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外语教育政策具有鲜明的“价值负载”属性。近年来，“立德树人”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分别引领了我国外语教育性质观和目的观的转型升级，“外语降温论”被逐渐化解，培养外语学科核心素养、加强国家外语能力建设成为我国外语教育的着力方向。随着语言理性的发展，以外语高考改革为突破口，我国开启了全方位的外语教育政策重构，推动了语言治理水平的提升。

关键词 外语教育政策 外语高考改革 “立德树人” “一带一路” 核心素养

外语教育政策是语言政策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践与研究均具有复合性。一方面，它与政治关系密切。语言政策规划作为一个学科，其诞生主要源于战后新兴“第三世界”国家的需要；然而很快被认识到的是，“发达世界”也面临类似问题，尤其是少数族群语言作为潜在民族主义的起点常常被看作民族国家面临的威胁。自1990年以来，西方国家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促进了语言政策规划与政治理论学科的“联姻”，以寻求语言方面的国家权威与公民权利的联结[1]。另一方面，它与教育关系密切。就基础教育而言，一个国家的语言政策可能“扭曲”学生在课程、深造等方面的教育需求，对少数族群学生更是如此[2]；就高等教育而言，语言除了作为教学媒介、知识存储方式、理论研究对象外，更是随全球化、知识经济等“语言密集型现象”的出现而具备了“高等教育政策描述者”功能[3]。

近年来，外语教育政策的“价值负载”属性受到重视，强调把外语教育政策放到具体、生动的社会背景中去考察。对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新近背景来说，“立德树人”和“一带一路”是最为核心的内容。“立德树人”理念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渊源，作为人生价值被后世推崇，其内在逻辑可以概括为“立德为上，树人为本”。2012年，“立德树人”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被确立为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一带一路”是新时期我国的重大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強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世界各国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对我国外语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因社会背景的不断变化，我国外语教育性质观、目的观开启了新一轮的转型升级，外语教育政策也在进行相应的重构。

一、“立德树人”与我国外语教育性质观的转型升级

外语教育性质观即人们对外语教育根本属性的看法，是外语教育的出发点。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一元论的“工具性”主宰了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及实践。世纪交替之际，受到“人文性”外语教育性质观的质疑和批评，强调外语教育不是工具性训练，而是对人的素质的教育，两观的交锋和妥协催生了的二元论“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外语教育性质观。自“立德树人”被确立为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以来，外语教育理念产生了相应变革，外语教育性质观出现了新的突破。

2014年，龚亚夫提出“立德树人的英语教育”理念，认为“我们须改变对于英语教育价值的认识……这种理念的转变，会对人们理解英语教育的目标产生重大变化……也为思考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和确定英语教学的目标、选择教学内容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将可能为英语教育开辟一条新途径”[5]。基于这一理念，其著作《英语教育新论：多元目标英语课程》详细阐述了包括社会文化目标、认知思维目标、语言交流目标等维度的多元目标英语教育价值体系与课程框架。“立德树人的英语教育”理念在甘肃省嘉峪关市酒钢三中等地的实践证明，教师在专业发展、学生在学业及人生发展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同时还有利于缩小东西部英语教育资源差距。

同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将“核心素养”纳入“着力推进关键领域和主要环节改革部分”，表示“教育部将组织研究提出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进一步明确各学段、各学科具体的育人目标和任务，完善高校和中小学课程教学有关标准”，要求“各级各类学校要从实际情况和学生特点出发，把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要求落实到各学科教学中”。在该政策文件的推动下，外语学科核心素养成为外语教育界热议的主题，外语是什么、外语课程是什么等涉及外语教育根本属性的问题得到进一步探索。

近年来，外语教育界提炼出包括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四个维度的外语学科核心素养结构图，并初步建构了基于外语学科核心素养的本土外语教学理论框架，包括“‘学得教学本质观、‘以人为本教学主体观、‘工具素养合一教学目的观和‘知行结合教学过程观”[6]。在实践方面，部分学校通过校本课程建设，进行了重构内容、重塑路径、重审标准等方面的探索，以求建构培养外语学科核心素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教学模式[7]。

二、“一带一路”与我国外语教育目的观的转型升级

外语教育目的观即人们对外语教育在实现社会及个体需要方面的看法，是外语教育的总目标。改革开放前，我国外语教育大多片面强调突出政治。改革开放后，淡化外语教育意识形态色彩的观点逐渐得到认可，转为强调外语教育目的主要是进行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国际交往，同时逐渐正视对学习者个性和特长发展的意义。但是，尽管外语教育日益受到重视，近年来有关“外语热”的争议却一度热烈，化解社会争议并明确发展方向成为我国外语教育面临的迫切问题。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被视为我国中长期外语教育的战略性目标。在我国因“外语热”争议而摇摆之际，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作为重大国家战略问世；2014年，中央制定《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2015年，国务院授权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6年，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在这样的背景下，“语言互通”作为不同国家和民族间交流、合作与竞争前提条件的作用得以彰显，我国中长期外语教育的战略性目标被重新聚焦，加强国家外语能力建设成为我国外语教育目的转型升级的方向。

