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芳 刘伟宏

福建省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

王 芳 刘伟宏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福建福州，350013）

我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因此，研究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能够发现更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结论。讨论如何有效地对金融发展进行测度，有助于深入理解金融发展的测度指标和为金融发展的计量分析提供能够形成正确结论的前提，并对福建省1999—2015年的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和分析。

福建；金融发展水平；测度

一、引言

2016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繁重艰巨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福建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主动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妥善应对风险挑战，引导形成良好社会预期，着力稳增长、调结构、强动力、惠民生、防风险，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8519.15亿元，比上年增长8.4%；人均地区生产总值73951元，比上年增长7.5%。特别要大力发展金融业，完善人才优惠政策，吸引金融人才，培育壮大金融市场主体，发展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健全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拓展保险保障功能。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中，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总是在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的不断转型升级过程中逐渐提高，而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中，金融总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金融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推动力量，可以降低信息交易成本、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改善经济运行环境，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速度的影响极其重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资源配置的枢纽，也是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支柱。福建省的金融业发展应该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保障经济建设资金需求为核心，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突出服务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突出创新驱动，突出两岸金融合作，不断完善多元化、多层次、多功能金融组织体系，加紧培育和发展金融市场体系，加快构建满足中小企业需求的融资体系，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对金融发展进行有效测度，有助于相关的实证分析。本文试图讨论如何有效地对金融发展进行测度，一方面有助于认识和深入理解金融发展的测度指标，另一方面为金融发展的计量分析提供能够形成正确结论的前提。

二、金融发展水平测度方法的回顾

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 W．Goldsmith）指出，“金融理论的职责就在于找出决定一国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因素，并阐明这些因素怎样通过相互作用，从而形成金融发展”。戈德史密斯反复强调，研究金融发展仅仅依靠定性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定量分析也是必不可少的。为此，他创造性的运用“总量”、“比例”等计量方法来阐释金融理论中的重要观点，并且推导出很多公式，使各项指标的细微变化也能一览无遗。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是衡量一国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水平的存量和流量指标中最核心的指标。金融相关比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简称FIR）是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即国民财富）价值之比，是衡量金融上层结构相对规模的最广义指标。他更进一步指出，FIR与其主要组成部分的7个因子呈正向关系，这7个因子是货币化比率、非金融相关比率、资本形成比率、外部融资比率、金融机构新发行比率、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和成熟；FIR与实际收入增长率、物价上涨率和平均资本—产出比率呈反向关系。因此，一国FIR值的大小可能是某个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也可能是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戈德史密斯构建的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还包括：1.主要类型的金融工具在金融工具总额中的占比、主要经济部门在金融资产中的占比；2.各经济部门和子部门在金融资产中的占比以及在各种金融工具中的占比；3.金融中介机构在金融机构总资产中的占比及在主要金融工具中的占比；4.金融机构持有的金融资产在金融资产总额中的占比；5.金融机构之间的相关程度，即金融机构之间往来资产总额在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中的比例；6.非金融机构发生的外部融资和内部融资的相对规模；7.在外部融资中，各类金融工具的占比及国内主要部门（尤其是金融机构）与国外经济当事人在未清偿债券和股票中的占比。[1]

1973年，罗纳德·I·麦金农（Ronald I．McKinnon）对金融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实践和应采取的货币金融政策和体制进行了研究，提出了“金融抑制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化程度低，并对货币化率进行了定量分析。麦金农定义货币化率为货币供应量与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简称GNP）的比值，一般采用M2/GNP的形式。M2有时也会用M1或者M3代替，GNP现在已经被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即国内生产总值）取代。麦金农指出，货币供应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可以反映政府和私人部门从银行获取资金的情况，能够清晰地呈现经济中货币体系的重要性和实际规模。后来，货币化率成为度量金融深度的标准指标。

1993年，金和莱文（King & Levine）构建了四个金融发展测度指标。第一个是LLY，定义为金融机构流动负债占GDP的比重，即

这里的金融机构流动负债用广义货币供应量M2或者M3来表示。这个指标本质上是货币化率，能够反映金融体系的相对规模，与金融体系提供的服务数量正相关，可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或金融深度。第二个指标是BANK，定义为存款货币银行和中央银行在总信用余额所占的相对比重，即

这个指标能够揭示在国内信贷的配置过程中，存款货币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比如在分散风险、流动风险管理和信息管理方面，存款货币银行是否具有更高的能力。第三个指标是PRIVATE，定义为对非金融私人部门的贷款额与扣除对存款货币银行贷款后国内总贷款的比值，即

第四个指标是PRIVY，定义为对非金融私人部门的贷款额与GDP的比值，即

金和莱文（King & Levine）构建的这四个金融发展测度指标，比戈德史密斯的金融发展指标在测量金融发展水平上更精确，相对于后者只能考察金融中介部门的规模，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局限于银行系统，忽略了资本市场的影响。[1]

1993年，德米尔古克—昆特和莱文建立了衡量股票市场发展的三类指标，包括：1.传统指标，有上市公司的数量、股票交易总额与GDP的比值、股票总市值与GDP的比值以及换手率等；2.制度性指标，有会计准则、监管制度、信息披露规则以及交易成本等；3.资产定价类指标，有国内资产定价效率指标和国际资产定价效率指标。1996年，莱文和泽沃斯在德米尔古克—昆特和莱文的基础上，构建了四种衡量股票市场发展的指标。第一种是规模指标，只有一个指标，是股票总市值与GDP的比值。第二种是流动性指标，包括两个指标，换手率和交易额比率。后者是主要交易所股票交易总额与GDP的比值。第三种是国际融合指标。第四种是收益率指标，用收益率的12个月移动标准差来表示。另外，莱文和泽沃斯还调整了金和莱文的PRIVY指标，剔除了中央银行的贷款。改进后的指标只衡量存款货币银行对非金融私人部门的贷款与GDP的比值。莱文和泽沃斯的研究成果大大推动了股票市场发展的测度及其与经济增长计量分析的探讨，但是对债券市场、非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的测度和分析，对怎样观测股票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仍然有待进一步讨论分析。

