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

一

两年前，寒冬，到单位上班，一个同事告诉我说叶先生已經离世。同事还说为了不惊动大家，叶先生家人已经低调办完叶先生的丧事。我一下愣住了。就在不久前还同晓苹去看望过叶先生和唐老师。许久才回过神来。赶紧给晓苹打电话。答案是肯定的。后来，只依稀记得，含着泪水，打上的士，急急忙忙赶往花店，急急忙忙选了一束鲜花，急急忙忙来到叶先生家。这回，来开门的是唐月梅老师。望着悲恸之中的唐老师，我明白，叶先生再也不会来开门了。

同样，叶先生再也不会拿出他的近作，一部专著，或一部译著，签上名，盖上印，笑眯眯地递到我面前。而我同叶先生二十多年的交往恰恰是从他的著作开始的。

二

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秋日，《世界文学》编辑部组织秋游，地点是香山。春游或秋游，是《世界文学》的传统活动，每回都能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那次秋游是我印象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时任《世界文学》主编李文俊先生特意嘱咐大家携带家属同游。当时，编辑部有二十来个成员，加上家属，就是一支颇为壮观的队伍。为此，特意让院里安排了一辆大巴。我也不知因为什么原因没有赶上大巴，自己坐车火速赶到香山与大家会合。文俊先生见到我时，还开了句玩笑：“这才像《世界文学》的人。要是连吃饭和游玩地点都找不到，就不要到《世界文学》来工作了。”

正是在香山，在一片草坪旁，我第一次见到了叶渭渠先生。他同编辑部前辈唐月梅老师是外国文学界有名的学者伉俪。叶先生个子不高，略显瘦弱，却十分精神、清爽，有一种特别的儒雅气质，同时又给人极为亲切的感觉。见到叶先生，我有点喜出望外。我知道叶先生是川端康成研究专家、日本文学权威学者、著译等身，在外国文学界享有盛誉。我读过不少川端康成的作品，都是叶先生翻译的。几乎没有任何寒暄，我就站在路边，向叶先生表达了我的敬意，并谈起了阅读川端康成作品的点滴感受。川端作品，无论小说，还是散文，都有一种特殊的韵味，仿佛某种忧伤和凄美的混合体，来自心灵，又直抵心灵，因而也就格外的迷人。而叶先生将那种韵味传达得准确极了，即便不懂日文，也完全能感觉到。我说到了《雪国》，特意谈到其中一个难忘的细节：火车上，岛村无意识地用手指在窗玻璃上划道时，忽然清晰地看到一只女人的眼睛。第一瞬间，他以为那是自己正思念着的远方的女人。可片刻之后，他才意识到那是坐在斜对面的姑娘的眼睛映在了玻璃上。多么精妙的细节！我这么说着，有点激动，就像一个学生在向老师汇报自己的学习心得。叶先生专注地听着，笑眯眯的样子，随后说道，同样有点激动：“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个细节。你喜欢川端，真是太好了！”

几天后，上班时，唐月梅老师走到我跟前，递给我一个大信封，里面装着两本《川端康成作品集》，扉页上是叶先生清秀的签字。我顿时感到一阵惊喜和感动。

三

很长一段时间，叶先生和唐老师居住在农展馆附近一幢六层居民楼里。那幢楼十分普通，简朴，显得有点灰暗，没有电梯。第一次拜访叶先生和唐老师，我发现他们住在六楼，惊讶不已。两位大学者，大翻译家，都已年过六旬，竟然住在没有电梯的顶楼，上楼下楼，那么费劲，多不方便。叶先生和唐老师常常爬一层，歇一下，再接着爬，进到家门，已气喘吁吁，要好一会儿方能缓过劲来。不要说他们两位，我爬过几回，都有点吃不消。叶老师苦笑着说：“这就是社科院日本所让我们学者享受到的待遇。所里当官的，哪怕是办公室的主任、副主任，都比我们住得好，还口口声声说为科研服务，为专家学者服务。”接着，叶先生又黑色幽默了一把：“这倒也好，天天逼着我们锻炼身体，省得去爬山了。呵呵。”我意识到，叶先生所说的这一现象，在我们国家的许多科研单位普遍存在。难怪有不少学者都不愿再做学问，而是削尖脑袋去当官了。这种现象居然越演越烈，到近些年，已发展到疯狂和病态的地步。哀哉，哀哉！

叶先生家是小三居，门厅极小，大屋用来做书房，放上书柜和书桌，基本就没什么空间了。唐老师只好在卧室读书、写字、做学问。小屋就用来会客。这可能是我见过的最最逼仄的会客室。见一两个人，还勉强凑合，多了，就太拥挤和局促了。就在这名副其实的陋室里，叶先生和唐老师完成了一部又一部的著作和译作，实在是让人敬佩。我们每次到访，叶先生都会特别开心，先让我们到小屋坐下，再为我们沏上咖啡，然后，便是我最期盼的情景：到书房，取来几本新作，签字盖印，笑眯眯地递到我们手里，仿佛送上一份见面礼。这可是世上最美好、最珍贵的见面礼。时间流逝，每每想起叶先生，我总会首先想到这一情景，那么亲切，温馨，溢满浓郁的书香和真挚的情谊。

