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海斯勒

 柏林新博物馆中，阿肯那顿胸像带着远古乱局与现代动荡所造成的伤痕：它在公元前14世纪遭到国王的继任者们破坏，二战中搬运时又受损伤。

2014年埃及总统大选期间，开罗的一名小贩在售卖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的脸谱面具。这位受欢迎的前将军在一场政变中将其前任推下台，并在选举中获得97%的选票。上任以后，他宣布要在开罗东面的沙漠中修建一座崭新的首都——工程耗资3000亿美元，让人想到阿肯那顿的沙漠之都阿玛纳。“现在与那时候一样，”考古学家安娜·史蒂文斯说，“大家纷纷追捧塞西，因为他是个强有力的人物。”

有时候，对一位君主最有力的评价往往来自那些沉默的人。

一天早晨，在开罗以南约300公里一个名叫阿玛纳的上埃及村落，一副小巧的骨架被摆放在木桌上。“锁骨在这儿，还有上臂，肋骨，小腿。”美国生物考古学家阿什莉·希德内说，“这个差不多在一岁半到两岁之间。”

这具骨架属于一个3300年前生活在阿玛纳的孩童，那时候，此地是埃及都城。城市由阿肯那顿建立，这位君主与他的妻子娜芙蒂蒂、儿子图坦卡蒙是现代人心目中地位显赫的古埃及人物，引发人们的无限想象。与他们相反，这具无名骨骸却是从一座没有标识的坟墓中挖出。这些骨头中显示出营养不良的迹象，而希德内等人在数十具阿玛纳孩童遗骨中都观察到同样的现象。

“生长延迟从七个半月开始出现，”希德内说，“这是从母乳转为食物喂养的时间。”阿玛纳许多孩童的这一转变时机貌似都被推后。“可能母亲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食物不够吃。”

直到不久以前，似乎只有阿肯那顿的子民们未曾对他的功过品头论足，其他人关于这位君主都发表了颇多言论。阿肯那顿于公元前1353至前1336年之间统治埃及，并试图改变埃及的宗教、艺术与政体。后继者对于他的统治大多进行尖锐批评，就连图坦卡蒙（自1922年发现其墓穴起，他的短暂统治就成为人们着迷的课题）也颁布法令，对父王统治时期的境况进行批评：“举国危难;诸神已弃国而去。”在接下来的一个王朝里，阿肯那顿被称作“罪犯”和“叛逆者”，法老们销毁他的塑像与画像，企图将他彻底从历史上抹去。

一名持枪的守卫人员在阿玛纳的古老粮仓旁巡逻，这里保存完好的废墟为人们对历史上某一时刻的古城形貌进行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机会。阿玛纳的皇宫、寺庙和主要道路都是精心布局，但施工大多杂乱无章。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城市设计专业教授比尔·埃里克森说，阿玛纳的居住模式与他在当今的贫民窟和无规划社区观察到的很像。“这些地方可能已有3000年的历史，但我们今天的城市仍然可以从中学到重要的经验教训。”

而在现代，当考古学家们重新发现了阿肯那顿后，舆论则倒向另一个极端。1905年，埃及古物学家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将这位君主形容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独立个体”。对于布雷斯特德和其他许多人来说阿肯那顿是个改革家，他的思想，尤其是一神论的概念，远远超前于他的时代。而考古记录的欠缺一直以来也为人们想象力的发挥提供了无限空间。多米尼克·蒙特塞拉特撰写的关于阿肯那顿的著作副标题为“历史、幻想与古埃及”，他说我们常常把关于古代的零散碎片整合成符合当今世界的叙事，通过这么做，他写道，我们“就可以把过去与现在进行比对，就像照镜子一般”。

