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祎楠

如何面对自身的传统，这是任何政治文明都必须思考的问题。研究者在描述和分析“传统”时，其头脑中必然蕴含着某些思考范式。这样的范式通过作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显现出来，并影响了其对传统与现实关系的判断。通过对具体研究的分析，本文希望说明，范式的转化将可能激活我们对传统的认识，并可以将我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植根于更加宽广而深厚的理论之中。

在我们介绍的第一种思考范式中，研究者的头脑中预先构想一个理想中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型，而将传统视为与此理想型相对照的反面类型。比如，日本京都学派学者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就构造出中国历史的“近世”时期。他们认为，这个时期从宋代开始，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其国家运行的基本逻辑就是“君主独裁”。这一体制的特点在于君主将行政事务置于自己直接控制之下，没有了贵族的制约，君主直接统治全体臣民，成为绝对权力的主体。依靠科举而产生的精英士大夫阶层可以不依赖王朝更替而持续保持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持续影响力。在这样的框架下，宋之后国家与社会关系被化约成有关君主、士大夫、平民和官吏之间固定不变的关系。持这一看法的学者将从君主专制走向现代民主制国家视为理想的政治发展模式。而中国“自宋代至明清一直停留在有如欧洲的旧体制阶段”（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传统中国成为对照于那个理想政治发展模型的停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