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2013年广西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立项项目“比较文学形象学视域下的美国华裔汤亭亭文学作品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Kl3LX521。

摘要：中外学者对汤亭亭的成名作《女勇士》研究颇多，尤其对它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是否具有真实性和代表性争辩不一。结合作者的创作初衷，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视角分析该书的中国女性形象，将发现汤亭亭塑造的中国女性形象既有她个人的幻象性特征，又有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文学性特质。

关键词：比较文学形象学；中国女性形象；女勇士

作者简介：蒙丽芳（1983-），女，桂林旅游学院外国语学院講师，硕士，专业特长：英美文学、语言与文化。

引言：

汤亭亭的《女勇士》以独特的叙述视角和写作手法，融合中国文化和异国形象吸引了众多西方读者。中外学者对《女勇士》在众多问题亦议论纷纭。争议的焦点为争辩该书塑造的中国形象是否具有真实性和代表性。根据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任何文学中的异国异族形象必是作者“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互动的结果。身为美国文化边缘人，《女勇士》的中国女性形象塑造是汤亭亭在“自我”主体困惑下的一种身份追寻。本文将结合作者的华裔女性身份，以比较文学形象学为指导，探讨汤亭亭塑造这些形象的目的，并解读《女勇士》的中国女性形象。

一、形象学视角下的中国形象

孟华教授认为，在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不再被看成是单纯对现实的复制式描写，而被放在了“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中来进行研究。汤亭亭从华裔美国人的视角在《女勇士》中塑造了一系列中国女性形象具有幻想性和文学性特征，因为这些形象既源于她对唐人街的观察和一些听来的中国故事，但又融合了个人的想象。该书以西方文化为主要背景，却描述了极具中国封建元素的中国形象，这一异国形象让中西读者都感到陌生。以美国华裔身份描述中国，汤亭亭虽不能全面概述，但却能让西方读者从某一视角窥视到中国文化。全书共五章，每章虽为独立故事，但又紧密相连。身为女性作家，汤亭亭把主人公都设计为既有性格差异又有共同特征中国女性，具有主观意向性。

二、失声女人：无名姑姑与月兰阿姨

无名姑姑和月兰阿姨是书中的“失声女人”。她们面对性别和封建文化的双重压迫逆来顺受，最终都成了封建制度的受害者。无名姑姑是作者父亲的妹妹，在新婚丈夫去了美国很久以后，她怀孕了。悲剧发生于她分娩那天，全村人洗劫了她娘家，而她在猪圈中分娩后抱着女婴跳井溺死。汤亭亭大胆猜想姑姑的真实故事，怀疑姑姑并非如家族和村民臆想那样，因为“旧中国的女人没有选择。”但她又想象或许姑姑就是一个为爱而勇敢的女性。总之，无名姑姑的行为打破了村庄的宁静，村民为正义严惩了她。但作者认为真正的教训不是姑姑如何死的，而是她为何被遗忘；真正的惩罚也不是被村民集体洗劫，而是被家人故意遗忘。“经过50年的疏忽之后，只有我一个人舍得为她破费纸张，虽然不是为她做纸房屋和纸衣服。”而这正是中国封建文化对女性的无情压迫和残酷惩罚。汤亭亭塑造了一个沉默失声的中国女性形象，她在面对自己的社会角色时失去了自我，却又拼死追求爱情和自我。一方面，人如其名，她的女性身份迫使她沉默、逆来顺受。在父权封建社会中，女人多是“失语症患者”，没有话语权。另一方面，姑姑却又敢于冒险、追求自由和真爱。作者用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字描述无名姑姑，打破了读者对传统中国女性的刻板印象。对作者而言，姑姑是特立独行的，与传统的中国女性不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女儿、妻子和母亲。她外柔内刚，任性而倔强，不仅勇于追求真爱和幸福，也用沉默和自杀的方式展现了她反抗的姿态。作者意识到每一个美国华裔女性都有可能成为“无名姑姑”，既没名字，又被家族和社会所以遗弃。

月兰阿姨是汤亭亭母亲的妹妹。她懦弱和依赖男人的本性使其成为封建制度和文化束缚下夹缝生存的边缘女性。她甘愿当二等公民：别人的妻子或母亲。她也习惯了压抑自我以求得别人的承认和一个狭小的生存空间。虽然丈夫已在美国另娶了年轻太太，但是月兰依然终于丈夫，她觉得丈夫给予的钱足以证明她从未被抛弃。但她的善解人意和沉默只能换来丈夫冷酷的言语，“你不该来这儿，你来这儿是个错误。你无法适应，你驾驭不了这里的生活，我一切都重新开始了。”自此，月兰阿姨精神崩溃，最后落得独自在精神病医院死去的下场。这是一个软弱、沉默和逆来顺受的中国女性形象，她在旧中国封建制度和文化的毒害下成为了边缘人。其可悲之处在于她从未有自己的思想和自我，她拼命做好别人给予的角色，却仍被社会和丈夫无情的抛弃。汤亭亭意识到在白人文化和男性为主体的美国社会中，美国华裔女性成了边缘化的“他者”，任何软弱和退缩都会导致不幸和自我毁灭。