阿肯那顿的现代镜子照出你能想象的各种身份，这位国王被描绘成模范基督徒、热爱和平的环保主义者、自豪出柜的同性戀者，以及集权主义的独裁者。他的形象受到纳粹和非洲中心主义者同样的热情拥戴。托马斯·曼、纳吉布·马哈福兹和弗里达·卡罗都把这位法老的形象用在自己的艺术作品里。菲利普·格拉斯创作了三部关于有远见的思想家的歌剧，这三个人物分别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圣雄甘地，以及阿肯那顿。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与瑞士精神病学家卡尔·荣格就这位埃及国王是否患有恋母情结展开激烈讨论，弗洛伊德在争论中当场晕厥过去。（弗洛伊德的诊断是：阿肯那顿有俄狄浦斯情结，比俄狄浦斯的时代还早将近一千年。）

考古学家一直努力拒绝这种解读，但破解谜题的关键性证据是缺失的。对阿玛纳进行的研究大多聚焦在精英文化上：皇家雕塑与建筑，以及出自高级官员墓冢的铭文。多年来，学者们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对普通民众的墓穴进行研究，因为他们知道，阿玛纳存在的时间十分短暂（17年），因此墓地可以提供珍贵的日常生活缩影。但直到21世纪初，对周边沙漠的详细勘测才终于定位到四座单独的墓地。

这一发现之后，考古学家和生物考古学家花费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对其中最大的一座墓地进行发掘与分析。他们收集到来自至少432具尸体的遗骨，在死亡年龄已知的死者当中，有70%的人死于35岁之前，只有9个人看起来活过了50岁。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不到15岁就已经死亡。孩童的生长延迟了长达两年。许多成年人脊柱受过创伤，生物考古学家认为这证明他们工作强度过高，可能是修建新首都时从事的体力活太重。

2015年，考古小组前往另一座墓地，位于阿玛纳北侧，他们在那里发掘出135具遗体。澳大利亚考古学家安娜·史蒂文斯负责指导墓地的现场工作，她告诉我，挖掘人员很快发现这些墓穴有些不一样：大多数遗体似乎是匆忙掩埋，墓穴中几乎没有陪葬物品。没有暴力致死的迹象，但家族看起来都被打散，许多墓穴中像是两三个没有亲属关系的人被随意葬在一起。这些人都很年轻——墓地中92%的人都不超过25岁，半数以上的人死于7岁至15岁之间。

“很显然这不是常规的死亡曲线。”史蒂文斯说，“国王的采石场就位于该地区，这可能不是巧合。这是不是一群因年轻力胜而受征召的工人——并且由于工作强度太大而过劳死？”在她看来，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这彻底打消了人们把阿玛纳视作宜居之地的幻想。”

对阿肯那顿来说，阿玛纳是个纯粹的、具有深刻远见的梦想。“无任何臣子就此事对我进言。”他在记述修建新都一事时骄傲地写道。他选择的地点是尼罗河东岸沙漠中一片开阔的处女地，因为这里没有受到任何神祇崇拜的污染。

他可能也受到父亲阿蒙霍特普三世的激励。阿蒙霍特普三世是埃及历史上最伟大的丰碑、神庙和宫殿建设者之一。这两位国王都属于第十八王朝，该王朝是打败从地中海东部而来进犯埃及北部的希克索斯人之后建立的。第十八王朝的前任统治者都把根据地设在埃及南部，为了把希克索斯人赶走，他们把敌人的重要发明纳为己用，包括马拉战车和复合型战弓。埃及人把军队专业化，而且与前朝不同的是，第十八王朝有常备军队。

他们同时也精于外交，王国疆土最终从今天的苏丹延伸至叙利亚。外邦人将财富和技术带到埃及宫廷，造成的影响极其深远。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期间（约公元前1390至前1353年），宫廷艺术的风格发生转变，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变得更加写实。

阿蒙霍特普三世虽然热情接纳新思想，但他同时也在回顾遥远的古代。他对一千多年之前的国王们为自己修建的金字塔进行研究，并把传统元素运用到节庆、庙宇和皇家宫殿当中。他一直信奉阿蒙神，底比斯城的守护神。但阿蒙霍特普三世同时也开始强调阿顿神，阿顿神是太阳神拉的化身，被描绘成太阳圆盘的形象，象征着更加古老的崇拜形式。

