科学的方式，越来越难以缓解公众对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健康和环境危害的担忧。最典型的例子是壳牌石油公司放弃布兰特钻油平台事件。1995年，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者们登上距苏格兰东北海岸250英里的一个油井，称壳牌公司企图废弃该油井并将其沉入大西洋，而该油井上共有2.7万吨铅、锌等放射性物质，这种做法必然会危及海洋生物。但壳牌公司一直向公众阐明将油井沉入大西洋的处理方式是合理的，其方法会比在陆地上销毁油井更安全。他们提供了大量、完整的科学依据来支持其决定，包括咨询相关的海洋环境学家。但最终壳牌公司还是向绿色和平组织低头，决定不将其沉入深海。后来，绿色和平组织的主席劳德公开承认该组织在检查油罐污染物中出现失误，过分夸大了潜在的污染威胁。

实际上，这场科学辩论已经不再是科学事实范畴中的正确或错误，而进入到社会德道层面。《自然》杂志评论“绿色和平组织最成功的论点是，再多的科学论证也不能让海洋在任何情况下成为有毒物质的垃圾场。”

科学的不确定性引发的争议，以及横亘在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知识鸿沟，公众需要改变自身被动接受者的地位，才能真正拉进与科学的距离，形成较为科学的专业判断。公众参与模型就在于达成公众、科学和政府的平等交流，以期形成有效的科学传播。

但公众参与模型的推广，并不意味着公众自此可以一帆风顺的参与科学进程。科学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仍旧存在，公众和科学家之间的知识鸿沟仍难以忽视，2013年9月，崔永元与方舟子展开了一场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的微博争论。崔永元赴美进行的转基因纪录片在3天内收到19000点赞，在10157条评论中，90%以上支持崔永元进而质疑转基因，并表达了对转基因风险的担忧[1]。在这场争论中，公众一边倒的站在了挑战科学的一方。

如何解释壳牌公司的科学普及活动的失败，以及具有公众参与特征的转基因争论，其实践的结果往往并不理想呢？这需要我们考察公众理解科学以及公众参与科学模型的问题及成因，才能在新媒体环境下找到更好的解决方式。

二、传统科学传播模型存在的问题

（一）科学风险加剧，公众产生信任危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在享受技术产生益处的同时，也承担着技术带来的风险。比如能源资源，核电站是一种新型能源，但核电站周边的住户却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我们正在进入风险社会，传统社会的风险和现代社会的风险聚集在一起，形成共生高发期。

在风险社会中，公众的知识量只是其支持和理解科学的因素之一，而公众是否信任科学才是其核心要素。若公众信任科学，可以使部分公众跨越理解科学的困难，弥补公众和科学家因知识差距而带来的交流障碍，使理解和知识变得多余。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在当下由陌生人构成的社会中，我们并不了解他人，但当我们选择去相信他人不会攻击我们时，他们是陌生人这个问题就不重要了，任何关于他人的信息都是多余的。但当信任崩溃，我们会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应对遇到的陌生人。因此对科学来说，公众是否信任科学才是公众面对诸多风险和不可知的后果时，选择是否支持和理解科学的关键。

（二）以科学为中心的传统模式和形式上的互动

就科学自身而言，公众理解科学模型是以科学为信源的单向传播，这种将科学神圣化、公众问题化的传播，使科学无法反省自身存在的问题。布莱恩·温认为科学本身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科学与政府的共谋理论，科学与政府关系密切，在面对公众和政府利益时，总习惯性地站在政府一边；二是科学同社会生活越来越远的自大理论，相比实践中的地方经验，科学理论本身存在局限性。

另一方面，就公众来说，公众的无知被当成科学传播的问题所在，以科学的绝对优越地位和受众茫然无知的劣等地位，公众与科学无法产生平等对话。

在科学风险加剧的情况下，公众意识到承担科学风险的除了参与科学决策的科学家，也同自身息息相关。因此公众要求实现参与科学决策的权利，形成平等对话。新媒体提供了交流的平台，网络传播去中心化的同时，也加剧了网络大V等意见领袖的话语权。在黄金大米的微博传播中，意见双方都是各说各话，公众兴趣转瞬即逝，很难进行有效的对话和沟通[2]。

（三）新闻语言和非正统的力量

媒体在传递和构建公众议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力量。在公众理解科学中，媒体作为科学家和受众的中介存在，在公众参与科学中，新媒体的发展是一种技术赋权，使公众拥有与科学平等对话的权利。但新闻并非完全客观中立，作为一种框架，新闻能影响受众的认知。新闻语言是直接、积极、主动的，而科学语言是谨慎的。新闻会将最重要的信息突出，而将其他条件和细节放至文末。为了吸引受众注意，新闻也会删掉科学语言中的限制，这样会使科学新闻比科学家实际上所认为的更确定。