三、女勇士：花木兰与勇兰

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文化的过程中，往往会被改编。花木兰在《女勇士》中被改编后呈现给了美国读者。她是汤亭亭模仿的偶像，因此该书用第一人称叙述并描述了花木兰潇洒自我、不受束缚的性格特点，也展现了一个中国女性如何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花木兰自七岁便接受成为女将领的训练，时机成熟后女扮男装率领一支全部是男人的军队去对抗堕落腐化的地主和皇帝，战后，她又回到家乡成为别人的妻子和母亲。故事改编后不仅把作者的英雄主义、价值观和自我意识表露无疑，也折射出她期盼从繁重家务和父母的管束中得以解脱。花木兰形象的塑造过程也是作者追寻自我的历程，揭示出她对美国华裔女性的最高期望和最美结局：既能成就一番大业，成为女英雄，又能处理好人际关系，成为贤妻良母。一方面，花木兰能完成家族使命，既被社会主流文化所认可，还能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她能追求并实现自己的理想，既摆脱了性别歧视，也能像男人那样去战场杀敌。这既是一个理想的女性形象，也是一个美国华裔女英雄形象，她既有女性主体意识，又有种族意识。这一形象的塑造让作者意识到自己的武器就是文字，即用文字表达对美国华裔女性的最高期望和梦想。

第三章讲述的是汤亭亭母亲勇兰的故事，塑造了现实版的花木兰形象。勇兰像花木兰那样，在追求自我和不断突破自我的道路上发现了自我价值，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她用智慧、才华和毅力成为一个杰出的乡村医生，后来又追随丈夫来到美国，这都违背了当时旧文化对女人的要求和准则。她敢于向命运挑战的精神、积极的人生观及其信仰使她成为家庭的灵魂人物和现实社会中的女勇士。作者对勇兰形象的塑造著重描述了她在自我转变过程中所经历的困惑、挫折和沮丧，突出了她对旧社会的强大反抗精神——她总是拒绝屈服并勇敢地摆脱强加在妇女身上的各种枷锁。母亲勇兰拥有强大的毅力和决心，是一位勇敢独立、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中国女性，她取得的成就获得了作者的尊敬和钦佩。这一形象的塑造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传统女性的刻板印象，即无知、没有主见和盲目顺从的二等公民印象。

四、女歌者：蔡琰与“我”

蔡琰是蔡邕的女儿，20岁时被南匈奴在袭击中擒获，之后与南匈奴人相处12年并生下两个小孩。在这孤独的12年，蔡琰无法用语言跟他人沟通，包括自己的小孩，因为他们也不会说汉语，只能偶尔像唱歌那样模仿一些词语。直到有一天，蔡琰被一阵尖细凌厉的笛声打断思绪并深深吸引住，她忍不住为这南匈奴人吹的笛声配上了汉语的歌词并唱了出来，这也就有了流传至今的《胡笳十八拍》，现如今已被汉人用自己的乐器伴唱这首歌。蔡琰创造出新的音乐，一方面能让她在异域他乡表明自己的汉人身份，另一方面又能让南匈奴人听懂，达到沟通的目的，这就是成功的跨文化交流。汤亭亭用蔡琰的故事作为该书的结局是精心安排的，因为女诗人蔡琰对于叙述者“我”而言意义重大。由于同样背负着双重文化背景，可以说蔡琰面临的困境也正是美国华裔所要面临的困境。蔡琰在文学和创作上都给予汤亭亭榜样的作用，她让作者明白自己的武器就是文字，此外，她的背井离乡和时刻想回到故乡的心情也揭示了汤亭亭的真实内心。汤亭亭试图学习蔡琰这位中国古代文字女勇士把自己的孤独感、被放逐感转换成文字。

根据形象学理论，任何他者形象的塑造都是为了更好的反映自我。由于说话口吃，“我”在学校里被同学嘲笑。在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文化歧视的多重重压之下，“我”选择闭上嘴巴把自己的个性完全隐藏起来，用沉默来逃避现实，但又反抗了现实。“我”能理解无名姑姑，因为在美国，“我”也是一个无名女子。汤亭亭从小接受美国教育并拥有美国国籍，可以说是个地道的美国人，从这一角度而言，她向美国读者介绍了一个完全“他者”形象的中国。《女勇士》最后塑造的一位中国女性形象就是叙述者“我”，她是一位美国华裔女性形象，不仅具有女权主义思想和精神并集书中所有中国女性形象特征于一身。童年时期，由于双重文化背景，汤亭亭觉得自己既不属于西方文化世界，也不属于东方中国文化世界，备受“失语症”的痛苦。花木兰的故事让她意识到必须在现实中抗争，而蔡琰的故事让她在理想和现实的夹缝中找到自我并用文字表达自己。唐人街和中国传统文化让汤亭亭获得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并获得创作灵感和想象空间。她意识到必须要消除中西文化问的障碍才能被两种文化所接纳，如此才能够成为一个中国人或者美国人。“我的失语症”是中西文化矛盾不可调和的极端表现。作者像一个勇士那样拿起文字来消除两种文化问的隔阂，试图成为美国社会和祖国文化都认可的女英雄。

结语：

从比较文学形象学来看，《女勇士》书中描述的六位中国女性形象是汤亭亭在“自我”主体困惑下的一种身份追寻，她用美国华裔女性文化边缘人的身份对中国他者形象进行塑造，融合了个人的想象和美国文化的影响，具有幻想性和文学性特征。在塑造这些异国形象时，作者把所了解的中西文化融为一体成为故事背景，让读者了解其生存困境以及如何追寻自我和理想的过程。作者通过塑造这些中国女性形象表达了对自己、对美国华裔女性的最高期待，即成为富有现代意识、具有反抗精神、独立而有自尊的现代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