阿蒙霍特普三世的儿子继位成为阿蒙霍特普四世，但在他统治的第五年，这位国王做出两个重大决定：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阿肯那顿，以向阿顿神致敬;以及迁都至今天的阿玛纳。阿肯那顿把这座城称作阿克塔顿，意为太阳圆盘的地平线。不久，这片空旷的沙漠地带就变成大約3万人的家园。宫殿和庙宇快速拔地而起，规模之宏大令人震惊——城市里最大的祭礼建筑群，大阿顿神庙，长度大约有800米。

阿肯那顿的新都城

在之前的数百年里，埃及的两座主要都城是战略与宗教中心孟菲斯和底比斯。但阿肯那顿在一片与世隔绝的沙漠中建了一座新的都城阿玛纳，表明与埃及过去的宗教和意识形态相决裂。

与此同时，埃及的艺术也经历变革。在数百年的时间里，严格的传统界定了画作和雕塑中什么样的主题、比例和人物姿势才是正确的。而在阿肯那顿治下，工匠们不必受这些条条框框的制约，他们创造出取材于现实世界的鲜活、生动的场景，并且开始描绘阿肯那顿和王后娜芙蒂蒂自然且亲密的姿态。这对皇室伴侣常常被表现成正在亲吻和爱抚女儿的样子，有一件作品中甚至展现了国王和王后即将就寝的场景。阿肯那顿的面部特征似乎被故意设计成颇具震慑力的样子：巨大的下巴，下垂的嘴角，细长的、似乎洞穿尘世的眼睛。

在国王的认知中，宗教变得极为简单化。埃及人崇拜上千种神祇，但阿肯那顿只忠于一位。他与娜芙蒂蒂充当人民与阿顿神之间的唯一媒介，扮演祭司的角色。娜芙蒂蒂被任命为共同摄政者，尽管我们不清楚她是否行使政治权力，但她的宗教与象征性地位对于一个王后来说都已经高得不同寻常。

柏林新博物馆的一块石灰岩石碑（下）上刻画着阿肯那顿和娜芙蒂蒂的形象，二人抱着三个女儿，头顶上方是太阳神阿顿。在阿玛纳，此类石碑被立在显贵人家，用作祭坛。平民的坟墓中没有发现任何阿肯那顿、娜芙蒂蒂或者阿顿神的形象，这说明大众尚未接纳新宗教。而今天，开罗一座主题公园里的埃及游客却效仿生活化的、强调家庭关系的阿玛纳艺术风格进行摆拍。

所有这些一定对旧制度下供奉阿蒙神的神职人员造成了威胁。来到阿玛纳几年之后，这位法老命令工匠们将国家庙宇中所有的阿蒙神形象凿毁。这一举措之大胆令人难以置信：历史上第一次有国君胆敢攻击神明。但变革总是倾向于背弃最热情的革命者，这种暴力将最终毁掉阿肯那顿自己的杰作。

阿肯那顿时代

充满争议的法老阿肯那顿是图坦卡蒙之父，他在公元前1353年掌权后就背弃了数百年来的传统。在他17年的统治期间做出的变化包括推行新的艺术与建筑风格，以及排挤其他旧神、对太阳神阿顿进行大规模祭拜。

木材在埃及很稀缺，法律又规定珍贵的冲积土只能用于制砖，因此石灰岩块一直是埃及造价较低的建筑的主要材料。阿肯那顿的神庙和宫殿用一种今天称为“塔拉特”的岩块搭建，这种岩块一名工人就可以抬起，因此方便快速施工——但这也让阿肯那顿的继任者们能够很容易地将其拆除。卢克索博物馆里，一座复原的塔拉特墙壁（下）展现了沐浴在阳光里的国王、恭敬的侍臣和神职人员。