三、测度指标的选择

本文在金融发展水平指标的选择中，依据规模与活动两个维度，设计了以下几个具体的测度指标：

1.货币化率

货币化率指的是商品和服务的交易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用广义货币供应量M2来表示商品和服务的交易价值，即

2.保险深度

保险深度是衡量保险市场发展水平的比较好的指标，衡量方法如下：

3.金融

金融相关率指的是金融资产总值与实物资产总值的比值，实际的数据分析中用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余额与GDP的比值来表示，[2]即

股票市场是资本的重要来源，本文选用两个指标来衡量股票融资水平，股票融资额与GDP的比值以及股票融资额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值，即

考虑到数据的可取得性和各类资料的时期一致性，本文分析的指标是1999—2015年期间，数据是根据福建统计年鉴2016和中国统计年鉴2016相关资料计算。

1.货币化率分析

依据前文指标设计口径计算的福建省货币化率见表1。为了进行比较讨论，同时也列出同期全国的货币化率。后面的分析中也将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对比考察。

表1 1999—2015年货币化率

2012 1.194914 1.802753 2013 1.240973 1.858942 2014 1.217888 1.907491 2015 1.324353 2.031023

从表1中可以看出，1999—2015年我国的货币化率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从1999年的1.323897上升到2015年的2.031023，增加了53.41%，平均每年增加大约3.34%。福建省的货币化率从1999年的0.844525上升到2015年的1.324353，增加了56.82%，平均每年增加大约3.55%。

从差值上看，1999年福建省的货币化率与全国的货币化率差值是0.479372，2015年福建省的货币化率与全国的货币化率差值是0.70667，差值逐年扩大。福建省2015年的货币化率大约相当于全国货币化率1999年的水平。

2.保险深度分析

保险深度的计算结果见表2。年上升大约8%。福建省的保险深度从1999年的0.013817245上升到2015年的0.02993008，上升了116.7%，平均每年上升大约7.29%。

从差值上看，1999年福建省的保险深度与全国的保险深度差值是0.0017，2015年福建省的保险深度与全国的保险深度差值是大约0.005，差距并不明显。

3.金融相关率分析

金融相关率计算结果见表3。

表3

从表3可以看出，1999年—2015年我国的金融相关率从1999年的2.236124上升到2015年的3.350171，上升了111%，平均每年上升约7%。福建省的金融相关率从1999年的1.51723上升到2015年的2.606216，上升了约109%，平均每年上升约6.8%。

从差值上看，1999年福建省的金融相关率与全国的金融相关率差值是约0.72，2015年福建省的金融相关率与全国的金融相关率差值是约0.74。

4.股票融资水平分析

股票融资水平分析计算结果见表4。

表2 1999—2015年保险深度

从表2可以看出，1999年—2015年我国的保险深度从1999年的0.015526754上升到2015年的0.035422749，上升了128%，平均每

表4

从表4可以看出，从1999年到2012年福建省的股票市场融资水平都低于全国股票市场融资水平同期水平，2013—2015年，福建省的股票市场融资水平高于全国股票市场融资水平同期水平。1999—2015年福建省的股票市场融资水平波动情况和全国股票市场融资水平波动情况几乎一致，分别在2000年、2007年、2010年出现峰值，在2005年、2008年或2009年、2012年或2013年出现谷值。

五、结论

根据前文的度量和分析，对福建省1999—2015年期间金融发展水平，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福建省的货币化率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前者2015年的货币化率大约相当于后者货币化率1999年的水平。福建省的保险深度与全国的保险深度差值低于1个百分点，差距并不明显。福建省的金融相关率低于同期全国的金融相关率，2015年前者与后者的差值是约0.74。从1999年到2012年福建省的股票市场融资水平都低于全国股票市场融资水平同期水平，2013—2015年，前者高于后者。两者的波动情况几乎一致。

如上分析，福建省的金融发展水平较低，这与其相对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形成比较强烈的反差。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要发展壮大各类金融机构，推进金融产业集聚，比如大力引进境内外金融机构落户福建；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比如信托、基金、金融租赁、消费金融和财务公司等，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发挥区位和政策优势，加强与台港澳、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交流合作，比如积极建设对台离岸金融中心，有效推展对台离岸金融业务。强调金融业基础设施建设，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环境，比如建立并完善现代化支付系统，建设并推广基于大数据的社会信用体系。

[1]刘伟宏，王芳．区域产业升级的金融支持研究：基于福建省的实证分析[ J ].科技和产业，2017，（3）：1-4．

[2]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周朔，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44，78，23-25．

[3]罗纳德·I·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M]．卢骢，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4]陶春生．金融发展、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理论、方法及基于民族地区的实证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

F832.7

A

1008-7346（2017）03-0068-05

2017-04-22

王芳，女，福建福安人，福建广播电视大学财经与管理系副教授。刘伟宏，男，重庆市人，福建广播电视大学财经与管理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