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治理视域下多元档案管理权力主体的功能定位新探》的质疑
2017-08-10瞿静
档案管理 2017年4期
瞿静
摘 要:梳理了“档案权力”“档案管理权力”“档案行政管理权力”三个概念,认为它们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在社会治理视域下档案行政管理主体的功能定位以及一定的“档案行政管理权力”让渡社会组织才是应当研究探讨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社会治理;档案管理权力;档案行政管理权力;社会组织;公民
2016年第4期《档案管理》发表了唐一芝的《社会治理视域下多元档案管理权力主体的功能定位新探》一文(以下简称《唐文》),文中探讨社会治理视域下,档案管理的权力主体发生的转变及其功能定位,认为:“国家、社会组织与公民是新形势下的权力主体,三者通过协商合作共同承担档案管理事务。其中,国家对档案的控制权力减弱,引导社会组织与公民参与档案管理;社会组织地位逐步凸显,承担部分国家档案管理事务;公民个人权利提升,积极表达自身利益需求。”[1]《唐文》的观点紧跟国家改革方向的前沿,立意也有些创新,但是,纵观全文,其观点的一些依据却存在概念不清、乱点职能等问题,值得商榷。
1 概念不清
《唐文》探讨了“多元化的档案管理权力主体”,认为“社会治理视角下,档案权力主体由单一的国家增加至国家、社会组织与公民三类。由此,打破了国家垄断档案信息的格局,将更多非政府机构及广泛的公民个人纳入档案事业的建设中来,以群体性的力量推动档案學的发展”,“国家依旧是档案管理权力主体中最为重要的一类,其包括各级各类党政机关,以及收集、整理、保管这类机关文件的各级各类综合国家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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