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丁辉

明弘治《黄陵岗塞河功完之碑》考释

□刘丁辉

“黄河治则河南兴，黄河乱则河南衰。”[1]自古以来，河南作为承载黄河文明的重要区域，其兴衰与黄河的治乱有着很大的关系。自宋元后，尤其是自明代始，河南地区黄河水患陡然增加，河道变迁频繁，给河南乃至整个中原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而河南则成为黄河水患灾情最为严重的区域。

一

在今河南兰考县城东北30多公里的南彰镇宋庄村头，立有一通石碑，因碑额刻有“黄陵岗塞河功完之碑”9个篆字，故后世称其为黄陵岗塞河功完之碑（图一）。黄陵岗，据明嘉靖《仪封县志》记载：“在（仪封）县东北五十里，有埠高数丈，周围百余丈，世传曹魏所筑。”正处在黄河堤防薄弱的“豆腐腰”一带，黄河时常在这里决溢[2]。黄陵岗塞河功完之碑以汉白玉雕成，立于明弘治十年（1497年）。《河南省文物志》中的“黄陵岗塞河功完之碑”词条，将立碑时间记作明弘治八年（1495年），当为误。通高3.25米，其中碑身高2米，额高0.75米，宽0.65米，厚0.2米，下为一龟形座，高0.5米，碑额雕以盘龙。碑额篆字为李纶所书，碑文为刘健撰，李真、周文书[3]。此碑是为纪念堵塞黄河决口工程竣工而立，碑文系楷书。碑阳详细记述了明弘治二年至八年（1489年～1495年）间，开封以东至今山东西南和江苏西北交界处，这一段黄河决口泛滥的情况，以及当时治理黄河、堵塞决口的始末。碑阴，为协理河工、分办河工的官员姓名及参加治河的35个县的名字。对明廷先后委派刘大夏、李兴、陈锐等官员前往治河的事由、治河所采用的方法、兴修的主要工程、所动员的民工人数及使用材料等情况，碑文都有详细的记载。除个别文字剥落外，大部分碑文尚可辨识，是研究明代黄河水患及治黄史实的重要资料。现释录碑文如下：

图一 黄陵岗塞河功完之碑

明弘治二年，河徙汴城东北，过沁水，溢流为二：一自祥符于家店，经兰阳、归德至徐邳入于淮；一自荆隆口至仪封黄陵岗，东经曹、濮入张秋运河。所至坏民田庐，且势损南北运道。天子忧之，尝命官往治，时运道尚未损也。六年夏，大霖雨，河流骤盛，而荆隆口一支尤甚，遂决张秋运河东岸，并汶水奔注于海。于是运道淤涸，漕舟阻绝。天子益以为忧，复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刘大夏治之。既又虑其功不时上也，又加以总督之柄，并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俾衔命以往。三臣乃同心协力，以祗奉明诏，遂自张秋决口，视溃决之源以西，至河南广武山淤涸之迹以北至临清卫河。地形既悉，然以时当夏半，水势方盛，又漕舟鳞拥口南，因相与议曰：治河之道，通漕为急。乃于决口两岸凿新河三里许，属之旧河以通漕舟。舟既通，又相与议曰：黄陵岗在张秋之上，而荆隆口等处又黄陵岗溃决之源，筑塞固有缓急，然治水之法不可不先杀其势。遂凿荥泽孙家渡口河道七十余里，浚祥符四府营淤河二十余里以达汴，疏贾鲁河十余里，由曹县梁靖口出徐州运河。支流既分，水势渐杀，于是乃议筑塞诸口。其自黄陵岗以上，凡地属河南，悉用河南兵民夫匠，即以其方面统之。按察副使臣张鼐、佥事臣李善、都指挥佥事臣刘朦、臣王杲分统之，臣大夏往来总督之。博采群议，昼夜计划，殆忘寝食。故官属夫匠等悉用命，筑台卷埽，齐心毕力，遂获成功焉。初，河南诸口之塞，惟黄陵岗屡合而屡决，为最难。故既塞之，后特筑堤三重以护之，其高各七丈，厚半之。又筑长堤荆隆口之东西各二百余里；黄陵岗之东西各三百余里，直抵徐州。俾河流恒南行故道，而下流张秋无溃决之患矣。是役也，用夫匠以名计五万八千有奇，柴草以束计一千三百万有奇，竹木以大小根计一万二千有奇，麻又斤计三十二万有奇。其兴工以弘治甲寅十月而毕以次年二月。会张秋以南至徐州工程俱毕。臣兴等工遂具完始以闻。天子嘉之，特易张秋镇为安平；赐臣兴禄米二十四万石，加臣锐太保兼太子太傅，禄米岁二百石，进臣大夏右副都御史；理院事及诸方面官属，进职增俸有差。乃从兴等请于塞口各赐额立庙以祀水神。黄陵岗曰昭应。已又命翰林儒臣，各以工完之绩文之碑石，昭示永久。臣健以次撰黄陵碑。臣惟前代以河之决而塞之，若汉瓠子，宋澶濮曹济之间，皆积久而后成功，或至临塞躬劳万乘。今黄陵岗口溃决已历数年，且势洪阔犇放，若不可为，而筑塞之功，顾未盈二时。此固诸臣协心，夫匠用命之所致，然非我圣天子至德格天，水灵效职，乃宸断之明，委任之专，岂能成功之，若是哉。臣职在文字，覩兹惠政，诚不可以无纪述……大明弘治十年十月初三日。

