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邻

一

有时候想，几十年来，三姨家出了那么多事。三姨能忍着活过来，不容易。

前七八年回洛阳老家，去看三姨，进了家，三姨不在。问表哥孬，孬说，出去打牌了。见天出去打牌。见天，就是每天的意思。心想，三姨的心，真大。又想，心不大，又能怎么样呢？

三姨一家，几十年前是一大家子人，三姨，三姨夫，大兒子卿贤，二儿子孬，三儿子良良；大女儿红霞，二女儿小瑞，三女儿小丽。一家八口，总是人进人出的热闹。

小时候，我在洛阳老家住过半年，老家亲戚多，可我最喜欢去的就是三姨家。几个兄弟姐妹里，母亲跟三姨最亲。也许是年龄相近，小时候在一起玩大的，也许是几个兄弟姐妹，只有母亲出嫁离开洛阳，到了遥远的西北，三姨特别记挂她吧。因母亲的亲近，加之三姨的好性格，我几乎有点把三姨当母亲那样对待，去三姨家吃住玩就跟自己家一样，从没什么拘束。

从外婆家南关的贴郭巷，转两个街角就到了三姨家住的北关的肖家街。去三姨家，要经过大姨家，可我不爱去，莫名地觉得大姨家阴气重。大姨四九年以前嫁了洛阳有名的私营企业主帽子张家，四九后全家从老宅子里被赶出来，一大家子人挤住在一座两层的小楼里。屋子进深很深，窗子少而小，又舍不得电，里面总是黑洞洞的。大姨家人更多，七八个表哥表姐表弟，还有一个老奶奶。不知为什么，这么多人却并不显得多，楼里常是悄无声息。偶尔有人上楼，木板的楼梯咯吱咯吱地响，很涩的声音也是低低的。孩子们的悄无声息，也许是因为大姨夫的落魄吧。我偶尔去，会见到他不出声地坐在暗影里一张圈椅上，只是稀疏的几根雪白眉毛十分显眼。家里唯一的一点亮，是大姨的声音，银子一样。每每快走到大姨家门口的时候，我总是警惕地看着，悄悄地，生怕她家的谁忽然出来看见了我。大姨家的门口一过，我几步就飞奔到了三姨家。

我喜欢三姨家的热闹。

三姨的家，不大，一间屋子，现在想来有30多平方米，因一侧靠着过道，就将过道上面封闭起来，成了一间阁楼。上下，是用一架梯子。阁楼上铺的木板，不够严实，我跟表哥孬在上面的时候，有人从过道里进出，我俩就会趴在地板上，从木板的缝隙里往下看。从那儿看下去，视角不一样，能看到人的头顶和两个肩旁。一个个的头和肩膀，忽地过去，忽地过来，演戏一样。我们看着，不敢出声，有一种奇怪的满足感。

三姨家靠门口的地方，有一口半人多高的水缸，上面贴着一条红纸，上面写着：记着添水。我小，不认识那几个字，问大表哥卿贤，说写的是“记着添水”。“寄着甜水”？“甜水”，我觉得奇怪。现在想来有些可笑，可那时候不知为什么会那么想。

三姨家大一些的两个孩子上学了。表哥表姐上学的时候，家里除了三姨，就是我和两个表妹。最小的表弟良良，是后来才出生的。

二

三姨，我记忆最深的是，天最冷的时候，她总是在一口大锅里熬牛骨头汤。牛骨头那个时候该是很便宜的吧。三姨搬一个小板凳，坐在灶台一边，隔一会，用大勺子在锅里搅上几下。一会儿，出去了，过一会儿，又不知从哪儿回来了。牛骨头汤快熬好了，三姨那边就开始烙油饼。不多时候，一人一大碗牛骨头汤，一摞油饼就上桌了。天寒地冻，就着牛骨头汤，吃着热热的油饼，再也没有那样的日子了。

三姨夫呢？拉攀去了。我不知道“拉攀”是哪两个字。“拉”可以肯定，“攀”，我不知道。在洛阳老家，拉攀就是拉架子车。三姨夫原先在一所学校教书，不知小学还是中学，后来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街道上拉架子车。他那个时候的模样，已经有些模糊了，大约是有些黑瘦，但依旧是很精神的。去年我回老家，才看到了他年轻时候的照片，是多么英俊的一个人。