“作为一个专制的统治者，其风险在于，没人敢告诉你，你刚刚颁布的法令不是什么好主意。”阿玛纳项目 巴里·肯普

我到达大阿顿神庙遗址的那天，巴里·肯普刚发现一块阿肯那顿雕像碎片。肯普是剑桥大学名誉教授，负责指挥阿玛纳项目，他自1977年开始就在遗址工作。他在遗址进行挖掘的时间，是阿肯那顿用来建造这座城市所花时间的三倍多。

“这东西做工精美。”他举着那块石雕碎片说，碎片上仅看得到国王的小腿，“这可不是偶然遭到破坏的。”阿玛纳的考古作业有着法医鉴定的性质，因为诸多物件都是公元前1336年左右国王突然驾崩之后遭到有意损毁的。他唯一的子嗣与继承人是图坦卡顿，当时还不到十岁，这位继任者很快将自己名字里的阿顿换成他的父亲痛恨的阿蒙，从而更名为图坦卡蒙。图坦卡蒙抛弃阿玛纳，回归旧传统，然而他死得突然，不久，军事统帅霍伦海布宣布自己为法老——可能是历史上首次军事政变。

霍伦海布及其继任者，包括拉美西斯大帝，拆毁了阿玛纳的皇家建筑与庙宇。他们毁掉阿肯那顿和娜芙蒂蒂的雕像，把这位狂热的君主及其继任者从官方的埃及统治者名单中抹去。这场“除名毁忆”运动极其成功，成为帝王谷中的图坦卡蒙之墓免遭盗墓者毒手的原因之一。他的墓穴中可能还隐藏着更多的秘密——过去的一年里，考古学家一直在对墓室两座墙壁上可能是暗门的痕迹进行探查。在法老的时代里，世世代代的盗墓者通常会将这样的墓穴洗劫一空，但图坦卡蒙的墓基本上完好无损，因为人们都忘了他的墓在那里。

他们还忘却了关于阿玛纳生活的大多数细节。肯普最近的发掘工作表明，大阿顿神庙在阿肯那顿执政第12年前后曾拆毁重建，他給我看过的那块雕像碎片就与这一事件的时间相吻合——是国王自己下令将其砸碎，而不是继任者。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行为匪夷所思。”肯普说，他解释道，阿肯那顿以这些碎片为地基，在其上建立起修改过的新庙宇，“雕像已经失去作用，因此他们将其砸碎为原材料。我们也不晓得究竟发生了什么。”

然而其他证据则通常保存得十分完整。古代的定居地一般位于尼罗河谷地，数千年的洪水和居住行为将最初的建筑结构摧毁。相反，阿玛纳位于河谷上方的沙漠中，饮用水都得从别处运来。正因如此，在阿肯那顿之前此地无人居住，而之后又遭到如此彻底的遗弃。即便在今日，你仍可看见阿玛纳房屋最初的砖墙，破损的陶器遍地都是。1912年德国考古队曾在一座建筑遗址中发现著名的娜芙蒂蒂彩绘胸像，如今仍可造访这座有着3300年历史的建筑。

肯普告诉我，他最初是受到这座保存完好的城市遗址的吸引来到阿玛纳，而不是阿肯那顿的伟大形象。他认为这位国王身上被赋予了太多现代人的特点，在肯普看来，即便是宗教一词运用在古埃及语境中时都有一种“恶作剧”的性质。像今天的大部分学者一样，他拒绝把阿肯那顿描述为一神论者，这个词被后世宗教传统赋予了太多意味，而且在阿肯那顿统治期间，大多数埃及人仍信奉其他神祇。

即便如此，肯普仍无法完全拒绝对这位国王的性格进行揣度。阿肯那顿想法多变，并且能够迫使工人实现他的奇思妙想，肯普对此深感钦佩。在大阿顿神庙，肯普带我看了几张泥砖祭品台留下的痕迹，这些台面上可能曾堆满食物和香火。祭品台的数量令人震惊——1700多座。“借此可以看到他的思维方式，一个相当偏执和刻板的男人。”肯普说。他曾写道：“作为一个专制的统治者，其风险在于，没人敢告诉你，你刚刚颁布的法令不是什么好主意。”