四

久而久之，我的书柜里积累了一大摞叶先生和唐老师的赠书：《樱园拾叶》、《扶桑掇琐》、《雪国的诱惑》、《周游织梦》、《浮华世家》、《白色巨塔》，三卷本《安部公房文集》，十卷本《川端康成文集》，四卷本《日本文学史》，十一卷本《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每每看到这些著作、译著和编著，我的脑海里就会立即浮现出两位长者伏案劳作的情形。叶先生和唐老师可能是我见过的“最不会享受清福的学者”。印象中，他们总在劳作，一刻也不停歇。他们不抽烟，不嗜酒，不喜欢交际和应酬，几乎所有时间都用来著书立说。能够安安静静做点学问，于他们，便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和意义。他们乐在其中。然而，有时安安静静做点学问，竟也成了一种奢望。总会有干扰——学术之外的各种各样的干扰。

不得不说说三岛由纪夫研讨会。我也算半个亲历者。三岛由纪夫是日本文学中的“怪异鬼才”。但由于其右翼思想，在中国曾被简单地定义为“军国主义作家”，长期成为学术禁区。这显然有违于学术规律。叶先生认为：“三岛由纪夫的意识形态应该说是属于右翼的，他的文学结构是重层而极其特异的，有许多值得研究和探讨包括否定的地方，因此从整体上再辨析‘三岛由纪夫现象就更显得尤其必要了。”基于这一学术认知，叶先生和唐老师开始主编规模宏大的《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对于三岛由纪夫研究，这可是项重要的基础工程，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一切顺利。《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一时刻，日本文学界几位学人觉得有必要组织一次三岛由纪夫研讨会。那是在1995年。研讨会确定将在武汉大学举办。那年9月，我赴美深造，没能去往武汉。但后来传来的消息却让我震惊，难以相信：有人告状，上纲上线，在研讨会就要召开前的一刹那，一个禁令下达到武汉大学，研讨会被迫取消。而这一禁令的另一后果是已经印好的十一卷本《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不得上市，只能封存在库房里，等于被打入冷宫。再一次，正常的学术研讨遭到了学术之外的因素的粗暴干扰。那可是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想想，真让人感到悲哀。远在地球的另一端，我可以想象叶先生和唐老师的郁闷、无奈和愤怒。幸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禁令最终失效。人们终于可以读到三岛由纪夫的文学作品，也终于能够深入地探讨三岛由纪夫现象了。这是我们时代和社会的进步。

五

2008年左右，叶先生和唐老师终于告别“蜗居”，搬进了几乎用一生的积余购得的新房。房子宽敞明亮，环境也十分幽静。这回，两位已近八旬的老人总该好好歇歇，颐养天年了。尤其是叶先生，几年前曾在美国遭遇过严重的心脏病，幸亏抢救及时，才闯过了一道鬼门关。我们都特别担心他的身体，都希望他能放弃劳作，过上轻松安逸的生活。但是没有。新居里又摆满了一排又一排的书柜。落地窗旁，又整整齐齐地放上了两张书桌。终于有一个像样的书房了。有这样的书房，就更得出成果了。叶先生如此想着，身体稍稍恢复，就又投身于学术劳作。已是一种惯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学术劳作已成为他生命的部分，让他如何割弃呢。

我和晓苹曾多次去过他们的新居。我们登门造访时，叶先生和唐老师倒是能放松放松。我们也希望他们放松放松。每回，叶先生都聊得特别兴奋，谈他的著述计划，谈他的读书心得，谈他的科研项目。谈着谈着就到了饭点。每回，葉先生和唐老师都绝对要留我们吃饭。叶先生和唐老师都是广东人。广东人看重美食。在叶先生家吃饭，绝对是种享受。我们享受着美食，更享受着那种温馨的气氛。我们甚至还一道出去吃过饭。那有点像过节。叶先生兴高采烈地在前面领路。走过两条街，再过一座天桥，便到达富力城澳门街餐厅。叶先生和唐老师总是能找到好吃的粤菜。真是神了。记得那回，叶先生再度大病初愈，已安上心脏起搏器，身体明显虚弱，只能轻声说话。我们怕累着叶先生，编了个理由没有留下吃饭。望着羸弱的叶先生，我想，等叶先生完全康复后，一定要请叶先生和唐老师好好吃顿饭，就吃好吃的粤菜。但时间残酷，叶先生最终没给我这样的机会……

叶先生心直口快，爱憎分明，又容易激动，常常像个率真的老顽童。这样的个性容易得罪人，也容易招惹各种非议。而我恰恰就喜欢叶先生的这种率真。文人怎能没有个性？没有个性，还叫文人吗？种种缘由，我国日本文学界关系复杂，是非恩怨纠结，作为圈外人和后辈，我没有资格评说。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叶先生和唐老师的学术成就。几十卷的著作、译作和编著，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的。这是世上最诚实、最神圣、最令人尊敬的劳作。如此丰硕的成就，凝聚着多少心血、才华和学问。这些学术成就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呢。学者自然要靠学术成就说话。叶先生和唐老师都是真正的学者和文人。

罗马尼亚人称作家为不朽者。叶先生写了这么多书，该是名副其实的不朽者了。想着这些，又一次走到书柜旁，又一次捧起叶先生的书，我在心里轻声地说道：有些人，永远不会离去，永远不会……

2013.6.8.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