对于那些没能在同行评议的文献中成功发表作品的传统科学家来说，大众媒体可以提供一个传播窗口。但这些文章并不能作为确定可靠的新闻来源，若非正统在一篇报道中作为反对专业科研机构的异见出现，往往会激发公众对他们的同情，因为公众更容易相信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在一篇拥有各方意见的争论性报道中，公众会以为他们站在同一个水平上。就业余和非正统来说，我们看不到的是，一位科学家代表科学界多数人的意见，而另一个只代表他自己的观点[3]。

（四）政治力量的干涉

面对公众对某项科学项目的质疑，政府除了召开新闻发布会、专家座谈会外，还会使用政治力量进行干预。如在广东茂名的PX项目中，政府一方面召开了参与性的座谈会，但另一方面则采取措施，强迫石化企业职工家属和当地在校师生等群体支持该项目。由于这些强制性力量的干预和权力的傲慢，引发了公众的强烈抵触。

三、传统科学传播模型的问题成因

（一）受众心理因素：体制性信任的丧失

对于有风险的科学项目，受众对科学机构和政府管理的信任被称为“体制性信任”，公众会因为对这些公共机构的信任而选择接受风险。在崔永元和方舟子的争论中，崔永元、田松和其他转基因反对者，致力于消解民众对转基因科學家和相关政府机构的信任，从而增加人们对转基因的风险感知，进而形成抵制转基因的态度[4]。在风险传播中，这种体制性信任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公众信任科学家和政府管控风险的能力，二是政府和科学机构保护并管控风险的意愿。

另一方面，转基因反对者对政府农业部和转基因科学家作为利益共同体的刻画，以及他们欺骗民众为谋求私利的不道德形象，使公众对他们产生极大的道德疑虑。这样一来，无论其管控能力如何，公众也不会相信政府和科学机构有管控风险的意愿。这种因利益的不同而产生的道德判断，被称为价值相似性。科学机构和政府被刻画成中饱私囊的利益团体，便与公众的安全利益形成冲突和对立，因而大部分公众便失去了体制性信任。

（二）社会变迁，科学机构与政府形成合作共同体

20世纪末，科学共同体和科学知识生产模式发生转变，科学研究越来越面向社会实际需求，也同时受到更多的社会制约和影响。相比较而言，科学共同体曾被认为是“学院派的”，离社会生活很远。针对新的社会环境，哲学家齐曼提出了区别于传统学院科学的后学院科学模型，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已经形成。科研人员不再身处象牙塔，单凭好奇心探索自然规律或客观真理，他们更像一种职业人或投资人，通过积累学术资本来获取更丰富的社会资源，他们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5]。

正如前文布莱恩·温的共谋理论，在知识生产的新时代，科学共同体拥有自身的利益诉求，科学研究会渐渐被纳入政府项目和国家战略体系中，因而会同政府越来越亲密。不能否认科研机构与政府在一些领域内的确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但科学研究的事实问题与利益并无关联。

（三）以科学为中心，忽视受众框架与地方性经验

受众不是应声而倒的靶子，对公众理解科学模式来说，这种科学传播的魔弹论思维忽视了受众选择的主动性和受众框架。与科学知识的抽象和概括不同，受众框架往往与经验和常识相结合，有具体化倾向。

在生活实践中，科学家的评估可能是有缺陷的，因为他们仅仅考虑了科学的因素，但公众的反应则包括他们个人的和社会背景等文化和环境因素。那些研究总体定律的科学家所使用的知识，在特定的情景中可能是不适用的[6]。例如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英国北部用颗粒饲料的方法治疗受核辐射的驯鹿，对畜牧动物来说，这是合理的方法，但对驯鹿来说，这种颗粒饲料却大的难以下咽。若科学家能与当地居民合作，他们会找到更好的办法。

科学技术的发展，受众教育水平的提高，知识已经发展成一种社会资源，社会开始围绕知识而被组织起来，形成知识社会，科学技术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吉本斯提出的Mode2科学就是基于知识弥散于社会生活而形成的。Mode2科学强调知识生产是跨学科的，模糊了不同学科和机构的边界，具有网络化和非组织化的特点。在知识社会，科学是由不同专业领域公共形成的合作，如政府机构、产业部门、智库等都将成为知识生产系统的一部分。

科学不再凌驾于其他学科知识之上，但民意也不能颠覆科学真理。在民主参与模式中，新媒体赋予公众参与和发言权，微博微信也反应了民众的呼声和关注点，但某项科学事实并不取决于民意投票的结果。在民主参与模式中，公众应搞清楚基本事实，在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区分科学问题和其他问题，例如在转基因问题中，民族主义和政府管理能力等，与科学机构对转基因的研究结果无关。另一方面，科学具有对某个问题的解释权，但并不意味着科学享有霸权地位。社会问题不仅涉及科学层面，更与道德伦理、政治经济密切相关，单凭科学也无法解决转基因、核电站等科学风险和问题。

