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林

[主题导引]新《刑事诉讼法》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强调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诉讼程序中的区别，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没有完全摆脱对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附属性地位”。以讯问为例，《刑事诉讼法》中除了讯问时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到場等有限的几条规定外，并没有针对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策略手段等进行专门规制，而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在侦查方式上往往不会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进行本质地区分，侦查阶段容易出现威胁、欺骗、引诱及刑讯逼供等非法方式，由此使得在讯问过程中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很好的保护，不利于“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在讯问未成年人程序中的贯彻。对此，学界鲜有专门研究，由此也使得上述问题的解决几乎没有理论借鉴和参考。为此，本刊特邀三名理论和实务专家，拟对讯问未成年人制度设计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和重视，共同推动我国讯问未成年人制度建设，弥补相关制度空缺，不断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王英检察官主要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视角，对讯问未成年人的制度设计问题进行了探讨。她指出，虽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已经设置了未成年人特别程序专章，但并未在讯问目的、手段、策略的运用上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予以区分，从而难以保证特别程序的特殊保护和教育理念在讯问未成年人的过程中得到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