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桦

实际上很多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现代汉诗的过程中都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西方近百年的整个文学或者诗歌在我们这里仅用了极短的时间很快地学习了一遍。我们几乎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他们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流派学了过来，以期迅猛地跟上世界的步伐。不仅是中国文学，包括日本也是这样，按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所说，就是“以极端短暂凝缩的形式”把西方百年来的诗艺用短暂的十年或者二十几年的时间集中重新学习了一遍。这是很多学者都有的共同看法。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说过，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历史几乎是千年未变。而鸦片战争以后，几乎是十年一变。他说中西文化一旦接触起来，经历两千年无劲敌的汉族中心主义就被摧枯拉朽了。在这之前我们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自以为具有绝对霸主的地位。结果“1842年以后的中國近代史，便是一部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不断的让位史——也就是由传统中国的社会模式向欧洲的社会模式让位的转型史。”他说有许多现代史家为了顾全我民族的尊严（其实只是面子），就把这段历史美其名曰中国现代化运动史。这牵涉到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即我们是被迫卷入到现代性的潮流之中去的。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晚清以来的历次惨败从此开始，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从1894到1895的甲午之战，这是很多历史学家注意到的一个历史关节点，这一战太重要了，因为好像以前觉得输给西洋人还说得过去，但无论如何不能输给日本，而结果却是全军覆没，彻底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