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星

6月23日晚，从大理火车站出来时，我给龙吉元打了个电话，预约采访。

几乎没有犹豫，他答应了，不过，特别强调，“过来时，提前和我打声招呼，我好准备准备。”

他所说的“准备”，是准备饭菜。我说，“我在外面请你吃饭吧？”

“没饭吃！整个双廊镇的餐馆、客栈都关了！”龙吉元说，他必须为我的到来，提前买点菜，好在家里做饭。

不只出现在双廊镇，今年4月10日，环洱海周边的餐馆、客栈不得不全部停止营业，以配合大理州“掀起洱海保护治理七大行动高潮”。

伴随“高潮”到来，环洱海的大理市、洱源县，就呈现出这样一副面相：挖掘机四处挖沟，泥头車来往穿梭，民工忙着安放和填埋排污管道……道路坑洼，灰尘漫天，横幅高悬。

“高潮”还在跌宕，整治带来的“阵痛”，也弥漫开来。

从严治“理”

大理州地处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结合部，这里有个高原湖泊，属云南省第二大淡水湖。湖泊南北长40多公里，东西最宽的有9公里。因湖泊形似耳朵，人们习惯称之为洱海。

洱海是大理的母亲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当地满城悬挂着的标语，也昭示着这点。比如，“保护洱海就是保护大理的发展根基”、“要像保护我们的眼睛一样保护洱海”。

保护洱海不是最近才被提及。在2012年，云南省召开“九大高原湖泊水污染综合防治领导小组会议暨洱海保护工作会议”后，大理州就把保护洱海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到2015年，大理州以更大力度推进洱海整治。2017年4月，大理州对环洱海餐馆、客栈祭出的“关停令”，则是2015年以来，洱海综合整治的高潮。“关停令”的出现，使原有相对温和的治理模式进入“刮骨疗伤”的关键期。这时，源自餐饮和客栈经营者的“嗷叫”，开始频现互联网和媒体。当地政府在洱海的强力治理手段，逐渐为更多的人熟知—

今年3月底，一份公告中，大理州政府宣称：4月1日起，对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的餐饮、客栈服务业进行专项整治，通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整治范围内所有餐饮、客栈经营户一律自行停止营业，接受核查。

此令既出，餐饮、客栈的经营者随即收到官方送来的“温馨提示”，这份“温馨提示”是打印好了的告知书，上书“保护洱海，从我做起。主动歇业，敬请谅解！”。空白处是留给经营者的签名，之后张贴在店门口。

很多经营者不想签收和张贴，因为“就好像强奸了我，还说我是自愿的”，龙吉元的妻子方萍说，这让人很难受。

但很多人最终签名并张贴，因为“凡违反通告规定，擅自开展经营活动的经营户，由相关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处、责令停业、吊销证照。”此外，“阻碍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经营者的严整，没想象中那么难。而让一些经营业户感动委屈的，经济上的损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无形中似乎“坐实”了互联网上关于他们就是洱海主要污染制造者和“无良商人”的形象。

事实并不是这样。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调查显示，农业和农村生产、生活（含畜禽养殖）的污染源，占到60%；环湖旅游餐饮客栈的污染，占到8%；其他方面的污染，占到32%。

大理州环保局副局长、大理州洱海流域保护局局长段彪对媒体表示，虽然餐饮客栈排污不是最主要的污染源，但因其紧邻湖岸，有的甚至污水直排洱海，影响较大。

据介绍，环洱海有250多平方公里，涉及大理市和洱海县的16个乡镇167个行政村，涉及的流域户籍人口约87万人。

在洱海流域的餐饮、客栈等建档立卡的经营户有9236家，其中，核心区的餐饮、客栈1494家。

4月1日严整以来，洱海流域关停的餐饮、客栈有2498家，其中餐饮和客栈数，几乎各占一半。

关停数比地处核心区的餐饮、客栈，还要多出1004家，这意味着，严整并不局限于核心保护区范围内的餐饮和客栈。

以双廊镇为例，整个镇的餐饮和客栈，全部被关停。在洱源县，关停风头正劲的4、5月份，偌大的县城里，几乎找不到可以吃早餐的门店。

生意“不好做”

严整风暴下来的时候，有人哭，也有人笑。

一开始，严整环洱海客栈时，在大理古城经营客栈的老板们笑了。因为环洱海客栈占据重要海岸线资源，这些海景房的价格高得离谱，且生意一直都不错。以双廊镇为例，客栈房价每晚400至1500元不等，最贵的属杨丽萍的太阳宫海景房，一晚2888元至8888元不等，旺季时，房价破万。

所以，严整到来时，一些古城客栈经营者就等着看海景房经营者倒霉，他们认为，严整后，客流会回流到古城居住，将带旺和提升古城住宿和房费。“事实证明，他们搞错了”，龙吉元说，“因为我们早已是唇亡齿寒的关系。”随着严整力度的加大，大理留给外界这样的感觉：整个大理吃、住都没有了，因为全部关停了。这击退了游客前往大理游玩的兴趣。

事实上，关停的主要是环洱海的餐饮和客栈，在大理古城以及大理州府所在地，还有不少门店经营住宿和餐饮。

当然，环洱海游玩后，吃住最好还是要回到古城解决。

町隐民宿学院是一家专门从事民宿培训的机构，位于大理市南国城。据这家机构的执行长刘汉捷分析，游客来大理游玩的成本很高，严整措施出来后，游客在出游目的地选择上，通常变得更谨慎，或干脆更改线路。