记着有一天，三姨夫拉攀回来，笑眯眯（我现在想象的，好像是）递给我一只透明的玻璃弹子。这弹子，大约是用来吹制灯泡的。表哥孬也想要，但我是客人，三姨夫就给了我。三姨夫这一段给玻璃厂拉货，应该是偶然在路上捡拾到的。因这玻璃弹子，我好奇，就央求姨夫第二天拉攀的时候带着我去玻璃厂。三姨夫说，我拉攀，跟着去干什么！我记不清三姨夫当时的表情，现在想来，该是无奈，无奈里隐含着辛酸，亦是不屈的。我终于是没有去成。

歇着的一天，三姨夫偶尔会喝几口酒。那时，酒不易得。一家人围着小桌坐下，三姨夫倒一杯酒，自己喝，也叫我就着他的酒杯抿一点。我那时太小，记不得那些场景，也记不得他会说些什么。若是现在，三姨夫该有多少话可以跟我说啊。现在想想，他的一切，我几乎都不知道。再回去了问问，问问表哥表妹。也许，回去又忘了。

再知道三姨夫的消息，“文革”结束了。说要给“右派”平反，拨乱反正。三姨后来说，学校来人，说平反的事情，要三姨夫回学校，接着教书。三姨夫回人家，不用平反，学校，我也不回。我拉攀挺好。补发的工资，三姨夫也坚决不要。后来，三姨无奈，私下里去学校领了。

前十几年，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就是写的三姨夫，他叫于长松。小说结尾，模仿汪曾祺的《岁寒三友》，写三姨夫跟一个一起拉攀的车夫，俩人在雪夜饮酒，大醉出门，相互搀扶着，漫天痛骂，满街人惊愕。三姨夫心里的苦，是不愿意诉说，也没有人可以诉说的。

唉，这场酒，若是我在，也会大醉的。醉了，陪着他，一起骂，骂天骂地，骂时光，也痛骂痛骂自己。

三姨夫去世的时候，我不知道。也许母亲知道，但没有告诉我。这些事都是这样，老家的人去世了，母亲知道了，都是要过一段，才会轻描淡写一样地告诉我。因三姨夫的死，我想起母亲说起的一个邻居老太太，母亲让我叫姑姑的，她的丈夫打成“右派”，押在新疆的一个农场，平反后亦是不肯回来，终于老在了那儿。那个农场，似乎还很有几个“右派”不肯回来。回去干什么呢？人也老了，亲人也都没有了。我为那个人写过一篇虚拟的文字，结尾是坟地，起风的时候，他的一只手从坟里面伸了出来。

三姨夫的死，好像是肝癌，郁结到那样，怎么会不伤肝气呢。

后来，我回去，也没有去上过三姨夫的坟。以后呢？我不知道。

三姨夫，你累了，好好安息吧。

三

三姨夫活着的时候，不知是哪一年，大表哥卿贤死了。

三姨夫最喜欢的就是卿贤。卿贤这名字自然是三姨夫取的。卿贤的字写得好。似乎卿贤也长得最像三姨夫。

“文革”时，卿贤年轻，热血，参加了当时的活动，却意外身亡。

卿贤死了，组织给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追认为烈士。三姨参加了追悼会，戴了大红花。三姨夫，因为是“右派”，没有去。

“文革”结束，卿贤的烈士待遇，没了。

三姨有些想不通，似乎还去找过有关部门，自然是没有结果。三姨夫是不会去找的。他明白。他比三姨更痛苦。

卿贤的死，三姨一直瞒着母亲。那时没有电话，只能写信。三姨不识字。似乎母亲给三姨写过信。母亲上过几个月的扫盲班，后来自学，学会了看报写信。三姨收到信，叫孩子们念给她听。回信，自然是三姨说，哪个孩子写。信里只是天气穿衣之类，卿贤的死，自然是不会说的。

卿贤的死，母亲怎么知道的，没有印象了。也许是父亲某年出差回老家才知道的。母亲是怎样的难过，我也是不知道的。

四

三姨的大女儿红霞，在三个女儿里生得最好，且天生一副好嗓子。“文革”前，也许是“文革”时，有文工团之类看上了她。三姨夫老思想，从来看不上唱歌的，没商量，丢人，不准去。

