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隽

对现代中国之语境而言，传教士的思想史地位是在逐渐淡化的。而卫礼贤与辜鸿铭的位置与时代，恰恰调了过儿，在辜鸿铭归国的年代里，传教士仍占据西学传播的主导话语权；而当卫礼贤来华的岁月中，正是传教士要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与留学生完成交接的转折关头。所以，讨论辜鸿铭与卫礼贤的交谊，在某种意义上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另类的佐证，即早期留德学人已卓然自立，而且在这种跨文明对话中具有非常高的思想史价值。

辜鸿铭（一八五七至一九二八，Hung BengKaw），福建厦门人，名汤生，字鸿铭，年长于卫礼贤十六岁，近乎一代人。但他归国之时，在一八八五年（清光绪十一年），年二十八岁，当其时也，正是中法战争之时，他入（后长期任职于）张之洞幕府，任总督衙门洋文案。十四年后（一八九九年），做传教士的卫礼贤（Wilhelm Richard，1873-1930）来华，年二十六岁。虽然来到中国的年龄相若，可面临的时代语境却大不相同。一八八五年时，虽然有中法战争，可大清国毕竟国势仍在，甚至至少自以为在亚洲国家中仍居龙头地位；一八九九年时，已在甲午战败之后，且辛丑之辱即将发生。可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是作为异乡华侨的辜鸿铭，还是异国教士的卫礼贤，都对此面临苦难的中华大地“不离不弃”，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和陪同这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共同走过那段艰难岁月。他们身上所体现的精神，真的可谓近乎一种“圣贤精神”，可称之“贤哲别东西，思澄终归一”。……