现在，古城的客栈经营者一样感受到生意“不好做”。一些经营者不得不驱车到距离古城15公里外的大理火车站抢客。

在当地经营餐饮和客栈的，主要是外地人。在黄若民看来，这次整治就是针对外地人。黄若民这个看法有些偏颇，事实上，这次的整治也波及当地农业和农民群体，无关本地和外地人之分。不过，由于经营客栈的群体多是有知识文化的群体，在公共舆论空间里，他们有更多的话语影响力而为媒体所关注。

现实中，很多农民的生计也因严整而遭变化。在环洱海流域，大理州政府通过流转农民田地的方式，把这些田地打造成湿地，或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原有种植模式，多种些减少化肥农药投放的农作物，以减少流域污染。

洱海上游的洱源縣芷碧湖镇，光运亨村西社就流转出100多亩。“一年每亩给2000元流转费”，村民杨贵芸告诉我，“不过，还是自己种地划算，种独头蒜，一亩地一年的收益不会低于1万元。”这次严整中，西社的耕地减少一半。如果旅游没有发展起来，未来，他们的生计将面临重大挑战。

他们都是“阵痛”的承受者。不过，即便如此，也没有人否认洱海治理的必要。

共同利益

“谁将污染直排洱海，我和他拼命的心都有！”黄若民说这句话的时候，目光坚定，不容置疑。

但作为一名外来经营者，他说出这番话时，多少有些令人不大相信。但现实就如此，不是因为他高尚，而是他的利益早已和洱海捆绑在一起。

黄若民两年前从上海来到洱海边经营客栈。他首先找到当地村民，租下他们的老房子，之后把老房子打掉重建、进行装修，之后对外营业。

黄若民说，租期18年，按照惯例，他一次性付给房东18年的租金（有的是分两次付款，具体是和房东商定支付方式）。18年的租金，黄若民为此花掉300多万元。待租赁期满后，这个客栈将无偿交给房东。但为建好、装修这个房子，黄若民投入了900多万元。

“资金的来源，是我变卖上海的房产，加上了历年的全部积蓄。”黄若民说，他全部的身家和他未来的18年，赌注全投在这里面。

相对黄若民，张兰的投入更大。在双廊镇，她租了当地农民1000多平方米的土地建客栈，光租金，一年就60万元了，加上投入，她花将近2000万元。可才开业一个多月，就遭遇洱海史上最严整治，“这里面，还有一部分资金是银行贷款来的。”6月27日，我在双廊的客栈里见到张兰时，她情绪很低落，不愿多说，“现在家里也起矛盾，我们夫妻经常吵架”。

如果时光退回5年前，彼时洱海边民房的租金还很便宜。早期的投资者张浪告诉我，“当时1至3万元，就可以租一年”。不过，投资者投资兴建的这栋漂亮房子，在租赁期满后，将无偿移交给房东，这让房东很高兴。

但随着投资者增多，租金“嗖嗖”上涨，一些原本很高兴的房东，也开始坐不住了，他们不断找茬，希望赶走早期的投资人和经营者。“为办证，需要房东提供身份证复印件，房东开口就要5万块元。”和我谈起这些时，张浪接连摇头，“这些农民，没有契约精神。其实，他作为房东，协助我们办理相关证件，是理所当然的。”

抱怨归抱怨，为了持续经营，投资者不得不一次次“割肉”，因为即便上了法庭，房东被判违约赔偿，他在支付违约赔偿金后，将房子转手他人，还是有更大的赚头。

为此，一些经营者承诺给房东一定的股份。不过，只要经营正常，在旺季，一个有10多个房间的海边客栈，每个月可以有20至30万元的房费进账，平时一个月房费也有10多万元。

这对于早期投资者而言，只要位置不错，装饰有特色，客栈投资运营1年多就可以回本了。

但后来，随着投资运营成本上升，需要投资3至5年才可以回本。“最近一两年在海边搞客栈的，没有800万元以上的资金，几乎不可能”，张浪说。

随着投资成本增加，投资者的命运也和洱海的命运更紧密连接在一块。“我们砸进去的都是真金白银，肯定希望洱海干净！”黄若民说，“洱海就是我们的饭碗，我们也不希望洱海变成云南的第二个滇池”。

从这个意义上说，投资者和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但让他们不少人委屈的是，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是地方环保践行的先驱者，但先驱却成了先烈。

张浪表示，早期，因为排污管网的缺乏，确实有一些餐饮和客栈将污水直排洱海，但更多的是排到村里的排污管道。

不过随着游客激增，村里原有排污渠道已无法满足排污和污水处理的需要。这时，政府需要餐饮和客栈停下来，等等政府更畅通的排污管网的铺设，以及污水处理能力更强的环保设备的更新。

双廊镇过去是个小渔村，被称为大理的西伯利亚，尽管这里距离大理州府不过60公里。这里户籍居民2千多人，但旅游旺季一天的游客有8万多。到双廊的旅游车辆都不能开进镇，只能停在镇外的停车场。停车费一天30至50元，高峰时一天要200元。

目前，洱海环湖截污工程已经开始施工，铺设污水管，新建6座污水处理厂。

有着共同利益，却引发论争和矛盾，背后其实是：传统村落或城镇，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强烈要求与之相匹配的城市管网、污水处理能力，以及现代化治理手段，但由于资金匮乏，现代化治理手段滞后，在游客激增背景下，使得这对矛盾十分突出。

矛盾来不及化解的时候，饥肠辘辘的资本在精明商人的把持下，迅速席卷到大理州拥有良好发展旅游基础的乡村板块，并对农村社会提出快速城市化的要求，这导致了传统农耕社会在生产、生活等领域的巨大变迁，同时也要求这些快速城市化的农村，迅速实现人和物的城市化。

洱海的整治带来了“阵痛”。？“这种阵痛是必须经历的，而且长痛不如短痛”，？在段彪看来，“再不采取断然措施实施抢救性保护行动，洱海水质只会不断恶化，大理的核心竞争力将会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