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耕

韦伯在中国思想界三十年的历程中占有很特殊的地位。《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翻译和出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不间断地滋养着大学和学界，相当深刻地影响了几代学者进入西学、认识西方的过程。今天，这本书开启的对韦伯思想理路的讨论并没有随着大量专门研究的展开而衰弱，而在中国学者身上获得了一些更为关键的动力。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当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韦伯研究的核心的关注，首先是西方世界自身的样态的问题。韦伯对西方古代以降的核心命题的检讨，如资本主义的兴起、新教教派的影响、现代国家与暴力、官僚制等等，首先是改变了西方思想认识自身传统的局面。作为西方或者欧洲文明之子的韦伯，其研究的基础，却是在相当程度上将所谓的“母文化”陌生化的结果。

前辈学者如苏国勋等在最早引介韦伯的时候就敏锐地注意到韦伯思想的“文明母体”学说体现在他的“世界宗教”学说， 即“世界宗教”的伦理理性化学说中。与此同时，韦伯学说中另一个深具世界历史色彩的是他的支配社会学的学说。作为韦伯“经济与社会”写作计划中篇幅最大的部分之一，支配社会学以支配行动的结构，而不是经典政治学或法学中的“政治人格”团体作为分析政治的基本入手点，对世界主要文明中背负不同政治意志和行动能力的行动者进行了精当的分析。“支配”，或者说支配者、被支配者和行政者之间的关系，极深地改变了我们理解政治中“规范性”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