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

许寿裳曾经对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作如是评价：“蔡先生又以克己为他道德生活的核心。他虽然也和当时的名人一样，醉心于法国革命时代的三个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可是他解释这三个口号时，是从克己方面出发的。博爱是什么？他说博爱就是孔子之所谓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平等是什么？就是孔子之所谓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义，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蔡先生就以这仁、义、恕三个字做着日常道德生活的标准。”

由此可见，对于清末民初的士大夫和具有士大夫情怀的新式知识人而言，对于西方价值观念的接收与诠释，其实同时也是对于传统已有价值观念的一种回归与再阐释，这触及到的其实是晚清民国中国知识人文化认同的核心议题，即许纪霖在新著《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以下提及此书简称为《家国天下》）里所提炼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古今中西之争，他们是如何处理个人认同、国家认同与世界认同的？

所谓“家国天下”指的就是“以自我为核心的社会连续体。”而李鸿章所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最深刻的变迁也就是这个家国天下的连续体出现了深刻的断裂，从自我到社会，从天下到世界，从精神到物质，无一不处于“衰世”与“西法”的新陈代谢之中，其实质也就是作为中国文化传承者与阐释者的知识人出现了严重的认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