红霞后来嫁给了同一个厂的李涛。李涛是当时的风云人物，英俊，聪明。李涛看上了红霞。婚后不久，“文革”结束了。李涛靠边，属于“三种人”，也即造反起家的人，工作沒有了。改革之初，失意的李涛不甘居人后，不知做起了什么生意，积攒了一些钱，就做起了走私黄金。不知道他那次外出带了多少黄金，在火车上给警察查到，心疼那些黄金，他竟然糊涂了，乘着警察不备，带着黄金，从车窗跳了下去。

李涛死了。因为李涛是“三种人”之一，红霞的工作也没有了。她养不起两个孩子。后来嫁了人，离婚，又嫁人。后来，精神时好时坏，似乎有些不正常了。

那一年，父亲因为什么事回洛阳。三姨无奈，说，让红霞在兰州住一段吧。红霞那段时间在洛阳家里，甚至好些天连楼都不下，吃饭都是别人端上去的。父亲心软，就带上了红霞。红霞来兰州住了几个月。

红霞回去后，似乎在精神病院住过一段。洛阳也不时有红霞的消息，说她这不好，那不好。

前年，我陪着老父亲去洛阳处理将要拆迁中和巷的祖产，二表妹小丽跟我说，红霞死了。快一百天了。从楼上跳下去的。别跟姨说。

小丽跟我说的那天，三姨照旧出去打牌了。

五

三姨家的人，跟我似乎有点关系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关系的是表妹小瑞。小瑞是三姨的二女儿，生得瘦小。最早见她的时候，我该是上小学一年级。那年，因为什么事，我们一家都回了洛阳老家。小瑞跟姐姐红霞性格反着。对她的印象已经不深了，似乎只是看见她习惯默默地站在门口，一句话也不说，就低着头。似乎是梳了两根辫子，小小的脸，皮肤也不白。

母亲身体不好，又远在西北，三姨是老一辈人，没有什么近亲结婚如何如何之类，就想着能把小瑞许给我，好顺便替她照顾母亲。她们姐妹偶尔说这话，在屋里静悄悄的时候，我的耳朵似乎就格外灵。我还小，大人们自然不会跟我说这个。可是似乎因为这个话，心里就有一点什么，她就跟我无端有了点什么关系似的。自然，后来就忘了。相隔千里，没什么联系，世事攘攘，自然就忘了。

后来一些年，没有回老家，也就再没见过她。似乎，也从来没有想起过她。某一年，红霞的丈夫，也就是我的表姐夫李涛还活着的时候，来过一次兰州。我去看他，他似乎是知道一点那些老人们的旧话，跟我说，小瑞死了。

很多年没有她的消息，也似乎早就忘了，我却忽地难过起来，眼泪就止不住。李涛是心思细腻的人，等我有些平静了，才慢慢对我说起小瑞的死。

小瑞大了，认识一个人，就喜欢上了。性格有些内向的小瑞，一心去爱了。男家后来要盖房子，她去帮忙。那个时候家里修房子盖房子，全是自己弄，再请几个帮工。

一天，还下着雨，男孩子不知要去拉什么，小瑞刚好过去，就跟着去了。不知是没有带伞，还是因为天气太凉，小瑞回来就发烧了。

不知道是不是拖延了，小瑞的病，后来住院竟然已经是尿毒症了。那时候还没有什么肾移植，即便是有，也不是三姨一家这样的凡俗百姓所能承受的。

小瑞死了。那一年多大，我不知道。二十多一点吧。

李涛说，小瑞临走的时候，希望那个男孩子能来看看她，但到最后也没能见到。男家也许是觉得小瑞这病跟他们有些关系，有意躲着吧。我后来想，男家修建的兴许就是他们以后的婚房吧。

小瑞的死，我后来写过一篇文字，算是纪念。那样的文字，之前也在周作人那看过一篇。周的语调抑制，低低的，近乎冷，却有另一种特别的情感触动人。周说他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放下了。我的呢，本来就没有，不过是难过一下，一会就过去了，没有什么放不放下的。

六

三姨记挂着母亲。她是来过一次兰州的。那是三十几年前了。不知道事情是怎么碰在一起的，家里正打一些家具，三姨来了。记得三姨进家的时候，母亲正在厨房里。三姨放下东西就去了厨房，拉着母亲的手，俩人就哭了起来，哭了好久。厨房的门，悄悄关上了。后来，没有声音的时候，门开了。三姨和母亲在里面择着菜，一边小声说着话，眼泪早擦干了，好像刚才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那样。