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方式可能也激发了艺术创作上的自由。雷·约翰逊负责在芝加哥大学位于卢克索的研究中心指挥工作，他认为阿肯那顿一定充满“天马行空的创意”，尽管他存在执拗和暴虐的倾向。“阿玛纳后期的艺术作品美得令人落泪。”约翰逊说，“他们摈弃了传统埃及艺术造作、夸张的风格，转而运用一种更加柔和的风格，女性的形象尤其充满肉感。”

约翰逊近期把散布在世界各地展馆中的浮雕和雕像碎片拼凑在一起。数字化时代让这种工作更加快捷。约翰逊向我展示了一张虚拟“拼图”，他把哥本哈根一块碎片的照片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一张照片搭配拼接起来。“两件物品相距6000公里，但我意识到它们是互相匹配的。”他说。两张照片联系起来之后展现出一幅惊人画面：阿肯那顿与侧室妻子基亚一起主持仪式，而不是与娜芙蒂蒂一起，而基亚并没有王后的地位。

一小部分学者参与了此类工作，而我见到的那些似乎都对阿肯那顿持温和态度，可能是因为他们与该时期艺术品有亲密接触。这些艺术品成为阿肯那顿身后最为恒久的遗产，起码延续至现代人对他进行重新解读之前。他的都城和祭拜礼俗很快遭到遗弃，但阿玛纳的艺术风格对后世造成持续影响。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策展人玛莎·希尔告诉我，与阿玛纳时期的雕塑碎片进行接触，让她对阿肯那顿产生更加正面的看法。

“从某个层面上来说，人人都喜欢革命家。”她说，“革命家有美好的、坚定的愿景，让人们相信形势会往好的方面发展。我并不认为他是个毁灭性的人物，当然变革没有成功，一般都不成功。热气在地下翻涌，直至最终爆发，然后又得重新找回秩序。”

当今埃及的革命运动，让考古学家们对阿肯那顿统治期间分散的碎片式证据进行研究变得更加困难。2011年2月，开罗解放广场发生的抗议行为导致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下台，穆巴拉克任埃及总统已近三十年。2012年，埃及举行首次民主化的总统选举，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穆罕默德·穆尔西赢得大选，但穆尔西仅在位一年就在军事政变中遭罢免，该事件之后，警卫队在开罗处死了数百名穆尔西支持者。抗议活动在全国各地兴起，包括与阿玛纳隔着尼罗河相望的城市马拉维。2013年8月，一群当地的穆尔西支持者袭击了一座科普特基督教堂、一座政府办公楼，以及马拉维博物馆。在这起暴力事件中，博物馆检票员被杀，所有方便携带的文物全部被偷——总计逾千件。之后警方追回大部分展品，但过了三年时间博物馆才重新开放。

在阿玛纳，农业蚕食比偷盗的威胁更大。如今柴油动力的水泵可以从河里把水抽上来，于是农民们又重新占领沙漠地带，包括古城里部分尚待发掘的区域。按照官方说法，遗址是受保护的，但由于革命活动，执法力度被大大削弱。时任省会明亚文物保护办公室负责人的穆罕默德·哈拉夫告诉我，阿玛纳周边村民可以合法使用的耕地限制在300费丹（约合126公顷）以内，“但他们又违规多辟300费丹，”他说，“80%的耕地扩张行为都是革命之后发生的。”

卢克索博物馆里，阿肯那頓的面貌——坚定、自信且神秘——出现在鲜有的面部未被砸烂的雕塑上（下）。这尊砂岩雕塑是在卡尔纳克的一座神庙地下发现的，似乎是阿肯那顿自己下令将其埋起，这位国王多次改变自己的肖像风格，摒弃之前的版本。三千年后，他的形象仍然具有象征意义——明亚的一个艺术家用阿肯那顿和娜芙蒂蒂的塑像装点自己的家。

