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保罗

前几天，文在寅当选韩国总统。韩国人选他的原因之一是，相信他不会和财阀“同流合污”，而是要清除这个国家政商勾结的积弊。

财阀，是一些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特殊存在。他们的资产规模轻易地超过一个地方行政区的GDP，富可敌国。他们还掌控着媒体，这是选举政治的“利器”，即使是国家首脑的候选人，也不敢得罪财阀。总之，他们影响经济，更影响着政治。

财阀的崛起，始于企业变“大”。企业变“大”，一般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在一个经济体的崛起过程中，会有大量的大企业涌现，他们追逐规模效应，资产和销售都迅速膨胀。同时，也不满足于单一产业，于是横向扩张，成为多元化集团，最后还控制银行和证券公司。

第二种情况，则是经济衰退或者说行业巨变的过程中，企业业务的利润变薄，于是大家开始“抱团取暖”。这一时期，并购开始流行，一大群通过并购形成的大企业开始出现。这方面，欧美的银行业就是典型。

上世纪下半叶，欧美银行业经历了急剧的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传统银行业务利润变薄，而所谓“金融创新”也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于是，银行开始横向扩张，一是混业经营加剧，二是并购频发，银行越来越大。

在韩国，财阀的崛起过程正是经历了这两种情况。韩国经济在崛起过程中，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扶植大财团的发展。这些财团从实业崛起，比如食品业、电子业和外贸，但之后，财团开始掌控金融，包括银行和证券公司。掌控金融业之后，又反过来利用廉价资金来反哺产业扩张，形成一个不断变“大”的循环。

在经济增长放缓和衰退的过程中，财团可能遭受重创，但它们变“大”过程并未停止。相反，还会不断继续和强化。道理很简单，“大”而不能倒，这是任何国家和经济体政治经济领域的一个通行规则。

企业足够大，可以获得什么好处？比如，最重要的是廉价的资金，即使企业自己不控制金融机构，国家权力或者“相关各方”也会在企业有难时施以援手。在美国的金融危机中，第四大和第五大投行雷曼、贝尔斯登不复存在，但前三大的高盛、摩根史丹利和美林（被美国银行并购，但字号得以保留）则得以幸存。

同样，韩国遭受亚洲金融危机之时，韩国的大财团由于盲目负债，做大心切，多数都遭遇财务危机。但在该国知名财团中，只有大宇一家遭受厄运。其他财团，尽管一些主要子公司的负债率超过300%—竟然高于中国国企，依然得到了银行的大量输血，最终挺了过来。

现在，韩国财团的“大而无当”依然独步世界。数据显示，韩国十大财团的资产曾一度占到了这个国家GDP的85%。

韩国的故事，是否会在其他国家重新上演？我不知道。但我认为，中国经济的确应该警惕一些大企业的过度扩张和财团化趋势。

比如，家电公司要做汽车，金融国企要做重工业，这看起来是一种企业家的“实业雄心”，但换个角度看，这何尝不是一种变“大”欲望的不断膨胀。从一个“中度”资本密集的行业，跨入“重度”资本密度行业—而且这个行业竞争过度，这显然不是一个利润导向的好选择。那么，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实际上，在中国，一些国企已经明显财团化，金融、制造业、外贸都做，上市平台好几个，企业俨然一个产融怪兽，一个企业负责人的“实力”轻易超过一个市委书记，乃至省部级干部。

当然，中国一些企业大而无当，这个现状也应该辩证看待，它们一是历史的客观原因造成，改革不易，需要慢慢来；二是，如果做军工、高科技领域的技术创新，企业变“大”是有一定正面價值的，比如有利于摊薄研发成本。

但更多时候，变“大”是应该警惕的。它们都是没有国际竞争力，甚至没有国内竞争力的产能，而且也不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这些过剩产能需要出清，企业需要瘦身变小，提高效率和技术，而不是相反。经济的改革，是需要决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