多年来，我国外语教育规模巨大，但高级专业人才依然紧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外语教育必须瞄准国内外语言交流需求，统筹国内外语言生活，把握国内外语言生态，着力培养国际化复合型外语人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状况复杂，国家外语能力建设在战略导向上要向“走出去”转型，将外语能力建设作为国家“软实力”；在需求来源上要向“外向型”转型，积极应对“亚投行”运营、自贸区建设、海外投资、国际反恐等重点领域需求；在语种结构上要向“多元化”转型，加强非通用语人才培养；在人才质量上要向“专业型”转型，加强培养“一带一路”国家和区域、领域和行业研究专才[8]。

三、我国外语教育政策重构的举措

近年来，由于“立德树人”理念引领了我国外语教育性质观的转型升级、“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了我国外语教育目的观的转型升级，“外语降温论”被逐渐化解，我国外语教育朝向适应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的方向发展。为建立系统性、前瞻性的外语教育政策，以外语高考改革为突破口，我国开启了包括基础外语教育、高等外语教育在内的全方位外语教育政策重构。高考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以此为突破口来进行外语教育政策重构，一方面能够尽可能凝聚社会共识，另一方面能够牵动整个外语教育体系改革。

2013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布《2014-2016年高考招生改革框架方案》（征求意见稿），拟将高考英语分值由150分减至100分、一年两次社会化考试、成绩三年内有效。在“外语热”争议正烈之际，该征求意见稿引起了社会舆论沸腾，外语教育何去何从成为外语界、教育界甚至全社会关注的问题。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出台，外语高考改革作为国家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由国务院一锤定音：保持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科目不变、分值不变，外语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加强外语能力测评体系建设。随后，上海市和浙江省发布并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其他省（区、市）方案经教育部备案后在2016年陆续发布。值得一提的是，正式出台的《北京市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规定，高考外语科目仍为150分，扭转了其三年前征求意见稿的方向。

国务院统领的外语高考改革既是我国外语教育政策重构的重要部分，又是我国外语教育政策重构的重要保障。在这一条件下，为将外语学科核心素养纳入外语教育体系，各学段外语课程教学标准修订工作有序展开。在基础外语教育方面，2014年，教育部召开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修订工作启动会，普通高中外语课程标准修订工作随之启动，目前已形成征求意见稿，列入的外语学科核心素养包括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鉴于《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等政策文件自2012年秋季才启用，义务教育外语课程标准暂未组织修订。

高等外语教育包括大学外语教育和外语专业教育。在大学外语教育方面，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在2013年发布《上海市大学英语教学参考框架（试行）》，成为我国第一份以专门用途英语（尤其是学术英语）为属性定位的大学英语教育政策文件。同年，教育部发文成立2013-2017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托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牵头研制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随后，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启动研制《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含各分委员会）启动研制《高等学校外语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我国近年来外语教育性质观与目的观的转型升级在相关政策文本中得到体现，《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强调大学英语教育对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和学生发展需要的双重意义，突出培养学习者建立在语域使用基础之上的英语应用能力；《高等学校外语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强调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多层次、多类型的人才需求，突出外语类人才培养目标的多元化和培养规格的差异化。

从语言政策规划学科视角来看，语言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外语教育政策更是与政治和教育紧密关联，甚至牵涉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语言理性从属于政治理性，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体现。近年来我国社会对外语教育政策理解的深化，以及外语教育性质观、目的观的转型升级，是我国社会语言理性不断发展的表现。我国外语教育政策重构的新近举措一方面回应了我国社会语言理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将促进我国社会语言理性的发展。在“立德树人”和“一带一路”背景下全方位地重构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体现了我国语言治理水平的提升。新外语教育政策体系在服务于国家战略及个体发展方面的具体效果，以及新外语教育实践可能遇到的问題，则需要学界进行密切跟踪研究。

————————

参考文献

[1] Hamid，M.（Book Review） John E. Petrovic：A Post-Liberal Approach to Language Policy in Education[J].Language Policy，2016（2）.

[2] Muravyev，A.& O.Talavera.Can State Language Policies Distort Students Demand for Education？[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16（2）.

[3] Saarinen，T.Policy Is What Happens While Youre Busy Doing Something Else：Introduction to Special Issue on “Language” Indexing Higher Education Policy[J].Higher Education，2016.

[4] 郝成淼.多元论与外语教育：外语课程政策的困境及其超越[J].现代教育科学，2016（10）.

[5] 龚亚夫.教育目标多元化与基础英语教育改革——立德树人的英语教育[N].中国教育报，2014-04-24（09）.

[6] 陈艳君，刘德军.基于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本土英语教学理论建构研究[J].课程·教材·教法，2016（3）.

[7] 施丽华，朱旭彬，何小庆.基于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课程建设和实施[J].英语学习：教师版，2016（6）.

[8] 沈骑.“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战略转型[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

[作者：郝成淼（1981-），男，湖北建始人，宿迁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

【责任编辑 杨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