四、基于网络媒体构建科学传播新模型

（一）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

首先应该意识到，公众参与科学传播已经是势不可挡的潮流，但仅仅让公众与政府或科学家进行形式上的互动，并不能实现真正的相互沟通和理解。公众参与科学的活动主体包括：利益攸关者、直接受影响的公众、观察事态的公众和一般公众。2008年美国科学院出版的《公众参与环境评估与决策》表明，为使公众参与科学的方式更有效，就必须具有明晰的目的、恰当的参与主体、周密的程序、充分的资金与人员、根据政策或科技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公众参与方式与形式的恰当把握。因此政府在促进公众参与科学决策时，应该充分考虑利益攸关者的参与，涉及公众利益的项目，是各方利益的竞争和妥协，而不是单方面的政府宣传和科学宣传。

（二）新媒体关注民意，科学议程与公众议程结合

受众的地方性经验和自身框架是影响公众形成某一态度的重要因素，在知识社会中，知识弥撒在社会各个方面，抽象性概括性的科学原理不再是知识的中心，因此科学原理应该同地方性知识相结合，尊重公众的意见。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利用新媒体应及时发现公众的利益诉求和质疑诘难，关注公众在讨论什么，回答公众的疑问。

科学机构和政府利用新媒体观察公众态度的同时，设置自身的传播目标，这样才能形成有效的传播沟通。例如在转基因争论中，公众主要关注转基因的安全性问题，科学研究就应该把研究重点放在转基因安全性上。另外，对公众态度的尊重还体现在重视公众提出的论证证据，帮助公众理清这些证据的可靠性，而不是习惯性漠视公众提出的处于主流科学视野之外的论据。

（三）公众参与研究，业余与专业形成合作

公众参与研究指的是没有接受过专业科学训练的普通公众参与包括搜集标本、观测样本以及数据运算等科学活动，从而丰富科学研究的行为[7]。公众可以凭借自身爱好在网络中组成不同的兴趣小组，交换意见并可以同专业领域研究形成对话。基于网络媒体形成的兴趣小组，同早期松散的网络贴吧社区不同，他们有共通的较为专业的话语空间，可以在该领域进行协同合作和研究。如同新闻媒体将一些采访调查或者对信息源的解读分发给受众完成一样，专业科学研究可以将某些研究与网络兴趣小组的公众进行合作。将业余爱好者同专家建立起合作关系而非敌对关系，能更好地建构一种“业余主义传统”。比如在天文学领域，天文协会中成千上万的业余观测者在寻找系外行星、彗星等方面表现的卓有成效。

在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研究的方式更好地利用和整合了业余爱好者的精力和时间。克莱·舍基认为，人们之所以会为一件没有薪酬的任务付出精力，除了新的互联网工具降低了个体加入兴趣小组的发现成本外，最重要的是个体的内在动机：胜任感和成員资格。同科学机构进行合作的成员资格，以及自身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荣耀和满足，远超报酬所能给予。

（四）线上讨论与线下交流，新媒体搭建桥梁

科学咖啡馆的举办者通常会在咖啡馆或餐馆请科学家发表演讲、参与公众讨论，目的是让大家用喝一杯咖啡的时间，参与和享受科学。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科学家和公众可以在一种轻松的环境中面对面直接交流。也正是由于专业人士的到场，开启了业余和专业的真正对话，使公众有机会参与和了解专业的科学议题。

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兴社交媒体，我们完全能够举办类似的活动。如科技类微信公众平台或微博，可以结合自身需要，将科学咖啡馆的主要活动内容和时间地点等悬挂至每日更新中，通过同粉丝的线上互动交流，组织感兴趣的粉丝参与线下活动。这样一来，新媒体成为形成真正的业余和专业对话的桥梁，在巩固自身粉丝群体的同时，也增进了粉丝与粉丝之间、业余与专业之间的对话。

参考文献：

[1] 范敬群，贾鹤鹏，艾熠等.转基因争议中媒体报道因素的影响评析——对SSCI数据库21年相关研究文献的系统分析[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133-141.

[2] 贾鹤鹏，范敬群，彭光芒.从公众参与科学视角看微博对科学传播的挑战[J].科普研究，2014（49）：16.

[3] 简·格雷戈里，史蒂夫·米勒.江晓川等译.科学与公众——传播、文化与可信性[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112.

[4] 贾鹤鹏，范敬群，闫隽.风险传播中知识、信任与价值的互动——以转基因争议为例[J].当代传播，2015（3）.

[5] 孙文彬.科学传播的新模式——不确定性时代的科学反思和公众参与[D].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3.

[6] 简·格雷戈里，史蒂夫·米勒.江晓川等译.科学与公众——传播、文化与可信性[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88.

[7] 贾鹤鹏.谁是公众，如何参与，何为共识？——反思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及其面临的挑战[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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