如今，明亚市附近的居民仍然用建造永久性建筑的方式祭奠死者——比如布满拱顶和石灰岩墙壁的墓地。在古老的阿玛纳遗址，权贵们在城市以东的崖壁高处开凿精美的墓穴。平民则埋葬在沙漠地面，迄今几乎没有发现任何标记物或陪葬品。一具头骨（下）上的发辫反映出，尽管生活条件恶劣，当地居民仍细心装扮自己。

马姆杜·阿布·凯尔瓦驾着自己的小帆船驶过明亚未完工的阿顿博物馆。阿肯那顿建造新都只用了五年，而这座占地10.5公顷的博物馆却花了两倍多的时间，原因是政治和经济形势不稳定。开工以后，埃及经历了一场革命、一场军事政变，两任前总统受审。而这位古代君主仍然是宏伟艺术品刻画的对象，比如米尼亚大学的这尊雕塑（下）。

阿玛纳的艺术品常常发挥政治宣传的作用，描绘阿肯那顿封赏谄媚者或者带着护卫游行的景象。

革命还导致阿顿博物馆的建设工程停工。阿顿博物馆是明亚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由德国和埃及建筑师联手设计，这座充满现代感的建筑屹立尼罗河边，高40米，造型让人联想到金字塔。在埃及全国范围内，阿肯那顿是唯一一个人们仍然以建设纪念性建筑的形式来向其致敬的法老，据此也可以看出，国家的穆斯林领导者们热情接纳阿肯那顿作为一神论者的身份，但尽管如此，他留下的遗产看起来也是难逃政治动荡的影响。建筑博物馆已花费1000万美元，而由于解放广场事件后的经济崩溃，资金突然中断。

一天我前往工地，发现11名员工坐在阴暗的办公室里，空调也没有开。室外有43℃。穆罕默德·沙本自我介绍说他是博物馆的IT经理，并且为室内太热而表示歉意——他们没有电用。我问他没有电IT经理怎么工作。

“我没事情做，”沙本说，“大家都在等。”

他26岁，其他大多数人更加年轻，他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才：策展人、室内设计师、修复专家。埃及60%的人口在30岁以下，而年轻人是解放广场抗议人群中的主力军，他们也为革命失败付出了最惨重的代价：政变之后对持异见者进行镇压，埃及监狱里关押了成千上万名政治囚犯，其中许多是年轻人。全国近三分之一的年轻人失业。沙本告诉我，他与其他政府雇员按要求每天来办公室无所事事地坐着，尽管设施建设已经停工。

他领我在博物馆里转了一圈，一共五层楼，14座展厅，还有一个放映厅，全都没有完工，暴露在风吹日晒之下。一群流浪狗在博物馆里安了家，到处散落着瓷砖、钢筋，以及生锈的空调管道。“小心蝙蝠。”我们进入放映厅时沙本说道。他告诉我，有一天这里会坐满800人。

一个名叫艾哈迈德·加法尔的年轻文物调查员陪同我们一起，他抱怨政治动乱对他的策展人职业生涯造成阻碍。这似乎是一种永恒存在的趋势，从阿玛纳的坟墓到解放广场的乱局都是如此：在各个时代、各个地方，革命总是吞噬年轻人。加法尔提到最近的总统选举，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当选，正是这位将军领导军事政变，将穆尔西推下台。加法尔从这次政变和阿肯那顿的时代之间看到一种关联。

“有人说穆尔西就像阿肯那顿，而塞西是霍伦海布。”加法尔说，“霍伦海布将国势渐衰的埃及从神权政治中解放，”他继续充满希望地说，“他为埃及进入拉美西斯时代铺平道路，而拉美西斯时代是埃及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塞西也是一样——他正在为埃及重新崛起做准备。”