那时候买家具都是去木器厂。木器厂的家具都是老样子，要新的样式，就得自己家买了木料，请南方的木匠上门打造。父亲上班，我们兄弟几个，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打家具的事就是三姨跟母亲照料。那一次，三姨好像在兰州待了有一个月。

三姨走的时候，跟母亲告别，说了什么，记不得了。车站有些距离，母亲是不便送的。我们去送三姨，转到楼后，我看见母亲的脸紧紧贴在后窗的玻璃上。那时兰州坐火车要十八个小时才能到洛阳，母亲身体不好，家里也没多余的钱买车票，母亲跟三姨见一次面是不容易的。母亲从后窗看着，三姨自然也知道母亲会从那儿看着她。三姨回头了没有，我也记不得了。

三姨回去后，不几年，姨夫死了。这个硬气的人活着的时候，经历了长子的死，二女儿的死，女婿的死。他到最后，依旧是在街道运输队拉攀。一个读了很多年书的人，会在水缸上贴了红纸，写上“记着添水”的人，二十多岁就拉架子车，一直拉到死，他的心里会想些什么呢？我的大表哥卿贤，他最寄寓希望的人死的时候，他想了些什么呢？他疼爱的二女儿小瑞死去的时候，他又想了些什么呢？自然，女婿是外人，可也毕竟是自己女儿的丈夫啊！

三姨夫的故事，是该有人拍一部电影的。可是，谁来拍？又能拍出些什么呢？

三姨，自然是经历最多的人，卿贤死了，小瑞死了，女婿死了，红霞死了，丈夫也死了。三姨那样性情刚烈的人，究竟是怎样面对了这样的一次次的死亡呢？

三姨，我想象不出来。

七

母亲跟三姨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外婆离世的前两个月。外婆九十一岁时，还能自己洗衣服。外婆九十二岁那年，躺倒了。母亲要回去，父亲拗不过，只好跟了去。几个舅舅都忙，外婆就住在三姨家。母亲在三姨家照顾了外婆两个月。那段时间，母亲和三姨说了多少话啊。母亲在家，三姨就去打牌。母亲有时候也会埋怨，她回来也说起三姨的打牌，记得小弟说，三姨容易吗？家里出了那么多事情，心不大，她怎么活。母亲想想说，也是。

母亲一直待到外婆去世，料理了后事才回来。这是母亲跟三姨的最后一次见面。

去年，三姨死了。想想，母亲跟三姨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外婆临终之前，那应该有十年了。

三姨去世的消息，是小表妹小丽告诉我的。母亲老了，我只能先瞒着。瞒一天算一天。也许是心理感应，三姨去世后的一段，母亲老是提起三姨。母亲甚至想回一趟老家看看三姨。父亲急了，对我说，不是手机能视频吗？叫你妈跟三姨在手机上见个面。我只能找理由推脱。母亲，真对不起。已经迟了，我怎么就没有早点想到呢。

过了几个月，因父亲问起我的一位老师，我说，已经去世了。我说，那么长时间没有消息，怎么可能还在呢。

过了几天，小弟终于对母亲说，三姨不在了。

三姨不在了。母親偶尔还是会唠叨一下，说小丽以前的电话里，老是跟她说，俺妈一天就是打牌。除了打牌，就是打牌。

母亲想三姨了。

今年，父亲八十二了，母亲八十，下决心最后回一趟洛阳老家。我们抽时间陪着。老家的坟，几十年没有上过了。这一次，我们兄弟几个给爷爷奶奶上了坟，给外公外婆上了坟，也想去三姨家烧烧纸。没有了三姨的家，空空荡荡的。三姨夫和三姨的骨灰还在家里，还没有下葬。三姨的照片还在桌子上供着。摆了供品，上了香，我磕了三个头。母亲过来，我说，你点一支香就行了。不想，母亲却忽地跪了下去，也磕了三个头。

我想，母亲这一跪，就是她们姐妹最后的情分了。

母亲八十岁了，最后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母亲的这一跪，是对三姨的告别，也几乎就是她对这个尘世最后的告别。我站在一边，别过脸不忍看，眼泪就簌簌掉下来了。

三姨走了，三姨家又走了一个人。

三姨家还有表哥孬，还有小表妹小丽，还有小表弟良良。

三姨走了，他们以后就是三姨了。

三姨，我想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