据碑文记载，明弘治二年（1489年），黄河在开封东北决口，分南北两道入海，同时，黄河泥沙淤积南北道运，为害漕运，可见此次黄河水患之严重。据《明史·河渠志》记载：“郡邑多被害，汴梁尤甚，议者至请迁开封城以避其患。”幸而“布政司徐恪持不可，乃止”[4]。明廷对此极为重视，碑文中说：“天子忧之，尝命官往治。”详情见于《明史·河渠志》：“九月命白昂为户部侍郎，修治河道，赐以特敕，令会山东、河南、北直隶三巡抚，自上源决口至运河，相机修筑。”[5]孝宗皇帝亲派户部侍郎白昂，会同山东、河南、北直隶三省巡抚，征夫25万，“筑武阳长堤，以防张秋”。对于北道洪水，筑堤防护，在黄河北岸修筑阳武（今河南原阳）至张秋七县长堤；对于南道洪水，“使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达海”[6]，用疏导汴河、睢河之法以泄洪，于是洪水得以疏散。但两年后，即弘治五年（1492年）七月，“河势北趋，祥符、兰阳决口数道，冲黄陵岗犯张秋、戴家庙，掣漕河与汶水会而北行”[7]，黄河又一次在封丘荆隆口、仪封黄陵岗等处决口，向北至张秋冲开运河堤防，向南将淮河大小支流淤塞，难以泄洪。至弘治六年（1493年）夏，北道黄河又决口冲击运道，夺汶水入海，致使漕运断绝。明廷遂改派工部侍郎陈政总理河道，征夫15万，但“治未效而卒”。

面对河患，由于危及漕运的运行，孝宗皇帝钦命都察院右副使都御史刘大夏、内官监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前往河南治理黄患，碑文载：“天子益以为忧，复命都察院右副使都御史刘大夏治之。”刘大夏，字时雍，华容人，其治黄事迹亦见于 《明史·刘大夏传》：“（弘治）六年（1493年）春，河决张秋，诏博选才臣治。吏部尚书王恕等以大夏荐，擢右副都御史以行。乃自黄陵岗浚贾鲁河，复浚孙家渡、四府营上流，以分水势。而筑长堤，起胙城历东明、长垣抵徐州，亘三百六十里。水大治，更名张秋镇曰‘安平镇’。孝宗嘉之，赐玺书褒美，语详《河渠志》。召为左副都御史，历户部左侍郎。”[8]

二

结合《明史·刘大夏传》《明史·河渠志》及黄陵岗塞河功完之碑文，刘大夏等人采取遏制北流，分水南下入淮的方案，大致分为四个步骤。首先，是通运。“治河之道，漕运为急”，保障明廷漕运命脉的畅通，在张秋决口两岸，开河三里许，以使运道畅通。其次，是往南分流黄患。在黄陵岗南浚贾鲁河四十余里，“由曹出徐，以杀水势”，使洪水由曹县南流徐州。再次，堵塞黄陵岗的决口。又从中牟孙家渡口，开凿河道七十里，“导使南行，由中牟、颍川东入淮”，疏通祥符县四府营淤河，“由陈留至归德分为二，一由宿迁小河口，一由亳州涡河，俱会于淮”[9]，分洪水南行入淮，将洪水化整为零之后，再顺利堵塞黄陵岗、荆隆口的决口。最后，修筑黄河北岸大堤，阻止黄河北犯。又在荆隆口之东、西筑堤各二百余里，黄陵岗之东、西筑堤各三百余里，直抵徐州[10]。至此，黄河“复归兰阳、考城，南入运河，会淮水，东注于淮”[11]，“而溃决之患于是息矣”[12]，基本抑制了洪水的漫流，且使“漕河上下无大患者二十余年”[13]，为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这次治理后，黄河自开封向东，不再向东北经山东流入渤海，而是向东南，经徐州，由洪泽湖北汇入淮河，夺淮河河道入黄海（图二）。此次治水，采取了以疏为主，疏浚、堵口、筑堤三管齐下的得力措施，可谓标本兼治，为前几次治水所不齐备，因而得以成功，在明代乃至中国治黄史上留下极为浓重的一笔，这一治黄理念、方略、措施等都对同时代和后代的治理黄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图二 明弘治年间河南黄河流经示意图

治水成功后，孝宗皇帝诏令改张秋镇为“安平”，并嘉奖各有功之臣，“帝以黄陵岗河口功成，敕建黄河神祠以镇之，赐额曰‘昭应’。”[14]寓意昭示永久。弘治十年（1497年）秋，立汉白玉“黄陵岗塞河功完之碑”于黄陵岗决口堵塞处。由于多年黄河泥沙的淤埋，黄陵岗的险要之处早已荡然无存，仅余这通石碑供后人凭吊。黄陵岗塞河功完之碑造型庄重，雕琢精美，且内容记述详细，是难得的治河史料，于1963年被列为河南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王渭泾：《黄河治乱与河南兴衰》，《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2]左慧元：《兰考黄河“白玉碑”——黄河史说之四》，《中州统战》1999年第7期。

[3]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志》，文物出版社，2009年。

[4][5][9][11][14]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三·河渠一》，中华书局，1974年。

[6]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七十一·许有贞传》，中华书局，1974年。

[7]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

[8]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八十二·刘大夏传》，中华书局，1974年。

[10]王学要：《明代河南地区黄河水患与治理思想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12]《明孝宗实录·卷九十七》，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

[13]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五·河渠三》，中华书局，1974年。

（作者单位 《中原文物》编辑部）

[责任编辑 秦秀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