这种情绪（为埃及重新崛起做准备）比塞西甚至阿肯那顿都要古老得多。在古埃及，一定时期的衰败与分裂过后，领导人常常会宣布国家“重生”——即一场复兴。他们借用古老的象征物，用往日的荣耀许诺未来的成功。图坦卡蒙宣布国家进入复兴，霍伦海布似乎也曾如此宣称，到了今天，这一策略仍在应用。把革命与过去联系起来，它就有了合法性，因此解放广场的标语上常常搭配前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和安瓦尔·萨达特的照片。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的边缘群体，包括同性恋权利活动家和非洲中心主义者，都受到阿肯那顿的形象所吸引。

2012年，穆尔西和穆斯林兄弟会上台以后，他们通过一部宪法，其中援引了阿肯那顿的“一神论”，并且把自己的政策命名为“纳达”，阿拉伯语“复兴”之意。穆尔西遭罢免短短三年以后，世界另一端一位魅力非凡的领导者，唐纳德·特朗普，将会在自己的复兴口号下崛起：“让美国再次强大。”

埃及人一直乐于用现代的镜子去映照遥远的往昔，以我们的形象重塑法老的世界。但古埃及人确实发展出先进的政治策略——毕竟，他们的体制延续了3000多年。他们向我们普及“神圣王权”的概念，同时还有许多世界通行的权力象征物，比如王冠和权杖。阿玛纳的艺术品常常发挥政治宣传的作用，描绘阿肯那顿封赏谄媚者或者带着护卫游行的景象。巴里·肯普曾写道，这些场景“无意中成了讽刺画，讽喻当今那些沉迷于营造个人魅力假象的领导者”。

在大阿顿神庙，我问肯普这种思维和行为模式是不是从古至今普世皆有。“我们都属于同一个物种，”他说，“我们的构造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所有人思考和行为方式相同，但是长期发展形成的传统会让独立的社会失去锋芒，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找到普世模式与文化独特性之间的平衡。”

负责组织遗址研究工作的阿玛纳项目在开罗有个办事处，就位于解放广场旁的一幢建筑内。安娜·史蒂文斯说，这样的环境让她对过去产生新的认识。“亲身经历这一时期，让我对阿肯那顿以及革命的影响有了更多思考。”她指的是塞西的崛起，“这种寄希望于一位强势男性领导人的行为令我极为吃惊。”她说在阿玛纳，高级官员坟墓中装点着阿顿和皇室成员的形象，但迄今为止没有在平民的坟墓中发现此类形象。“完全没有提到阿肯那顿和娜芙蒂蒂，”史蒂文斯说，“就好像那里不是他们该出现的场合。”

她发现当今政界存在的精英主义也具有类似的机制。“社会顶层可能会发生剧烈变迁，但顶层之下，一切都没有改变。”她说，“你可以把整个城市搬到埃及的另一个地方，你可以把一大群人搬到解放广场——但什么都不会改变。”

在她看来，革命就是选择性叙事。“阿肯那顿在创造一種叙事。”一天，史蒂文斯在她的办公室里说。然后，她指着一张照片里一座平民坟墓里的骸骨：“但这种叙事并不适用于这些人。”他们的故事永远不会有人完全了解，就像当今大多数埃及人的生活都遭到忽略，因为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国家政局里那些大人物的身上：穆巴拉克、穆尔西，还有塞西。如果说我们发现很难对过去六年的革命形势有个全局性的认识，那么我们又怎么能真正了解公元前14世纪中叶的政治风云呢？

“生活就是如此。”史蒂文斯说道。她坐在俯瞰解放广场的六楼办公室里，被阿玛纳考古工作的一大堆数据所包围，但她看起来悠然置身于关于阿肯那顿的未知性之中：他的信仰之谜、他的子民的遗骨传递的信息，以及那些永远无法重新拼接起来的碎片。她微笑着说：“并不存在一种明确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